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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宴与文人的禅悦之乐

2016年06月23日 08:29:46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佚名 浏览数:445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茶宴,是以茶为载体的欢宴聚会。在现今可见的文字资料中,以茶宴饮聚会的活动,除称茶宴外,又有茗宴、茶筵、茶会、会茶者,皆有之。

茶兴于唐。中唐时,茶业与茶文化俱大兴,茶神陆羽写出了《茶经》之作,诗人们作“茶道”之诗,而茶宴,也在此时开始出现,出现于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

茶宴的出现,大抵与唐代的宴饮会食之风习制度、文人游历之风、蕃镇使府文职僚佐征辟制度,以及寺庙留住文人士子的习惯相关。文人之间,以及文士与僧道之间的筵宴聚会大为增多。一般筵宴当以酒饮为多,然而茶文化的兴盛,使得以茶为题为载体的聚饮,也逐渐加多,渐渐地形成“茶宴”新文化现象。

代宗大历中后期茶宴初兴,主要流行在浙东、浙西地区(唐时浙西包括今江苏南部的苏州、镇江等地区),主要见行于文人士夫雅集聚饮,茶宴赋诗,尤以联句(又称联唱)为多。其中有茶宴联唱,并在茶宴联唱诗中表达“禅悟之趣”。

现今可见最早明确题为“茶宴”的聚会,是大历年间严维、吕渭(734~800)等人在越州云门寺举行的两次茶宴,并有联句诗传世,其一《松花坛茶宴联句》,其二《云门寺小溪茶宴怀院中诸公》,通篇都是“禅悟之趣”。如《松花坛茶宴联句》中的诗句“焚香忘世虑,啜茗长幽情”,《云门寺小溪茶宴怀院中诸公》中的诗句“黄粱谁共饭,香茗忆同煎”、“暂与真僧对,遥知静者便”。

浙东诗坛联唱以及茶宴活动,因了茶神陆羽传至浙西湖州。陆羽曾经在大历八年至十二年(773~777)与以颜真卿为中心的文人圈泛舟湖上,饮茶赏月,吟诗联句,如与颜真卿、皇甫曾、皎然的《七言重联句》中皇甫曾诗句:“诗书宛似陪康乐,少长还同宴永和。夜酌此时看碾玉,晨趋几日重鸣珂。”诗题虽未言饮茶,而“夜酌此时看碾玉”句则已表明。而从颜真卿、陆士修、张荐、崔万、皎然诸人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则可以看到以茶为题的宴饮聚会情形。

大约在大历中后期的774~779年间,地方官诗人李嘉佑曾在京口招隠寺以茶宴送人,并赋诗《秋晩招隠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吴兴人),还写有《与赵莒茶宴》;德宗至宪宗时人吕温(774~813)曾写有《三月三日茶宴序》,等等。

在浙东浙西诗人群茶宴联句中,都可以看到以茶悟禅修道的初期身影:“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焚香忘世虑,啜茗长幽情。”可以说它们是兼具文人化和世俗化特征的禅茶文化,与世俗传统文化互相促进发展的契机。

清 金廷标《品全图》

茶宴出现在丛林生活中的另一个契机,是唐五代时帝王在礼遇名僧时对茶宴的应用。云门文偃(864~949)曾举寿州良遂参礼蒲州麻谷山宝彻禅师公案,其中记道:“自后良遂归京,辞皇帝及左右街大师大德,再三相留。茶筵次,良遂云:诸人知处良遂总知,良遂知处诸人不知。”宝彻禅师是马祖道一法嗣,良遂是再传弟子,所以这里所记应当是晚唐的皇帝。为留良遂而办茶筵。《宗门拈古彚集》记南唐李后主在请僧问话讲法时,曾有曰:“寡人来日置茶筵,请二僧重新问话。”帝王设茶宴待僧,可见茶宴之礼的隆重。

而到五代时,已可见禅寺中有了茶筵:“升州清凉院文益禅师,余杭人也。……至临川,州牧请住崇寿院。初开堂,日中坐茶筵未起,四众先围绕法座。”(《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四)

法眼文益(885~958)禅师,是法眼宗的创始人。后唐清泰二年(935),文益应抚州府州牧的邀请,在临州崇寿院弘扬佛法。晚年深受南唐烈祖李昪的敬重,先后在金陵(今江苏南京)报恩禅院、清凉寺开堂接众。文益在金陵三坐道场,四方僧俗竞相归之。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文益圆寂,享74岁。葬江宁县无相塔。谥号“大法眼禅师”。文益在临川崇寿院初开堂升座讲法之先,寺中茶筵,可见其初法的隆重。

入宋,更是僧俗两界茶宴盛行。

传宋刘松年《撵茶图》(局部)

宋政府在给地方官员所发的俸禄中,曾特别给那些还没有发放公使钱的地方官们派发“茶宴钱”:“淳化元年九月,诏:诸州军监县无公使处,遇诞降节给茶宴钱,节度州百千,防团刺史州五十千,监三泉、县三十千,岭南州军以幕府州县官权知州十千。” 

宋代的公使钱,又称公用钱,是在正常经费外给地方各级政府主管官员的特别费用,用为宴请及馈送过往官员费用,相当于现在的招待费,钱的数目视官品之高下而定。“茶宴钱”能成为公使钱的特别名目,可见“茶宴”施行之广泛。

而在禅门之内、信众之间,茶宴之施设,也是很为常见。而茶筵之设,大抵为显礼遇隆重,多为预升座讲法之备。如《明觉禅师语录》记明觉禅师雪窦重显(980~1052)所到之处僧俗两界多有茶筵之设。雪窦重显是云门文偃下三世,是宋代文字禅的著名代表人物,宋代文字禅以颂古、拈古、代语、别语等为重要表达形式,《雪窦显和尚颂古》是著名的颂古著作之一。重显幼年旧友曾会于天禧(1017~1021)年间任池州知州,因重显之言而得立即省悟。在重显打算游历浙江诸地时,曾会建议他到杭州灵隐寺,并给当寺住持珊禅师写了一封推荐信。重显到灵隐寺,却没向住持出示曾会的推荐信,在僧众中修持三年。后来曾会奉使浙西,竟然在灵隐寺上千普通禅僧中才查找到他,深表敬重。经曾会推荐,苏州吴江太湖翠峰禅寺迎请重显前往担任住持近三年。后来宋仁宗天圣初年(1023),曾会出知明州,迎请重显赴任雪窦山资圣寺住持,共29年。远近禅僧前来参谒和受法者日多,《禅林僧宝传·重显传》称:“宗风大振,天下龙蟠凤逸衲子争集座下,号云门中兴。”重显在灵隐,经秀州,至越州时,各地皆有茶筵之设,请其升座说法:

师在灵隐,诸院尊宿,茶筵日,众请升座。

师到秀州,百万道者备茶筵请升堂。

越州檀越备茶筵,请师升座。

而若不参加别人专为设办的茶宴,则要写专门的回复,如契嵩的《退金山荼筵(回答)》:“某启:适早监寺至辱笺命,就所栖以预精馔,意爱之勤,岂可言谕乃尽诚素。某虽不善与人交,岂敢以今日之事自亏节义,无烦相外清集,方当大暑,告且为罢之书。谨令人回纳。伏冀慈照。”

在僧史文献、评唱讲古方面,比之原来僧史灯录著作,多出一些设茶、饮茶的记载来,如《天圣广灯录》卷第十二“镇州三圣院慧然禅师”条下,记曰:“师辞仰山,仰山将拂子与师。师云:某甲有师在。仰山云:是谁?师云:河北临济和尚。仰山云:老僧罪过,少留一两日,备茶筵相送。”是《景德传灯录》卷十五“镇州三圣院慧然禅师”条内所没有的内容。又如佛果圜悟禅师(1063~1135)《碧岩录》卷第五记“投子一日为赵州置茶筵相待”、《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记“(投)子置茶筵相待(赵州)”,都是北宋道原所撰《景德传灯录》卷十五“舒州投子山大同禅师”条下原本所没有的内容。

传宋人 《十八学士图轴》(局部)

然而,在宋时僧人所编的几部清规中,却一般不见“茶宴”之名,这亦可以从当时和尚的语录中窥见些消息。如《虚堂和尚语录》卷第三记虚堂智愚和尚(1183~1269)举米胡访王常侍公案。虚堂智愚,号虚堂,俗姓陈,四明象山人。16岁依近邑之普明寺僧师蕴出家,先后在多处修行、住持。度宗咸淳元年(1265)秋,奉御旨迁径山兴圣万寿寺。《虚堂和尚语录》共10卷,为临济宗的重要语录。虚堂智愚是活跃于南宋时代的一位高僧,许多日本僧人也拜在其门下。

米胡访王常侍,值判事次,常侍才见,举笔示之。胡云:还判得虚空么?侍掷笔归宅堂。米胡致疑。次日凭华严置茶设问。米胡和尚:有何言句,不得相见?侍云:狮子咬人,韩卢逐块。米胡闻得,出来大笑云:我会也。侍云:试道看。胡云:请常侍举。侍乃举起一只箸。胡云:野狐精。侍云:者汉彻也。师云:米胡当时才见举笔,便入客位。管取为席上之珍。

前言“置茶”,后言“茶筵”,可见在宋僧那里,禅院设茶,即同“茶筵”。若以此观点,看宋时清规中的“煎点”,大致可以认为等同于“茶筵”了。宗赜崇宁二年(1103)时所著《禅苑清规》,言茶之“煎点”时,并不言及茶筵,然而在《众中特为尊长煎点》项下有言:“言句威仪诸事,并如特为堂头煎点之法。但末后礼拜起,近前问讯罢,却于筵外触礼三拜,陈谢相伴人。”可见煎点茶汤之礼,实即是茶筵。

其实在中唐以后的唐宋时期,茶宴是一种较常见的存在,既是文人士夫聚会宴饮的文化生活现象,也是丛林禅僧聚集传灯讲法参禅悟道的一种形式,也是文人士夫与老庄之徒交往中的一种形式,也是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现象。而丛林茶宴与文人士夫的茶宴,互有影响,互有交集,也可谓是三教合流的历史文化潮流中的一个具体现象,也是中国茶宴文化的特点。

文人士夫充满禅悦禅趣的茶宴,是丛林之外禅茶的历史基础。发展至北宋,茶宴之礼在丛林中日益重要,广泛实施,最终在清规中备载丛林茶汤盛礼,形成实质上的中国禅茶文化。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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