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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笔的形制对书法风格的影响

2015年05月12日 05:37:53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佚名 浏览数:379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毛笔形制的流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战国时期以前制笔的工艺比较简单;汉朝工具有了进步;六朝到唐以缠纸法为主;宋元明以后主要为散卓法。

        毛笔的形制一直处于不断变化和完善的过程中。形制的演变对于书体发展以及书风的影响较大,研究毛笔形制对于研究书法史、书画鉴定以及创作风格有重要的意义。马叙伦提出:“余觉古人所用之笔极须研究。魏碑中有许多笔法,以今笔试之不得......水兴堂制者,色近狼毫,而柔过之,用之亦使转如意。凡晋魏名迹中许多笔法及姿态,皆可自然得之。故知有不关笔法而实笔使之然者。”文章中便强调了研究古代毛笔形制对于书法创作的重要性。

        一、“柳骨”与“出锋须长”

        1.柳公权“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的革新口号

        关于柳公权与毛笔,历史上有两段记载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段文字载于宋代《文房四谱》,此书距离唐代时间不远,应当可信。

        宣城世传宣州陈氏世能作笔,家传右军与其祖求笔帖,后子孙犹能作笔。至唐柳公权求笔于宣城,先与二管语其子曰:“柳学士如能书,当留此笔,不尔,如退还,即可以常笔与之。”未几,柳以为不入用,别求,遂与常笔。陈云:“先与者二笔非右军不能用,柳信与之远矣。”
        王羲之的书法多为行草书,以韵见长,变化无穷,而柳公权的书法多为楷书,以法见长,瘦劲工整。由于书体、书风的差异,柳公权自然不习惯王羲之用过的笔,其中形制的差异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这段文字对于柳明显带有一定的贬意,意即柳不如王。当然,也不排除是宣城笔工的一种说辞。有学者认为宣城陈氏以造传统短锋劲毫闻名于世,从家藏右军帖到仿制右军笔,已有挟古人以自重的意味,说柳公权不能用,则是贬彼以褒此的自夸心理。尽管如此,这段话的大意与下文柳公权择笔“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取管不在大,副切须齐”的主张是一致的。柳公权批评当时有些毛笔“出锋太短”“过于劲硬”等,这种批评确实是有的放矢。柳公权要求出锋要长,也就是缩短纳入管中的笔毛部分并解放缠纸束缚的部分。笔头长,用笔则能收放自如,不至于转折僵硬,行墨也不容易干枯。他还要求笔毛要细,这是对唐以前惯用粗壮的紫毫的挑战,影响非同小可。日人大村西崖称笔锋之长者,自柳公始,就是这个道理。

        2.“颜筋”变“柳骨”——工具差异

        颜真卿楷书具有篆籀之气,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有“颜筋”之誉,如《颜勤礼碑》《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碑》等,这些当是鸡距笔的典范作品。

        柳公权学颜,然后创新出柳体,与他所选择的长锋毛笔有较大关系。如上所述,柳公权喜欢用锋长、毛细、管小的毛笔。相对于短锋笔,这种毛笔更容易表现出瘦劲的线条,而且可以较为自由地表现出笔画起讫处的修饰笔触。如柳公权楷书起笔、折笔处的装饰效果,似乎与长锋笔的表现力有关系。《玄秘塔碑》用笔挺劲、瘦硬而舒展,正是长锋笔游刃有余的体现。《神策军碑》是柳书的代表作之一,用笔方圆兼备、“洪润自如”。周必大曾评柳公权《赤箭帖》称:“颜筋柳骨,古有成说。公权《赤箭帖》,字瘦而不骨露,沉着痛快。” 评价颇高,瘦而不露骨, 正是柳公权要求“毛细”以求“点画无失”的择笔表现。王世贞云:“柳法遒媚劲健,与颜司徒媲美。”“媚”字恰恰点出柳公权所用长锋软笔(与鸡距笔相比较而言)的特点。

        就行书而言,颜真卿的《祭侄稿》等为鸡距笔所书,渴笔、枯笔较多,这与短而秃的硬毫笔很有关系。柳公权的《蒙诏帖》当为长锋笔所书,用笔刚柔兼济,以柔驭刚。《祭侄稿》以铺毫为主,用笔劲挺而硬拙,收笔处笔触多露出贼毛,如“郡”“在”“叔”“年”“每”等字,这正是顿笔时相对独立的副毫与笔心分开所造成的。《蒙诏帖》以敛锋为主,用笔婉曲生动,硬拙少,用墨润湿,枯笔少,游丝连带,能粗能细, 提按自如。收笔少开叉的毛锋,圆润而细腻,        如“林”“冷”“幸” 等字,这是长锋细毛笔的特点。此帖用笔粗细对比强烈,在仅有的二十多字里能表现出如此丰富的提按变化,无疑得益于长锋笔的表现力。

        二、蔡襄“以散笔作草书,自成一家”

        蔡襄工正、行、草、隶书,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宋史?列传》称他:“襄工于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苏东坡说:“君谟天资既高,学识亦至,当为本朝第一。”

        宋初散卓笔的兴盛为写意书风的形成提供了工具基础。蔡襄的行草书便是散卓笔的典型产物。沈括说蔡襄“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散笔,即散卓笔。散卓笔解放了有心笔缠纸的约束,具有锋长的特点,提按相对自由多了。刚刚兴盛起来的散卓笔大多数制作水平低下。蔡襄说:“今世笔例皆锋长难使,比至锋锐少损,已秃不中使矣。”可见,散卓技术在宋代仍然处于发展阶段,许多笔工还没有完全掌握它的制作技巧。其中,包括散扎时衬毛的层次及衬毛的用量等问题都不容易处理。如果衬毛不得当,锋锐稍稍磨损,笔头就容易变秃。当然,也有制作散卓笔的高手,如诸葛高、许、房用等。蔡襄称:“宣州诸葛高造鼠须散卓及长心笔绝佳,常州许所造二品亦不减之。”相比短锋笔,蔡襄更喜欢长锋散卓笔,笔心与副毫出锋齐整而劲健,如蔡襄所说:“房用之笔果可用,锋齐劲健。”

        沈括为何要专门把蔡襄作散草提出来呢?原因在于蔡襄利用散卓笔创造了“散草书风”,别具新意。据沈括记载,这种“散草”兼有章草和飞白书的特点。蔡襄在谈散草书写时曾自豪地说:“每落笔为飞草书,但觉烟云龙蛇,随手运转,奔腾上下, 殊可骇也。静而观之,神情欢欣,可喜耳。”的确,散卓笔锋长而且笔身不缠纸,因此提按、顿挫都非常自由,很适合纵横挥洒。因此,蔡襄能利用散卓笔随手运转,上下飞腾,毫无窒碍之感。

        蔡襄的散草作品《陶生帖》中有云:“襄:示及新记,当非陶生手,然亦可佳。笔颇精,河南公书非散卓不可为,昔尝惠两管者,大佳物,今尚使之也。”蒋维锬认为札中之“河南公”是指唐书家褚遂良。此说有误。在此,河南公当为宋绶,帖中提到的送笔给蔡襄的人可能是宋绶。宋绶笔札精妙,仁宗皇帝多取其书作藏于宫城。倾朝都学宋绶,号为“朝体”,可见其影响之大。蔡襄与他为同龄人,完全有可能互相往来。

        《陶生帖》婉转有致,提按自如,一气呵成。与唐代贺知章有心笔所书《孝经》相比较,蔡襄用笔重顿处不见笔心、副毫散开的痕迹,圆润饱满。蔡襄《陶生帖》转笔匀称,而《孝经》用副毫的笔触非常明显,转笔时常见笔触突然增大增肥,墨色浓淡分明。蔡襄折笔裹锋自然,不见笔心与副毫分离的失控现象,这与蔡襄创立的散草与新兴散卓笔的运用颇有关系。《思咏》和《虹县》二帖风格类似,也为散卓笔所书。总之,蔡氏的飞草“自成一家”与工具的运用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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