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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桐城中兴”的主要推手

2016年09月07日 12:58:14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曾光光 浏览数:328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曾国藩:“桐城中兴”的主要推手

曾国藩(资料图)

作者简介:曾光光,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曾国藩的身上有很多的身份,他不仅是湘军统帅、“同治中兴”的名臣,还是清代理学大师、“桐城中兴”的领袖。本文的重点在探讨曾国藩中兴桐城的缘由:一是探究嘉道时期桐城派所以处于发展低谷的缘由;二是探讨曾国藩的文学思想、学术思想与晚清桐城派的契合之处;三是探讨曾国藩中兴桐城的内在缘由;四是研究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的理论改造。笔者以为,曾国藩中兴桐城的主要目标有二:一是传播程朱“义理”;二是宣传洋务。军事力量是一种强硬手段,可以将民众叛乱一时镇压下去。要维持朝廷的长久、平稳的统治,还是在得“人心”, 熟知传统文化的曾国藩显然深谙此道。文学与学术是维持“人心”最好的载体,坚守程朱“义理”的桐城派作为其时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是传播“义理”、维系人心最好的渠道,这是曾国藩中兴桐城的最重要缘由。主张文章“与世变相因”的曾国藩既然还意在借桐城派古文兴洋务,就不会泥桐城派之古,而是力图将洋务思想的新鲜血液注入晚清桐城派已趋衰弱不振的体内,使它能承担起宣传洋务的重任。曾氏围绕洋务的需要而对桐城派的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从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曾国藩对桐城派的这一番改造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故当他举起桐城派旗帜时,众多士子聚集到他的麾下,桐城派作为纯粹的文学派别也一变为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学派别并在晚清的文学、学术、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派别。康乾时期是桐城派从初创到兴盛的阶段。方苞为桐城派鼻祖,他首举“义法”说,以文道兼备、清淡雅洁的散文步入文坛。刘大櫆则主要从文学的维度,归纳出以“神气”为中心的古文创作理论,使桐城派作为一个散文流派的特征更加彰显。姚鼐在方苞、刘大櫆文论的基础上提出“义理、文章、考证”三事合一的主张,确立了“阴阳刚柔”的古文风格论,并具体提出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古文创作理论,至此,桐城派古文理论得以大备。近人钱基博曾说:“让清中叶,桐城姚鼐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方苞之门人刘大櫆,又以方氏续明之归氏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唐宋八家,刘氏嗣之;推究阃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此所谓桐城派者。” 姚鼐的后半生致力于书院讲学达四十年之久,这对扩大桐城派的堂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姚鼐一生门徒众多,名徒辈出,其中最为著名者为“姚门四子”。姚鼐去世时是嘉庆二十年(1815),清朝此时业已失去鼎盛时期的气象,内外交患的阴影已经笼罩在清王朝的上空。与清朝的国运想因应,桐城派传到姚门弟子时,出现了衰落的迹象。随着梅曾亮、姚莹等姚门高足的相继去世,桐城派更有趋于衰敝之势。

桐城派在19世纪中叶趋于衰落,首先与姚鼐弟子政治地位不高的现实状况有极大的关系。在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的传统社会,一个文派在所处时代的影响往往与这个学派代表人物的政治地位高低成正比。一个文派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地位越高,往往会使本人及文派拥有较高的文化影响力。桐城派在其前期的巨大影响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与方苞、姚鼐较高的政治地位、文化地位有关。方苞在《南山集》案后,因祸得福,其后半生,备受恩宠,官运亨通,曾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四年(1739),方苞所选制义(八股文)以《钦定四书文》标名颁行,使方苞之文几乎成为渴求科举晋升之士的楷模。姚鼐“历充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所得多名士”的经历, 也使姚鼐及桐城派古文成为众多士子推崇的对象。但姚鼐的众多高足与先辈相较则黯然失色了许多。方东树先后应乡试十次不果,五十岁后绝意不试,一生以教书卖文为生。刘开虽早有文名,但他科场困顿,“以秀才终”, 年仅40即卒。管同则至45岁时方中举,一生“孤贫于世事,迹无可述”。 姚莹与梅曾亮则相对幸运许多,姚莹虽25岁即中进士,但官运不亨通,在江苏、福建等地任知县近30年,至58岁始升为台湾道,加之其任官之地多偏在一隅,在文学上的影响不是很大。 梅曾亮36岁中进士,官户部郎中近20年。作为当时唯一在京的姚门高足,梅曾亮成为京师治古文者访求的对象。“京师治古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当是时,管同已前逝,曾亮最为大师。” 梅氏俨然成为桐城派领袖。但梅曾亮与桐城派三祖相比就逊色多了:首先,他虽然提倡“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但在他的创作中并没有体现出多少现实内容,就思想性而论,还不及刘开、管同。 其次,梅氏专注于“笔墨”,“向于性理微妙,未尝窥涉,稍知者,独文字耳”。 对学术的无兴趣缩小了他的影响面。 梅曾亮尝言:“我寄闲官十九年,人世烟云谈笑过”。 久居闲职,使梅氏对官场渐生厌意,终于在道光二十年(1850)辞官回到老家江苏上元(今南京),在以官位为重的社会里,梅氏不高的政治地位,且久居闲职,不免会弱化桐城派的影响力。

从总体上看,嘉道时期,桐城派的基本构成是舞文弄墨的书斋文人,远离社会政治、现实的状况使他们的言论在讲求实际的经世致用大潮中显得有些隔靴搔痒,他们的雅淡之音与魏源、龚自珍等人的振世之音相比显得相形见绌了。

社会巨变极大地影响着文人士子的心态,心态的变化不仅使古文家内心充满乱世将临的焦灼,对成就伟业的渴望,也推动着作家注意重点与风格的变化。从整个中国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一般来说,社会面临巨大变故的时代,诗文多雄直之气。鸦片战争前后的国家危机使文人士子无暇浅呤低唱,文坛笼罩着一片燕赵悲歌、杜鹃啼血式的悲凉慷慨之气;经世致用的大潮也推动着文人学士将笔触指向现实。鸦片战争前后引领文坛风骚的多为“开张王霸,指陈要最”的“豪杰之文”。 正是源于此,桐城派在鸦片战争前后陷入困境。平淡雅洁的文士之文,本为桐城派文士所擅长,雄直的豪杰之文恰是其所短。“不轶准绳、如农夫之有畔”的桐城派古文“义法”准则极大地阻碍着姚门弟子顺时应变的步伐, 使他们的文章规模不大,气象不高,若在“蹄涔之水”中“浮芥舟”,“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 故刘声木在评价梅曾亮时虽不乏褒扬之辞,但也不得不指出:“其修词愈于方、姚诸公,而一意专精于是,气体理实不能穷极广大精微之致”。 此一评价不仅是对梅曾亮文章的评价,也是嘉道年间整个桐城派文章创作的基本写照。

陷于困境的桐城派希望改变自身尴尬的状况,他们切盼有“得一二大人君子在位者,为人望所嘱,庶几足以震荡海内,开阖风气,使偏宕卓荦之士,悉转移而归之正学”。 到洋务运动前夕,倾慕桐城派古文,又与晚清桐城派声气相求的曾国藩“出而振之”,使晚清桐城派在道咸时期最终摆脱困境,迎来了“桐城中兴”的局面。

曾国藩少有经世之志,其门人黎庶昌曾评价道:“公少时器宇卓荦,不随流俗,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气”。 理学家唐鉴对曾国藩的思想影响很大,曾国藩在31岁时(道光二十一年)从唐鉴“求为学之方,……唐公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公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 唐鉴在当时不仅力倡程朱,还主张理学经世,他指点曾氏:“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曾氏自言听后“昭然若发朦也”。 自是接受了理学经世的观念。他在写给其弟的一封信中说:“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 曾国藩虽重视“内圣”,注意修身、内省,但与唐鉴相较,他更强调“外王”,更突出理学的经世功能。薛福成曾说:“盖自公始进于朝,即侃侃言天下大事,如议大礼、议军政、议所以奖植人才,皆关经世之务甚钜。厥后出膺重任,于天下大事,益无所不陈。” 在长达12年的京宦生涯中,曾国藩逐渐建树起自己理学经世派大师的地位,一时“名称重于京师”。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不仅使曾国藩卷入镇压农民起义的漩涡中心,也使曾国藩直接感触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由于与持有洋枪洋炮的太平军对峙交战及与西方军事势力的接触,曾国藩亲身感触到西方“轮船之速,洋炮之远”。他对此不无忧虑:“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惧。” 曾氏于1860年12月上奏朝廷:“如能将此两者(指借洋助剿、采米运洋,笔者注)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曾氏思想中经世、务实的精神,使他在勾结外国势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同时,开始了学西学、制洋器的洋务活动。1861年8月,曾氏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将购买外洋船炮视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并认为“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他还计划“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这样“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曾国藩迅速将洋务思想付诸实践。1861年,他在安庆设内军械所,试造新式枪炮。1862年,他致信李鸿章,希望李鸿章以“忠刚摄泰西之魂,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 由于其显赫的政治、军事地位,曾、李二人都成为晚清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曾氏在进行洋务活动的同时,不断公开流露自己对桐城派的青睐与加盟之意。1858年,曾国藩作《<欧阳生文集>序》。在是文中,他不仅肯定桐城派古文为文学正轨,又指出桐城派后继无人,“不闻桐城诸老之謦咳也久矣”,然而湖南“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 明显流露出自己欲接桐城派传绪,改造桐城派之意。1859年,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将姚鼐列入三十二圣哲,并宣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 这无异是公开宣告自己将接姚鼐古文大旗的宣言。这篇文章问世后,反响很大,桐城派因此声名重振。同年,他纂辑《经史百家杂钞》,在姚鼐纂辑的《古文辞类纂》的基础上,扩大入选范围,重辟取范门径,此为曾氏正式改造桐城派古文之始。这距离曾氏1860年上书朝廷请求“师夷智以造船制炮”,萌生洋务思想仅一年时间,距他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着手试造近代枪炮,开始洋务实践也仅二年的时间。由此可见:曾氏接桐城派传绪、“中兴桐城”与他洋务思想的萌生及实践基本上是同步展开的。

曾国藩为何在力倡洋务前夕,跻身桐城派行列,“出而振之”,以自己的名位使桐城派中兴呢?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曾国藩早年居京时与桐城派人士密切往来,双方在思想上“声气冥合”,这是曾氏中兴桐城派的重要思想基础。曾国藩与桐城派的联系源于他对古文的喜爱,据黎庶昌《曾国藩年谱》载:道光二十五年(是年曾氏25岁)“公寓长沙郡馆,会试不授,留京师读书,研究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 曾国藩居京时于古文用功甚勤,“每月中作诗、古文若干篇,是为月课。” 对古文辞的喜爱,自然使他注目于当时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桐城派,他曾说:“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 当时姚门弟子梅曾亮以古文名于京师,曾氏多次前往问学,以桐城正宗目之,《送梅伯言归京陵》、《赠梅伯言二首》等诗歌均是曾氏称赞梅曾亮之作。 时曾、梅二人过往甚密,正如王先谦所说:“昔日梅、曾诸老,声之冥合,箫管翕鸣,邈然不可复得”。 曾国藩所以与桐城派中人“声之冥合”,还在于他与桐城派的学术思想主张基本相合,此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共宗程朱理学。曾国藩一生“致力程朱理学”, 这就与“学行继程朱之后”的桐城派取得了学术思想上的一致。二是共主汉宋调和。“义理、考据、辞章”三事合一是姚鼐的基本主张。面对汉宋之争,曾氏也明确表示自己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 并提出以“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即他所言的“礼治”来“通汉宋两家之结”。 三是共主理学经世。桐城派一方面坚守程朱义理,一方面强调经世致用,曾氏一生坚守理学,着力发挥程朱理学中的“事功”因素,他在后期对洋务的提倡与实践就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

其二,晚清桐城派对程朱义理的坚守及对西学的关注正好与曾氏“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不谋而合。曾氏洋务思想的核心是学习西方的“技艺”、“术数”以自强、卫道,体现出一个既视程朱理学为身心性命,又注重务实经世的传统士大夫在内忧外患、西学渐侵时的无奈选择。在坚守程朱义理,卫道护道及学习西方器数之学这两个关键点上,曾国藩与晚清桐城派是大致相通的。 经世思潮时期晚清桐城派关注西方实学的思想只要再向前迈进一步,注入采西学、制洋器的新思想,即可完成由经世致用向洋务的过渡。曾国藩的加盟正好使桐城派完成了这个难度不大的转换。

其三,曾氏借桐城派文章来为洋务运动摇旗呐喊,不仅可以减少来自顽固派的阻力,亦可整合天下知识分子致力于洋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夷夏观,面对来自西方的冲击,洋务派希望通过采西学、制洋器,以夷制夷,顽固派则坚守传统的夷夏观,拒绝学习西方。但在护道翼道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桐城派古文以宣扬程朱义理为中心内容,以维护“道统”著称。凭借桐城派文章来倡导洋务,使洋务卫道、自强的目的昭然若揭,这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同时可以极大地调动起对“文统”、“道统”,对传统文化恋恋不舍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的积极性。因此,当“功勋莫二,又为文章领袖” 的曾国藩抛出《<欧阳生文集>序》,昭示自己将承姚鼐之绪时,“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不知文正此序,乃借为文章波澜,不意举世尊之若此”。 曾国藩此举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凭自己的名位使自己陡然站到了桐城派领袖的位置,一方面借桐城派卫道翼道的特点使自己站到了最正统的立场,给自己的洋务实践贴上了卫道的色彩,减弱了来自顽固派的压力。

主张文章“与世变相因” 的曾国藩既然意在借桐城派古文兴洋务,就绝非一味泥桐城派之古,而是“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 力图将洋务思想的新鲜血液注入晚清桐城派已趋衰弱不振的体内,使它能承担起宣传洋务的重任。曾氏围绕洋务的需要而对桐城派的理论改造包含以下几方面:

其一,从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学习西学的门径。洋务运动的一个中心内容是学习西方之“技艺”、“术数”,为使桐城派古文能担当起宣扬西方器数之学的重担,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弟子》一文中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考据”、“文章”、“经济”四事。其实,将“经济”纳入桐城派文章并非曾氏的创见,姚莹就曾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经济”、“文章”、“多闻”四事。但曾国藩所言的“经济”在传统儒学的经世内容基础上,还纳入了西方的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西方科学技术的新内容, 显然,漕运、水利等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治世之术在曾氏那里已经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洋务尤其是购买、仿造西方船炮成为曾氏后期关注与致力的主要方向。因此,曾氏的“经济”思想较姚莹向前发展了一步,学习西学的崭新内容被曾氏正式纳入了桐城派古文的学问之事。 在曾氏看来,“经济”与“义理”是体与用的关系:“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 这种体用关系决定了“经济”之学从属、服务于“义理”。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洋务时期曾氏关于“经济”与“义理”的思想包含了以下两层含义:第一,“义理”为体,“经济”为用,“经济”之事,尤其是学习西学不能脱离“义理”的轨道。第二,西方的器数之学与儒家传统的经世之学组成的“经济”旨在充实“义理”,学习西学并非以夷变夏。这就昭示桐城派文人:西方的器数之学可以纳入桐城派古文以充实“义理”。这一理论的发展无疑为晚清桐城派学习西学、补救空疏之弊扫清了障碍。把“经济”嵌入桐城派文章之事,以“经济”强化“义理”,是从维护道统的角度来强调“经济”及学习西学的重要性。与之相配合,曾氏还对桐城派古文文统稍加改造,在文统上亦为桐城派文士学习外来文化开启了门径。桐城派的文统、道统之说始于方苞,其道统以程朱上承孔孟,其文统以明归有光直承唐宋韩愈、欧阳修,上窥两汉,达于孔孟。韩欧古文在桐城派文统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方苞“文章介韩、欧之间”的名言表明韩、欧二人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引人注意的是:中唐时,与韩愈同倡古文运动的柳宗元,方苞、姚鼐等桐城派诸老都少有提及,似有故意排斥之意。而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却将柳宗元与韩、欧并列,列入“圣门”及“言语之科”, 曾氏将柳宗元纳入桐城派古文文统,其个中深意就是改造桐城派的文统说以利于为桐城派打开通向西学的门径。韩愈为文多在阐明孔孟之道,他在《原道》一文中,提出自尧舜以来的一系列世代相传的儒家道统思想,俨然以儒家道统自居。韩愈强调儒家之“道”的纯洁性,严辨儒家之“道”与佛、老之“道”。 韩愈认为:“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 苏轼在评价韩愈时说:韩愈“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 与韩愈独尊儒学的态度不同,柳宗元主张包容百家,兼及佛老。他不仅将孔、老及“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平等对待,认为“皆有以佐世”, 而且对佛学也采取了较宽容的态度,他在《送僧浩初》一文中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并认为韩愈排斥佛教是一种“念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的文化狭隘态度。 双双承接韩欧文统、道统的方苞对柳宗元所以不加提及,就是因为其文所载之道不醇之故。与柳宗元一样,曾国藩也主张“精研百氏”, 兼收诸子百家,他说:“念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以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 显然,曾国藩与柳宗元都主张兼收诸子百家。兼收的文化态度,利于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曾国藩把主张包容百家、兼及佛老的柳宗元与韩、欧并列,纳入桐城派文统,有利于为桐城派打开通向西学的门径。曾国藩改造桐城文派,为其打开学习西学的门径时,并没有丝毫削弱桐城派古文“义理”之意。他强调“经济”,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其终极目的是指向强化“义理”,维护道统。他反复言明治学“莫忘于义理之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 惟恐桐城派文人溺于“经济”之学而迷失了“义理”的航标。

其二,改变桐城派文风以适应洋务需要。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经济之学包罗万象,对西学的学习更是国人陌生之事,这就使晚清桐城派原有的狭小、规矩繁多的文章难以承载。曾国藩就曾批评桐城派为文:“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浮芥舟以纵迹于蹄迹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乎也?” 他还批评姚鼐为文“偏于阴柔之说”。 针对桐城派为文之弊,曾氏提出作“雄奇之文”。 在《圣哲画像中》中,他对不属于桐城派文统而善作雄奇之文的杨雄、司马相如、韩非等人多加赞叹,颇有仰慕之意。曾国藩为使桐城派古文能表现新的时代与复杂的社会现实,在保持桐城派古文“义理”的前提下,提倡行文上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辩、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 在一定程度上,曾氏所言的雄奇风格实际上就是通过转益多师,骈散互用,不拘一格体现出来。此与桐城派的原本文风有了较大的差异,故很早就有研究者提出“湘乡派”的概念以与桐城派相区别:“文正之文,……奇偶错综,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 需要指出的是,曾国藩对雄奇之文的提倡,并非与桐城派古文风格完全两立。姚鼐为文虽“偏于阴柔”,但他在文章理论上却提倡阳刚阴柔,曾国藩所言的“雄奇之文”,实脱胎于姚鼐文论。 另外,曾国藩在论“雄奇”时,将“古雅”并提, “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 “雄奇”与“古雅”在古文中交映生辉,雄奇之气在古雅之文中得以体现,曾氏所倡导的“雄奇之文”实与桐城派的渊雅之文有相通之处。当然,曾氏提倡雄奇文风也与他当时的心态有关,不管作为洋务领袖,还是作为湘军统率,其胸襟气魄自然有容纳百川之势,从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后的一段话语即可看出这一点,他曾踌躇满志地宣称:“方今大难削平,弓矢载囊,湘中子弟忠义之气,雄毅不可遏抑之风,郁而发之为文,道德之宣,文章之富,必将震耀寰区”。 曾国藩的这种气魄确非方苞等书生可比,他对“雄奇之文”的倡导也就是自然之事了。

黎庶昌在论及曾国藩在桐城派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时说:自姚鼐以后,桐城派一度走入低谷,但“至湘乡曾文正公出而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挈揽众长,栎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西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 曾国藩对桐城派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对姚鼐古文理论的“扩”与“大”,使桐城派古文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曾国藩在改造桐城派古文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其“文以载道”、简洁古雅的主要特点。桐城派先祖所树立的古文理论是曾氏改造桐城派的基础,故“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故知其与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广己于不可畔也”。

桐城派古文到了曾氏手中,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因此,当他举起桐城派旗帜时,“大人先生心之所向,一经腾为口说,播为声气,足以转移风气,陶铸一世之人”。 众多士子聚集到他的麾下,形成了一个以“曾门四子”(黎庶昌、吴汝纶、张裕钊、薛福成),及郭嵩焘、方宗诚、王先谦等为代表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由于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士,所以又被称为桐城——湘乡派。

考察桐城——湘乡派在人员构成上的特点,不难发现他们不仅在桐城派古文上各有建树,而且多为名重一时的洋务派官僚。作为洋务派领袖的曾国藩自不待言,他如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郭嵩焘等或居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中协办洋务,或充驻外使节,或居地方官职,均以洋务名世。吴汝纶居曾、李幕府中时,“中外大政常决于曾国藩、李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 黎庶昌曾任驻英、法、德、西班牙四国参赞、驻日本国钦差大臣。郭嵩焘是当时“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中的“英豪”, 洋务运动时期,他曾署广东巡抚、福建按察史,首任驻英国大臣、驻法国大臣。薛福成在当时也以通晓时务而称名朝野,他曾任浙江宁绍道,1889年以左都副御史出使英、法、意、比四国。

由于桐城——湘乡派中的多数主要成员在洋务时期担当要员,所以可以说它是一个文学派别与政治团体的组合体。作为洋务思想的宣传者与实践者,桐城——湘乡派在文学思想上具有双重性。

一方面,他们主张严守桐城派古文“义法”,维护桐城派的正统地位。薛福成在《<寄龛文存>序》中就认为:“桐城诸老所讲义法,虽百世不能移。” 黎庶昌为文也“恪守桐城义法。” 黎庶昌与王先谦分别编撰《续古文辞类纂》,宗旨都在坚守桐城派古文“义法”,承接桐城派传序。对桐城派“义法”的坚守,使他们既不失桐城派传统,又与洋务思潮“中体西用”的文化特色相协调。

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文章“因时适变” ,强调顺应洋务思潮,使桐城派古文能承载西学的广泛内容。“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 的心态是桐城——湘乡派主张文章“因时适变”的思想基础。由于“卫道”、“自强”是作为洋务官僚的桐城——湘乡派文士从未转移的追求目标,西方器数之学是他们为达到这一目标而选择的武器,桐城派古文既然是他们宣传洋务的喉舌,西方器数之学就自然成为桐城派文章承载的重要内容。纵观洋务时期桐城——湘乡派的文章,其内容涉及西学的众多方面,举凡“化学、重学、声学、植物学、测量学,所包者广”。 薛福成、郭嵩焘所写的旅欧日记更是给中国文学开辟了记述西洋风土人情的新天地,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初步介绍,折射出早期维新思想的光彩。

从文学的角度来客观分析桐城——湘乡派,可以发现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并不大。他们笔下大量充斥的是奏章、书牍、政论文章。他们的使西日记、游记虽以新颖的内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在文体上都属于介绍西方见闻的考察报告,而非传情表意的散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桐城——湘乡派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使他们把洋务,治世当成文学的首要任务,文学本身的特征反倒给他们忽略了。 黎庶昌在《<庸庵文编>序》中的表述尤能说明这一点:“古之君子无所谓文辞之学,所习者经世要务而已。后儒一切废置不讲,专并此心与力于文辞,取涂已陋,而其所习又非古人立言之谓,举天下之大事,芒昧莫赞其一辞。道光末年,风气荦然,颓放极矣。湘乡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人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其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为之一变。” 在黎氏这里,文学与“经世要务”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间隙了。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时代,文学、艺术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显着特征。对于素怀“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志的知识分子来说,经邦治国永远是高于一切的目标,尤其是国难当头时,更是如此。

[1]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1]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文苑二》第四十四册,第13395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1] 陈方海:《刘孟涂传》,《刘孟涂文集》卷首。

[1] 方东树:《管异之墓志铭》,《仪卫轩文集》卷十一,同治七年(1868)刻本。。

[1] 参见王献永著《桐城文派》,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0页。

[1]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文苑二》第四十四册,第13426页。

[1] 参见龚书铎:《姚莹交游述略》,《中国近代文化探索》,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1页。

[1] 梅曾亮:《答吴子叙书》,《柏岘山房文集》卷二。

[1] 曾国藩曾说:“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显示出对梅氏学术水平的不屑一顾。见曾国藩:《复吴南屏》,《曾文正公文集·书札》卷八,传忠书局光绪二年(1876)刻本。。

[1] 梅曾亮:《姚石甫客江宁至家喜晤》,《柏岘山房诗集》卷八,咸丰六年(1856)刊本。

[1] 梅曾亮:《送陈作甫序》,《柏岘山文集》卷三。

[1] 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59页。

[1] 曾国藩:《书归震川文集后》,《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49页。

[1] 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第243页。

[1] 方东树:《复罗月川太守书》,《仪卫轩文集》卷七。

[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页。

[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7页。

[1] 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1841年8月30)日记》,《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94版,第92页。

[1] 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43年2月15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5页。

[1] 薛福成:《曾文正公奏疏序》,《庸庵文编》(一),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九十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281-282页。

[1] 黎庶昌:《曾太傅毅勇侯别传》,《拙尊园丛稿》卷三,光绪乙未金陵状元阁印本。

[1] 曾国藩:《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二(1861年12月3日)日记》,《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69页。

[1] 曾国藩:《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洋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二,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印本。

[1]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1603页。

[1] 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

[1]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47页。

[1]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0页。

[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4页。

[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7页。

[1] 曾国藩:《致刘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

[1] 《送梅伯言归京陵》、《赠梅伯言二首》均见《曾国藩全集·诗文》,第85页。

[1] 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886年版,第30页。

[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7页。

[1] 曾国藩:《致刘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

[1] 曾国藩:《复夏弢甫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

[1] 详见拙文:《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江淮论坛》2003年第5期。

[1] 李祥:《论桐城派》,《国粹学报》4卷12期(1909年1月11日)。

[1] 李祥:《论桐城派》,《国粹学报》4卷12期(1909年1月11日)。

[1]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47页。

[1]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47页。

[1]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曾国藩就上《复奏购买船炮折》,提出购买、仿造“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同治七年(1868)九月初二,曾国藩上《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折》中对自己自咸丰十一年以来的洋务活动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在是折中,他不仅认为仿造外洋船炮当是“中国自强之道。”还将“制造机器”,西方的“算学”、“图说”等纳入洋务的范畴,扩大了洋务的范围。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

[1] 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弟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3页。

[1] 曾国藩认为:“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也。”见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2页。

[1] 韩愈:《原道》,严昌校点:《韩愈集》,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07页。

[1] 韩愈:《送王埙秀才书》,严昌校点:《韩愈集》,第254页。

[1] 苏轼:《韩愈论》,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4页。

[1] 柳宗元:《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柳宗元全集》(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62页。

[1] 柳宗元:《送僧浩初》,《柳宗元全集》(二),第673页。

[1] 黎庶昌:《曾太傅毅勇侯别传》,《拙尊园丛稿》卷三。

[1] 曾国藩:《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日记》,《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52-653页。

[1] 曾国藩:《劝学篇示弟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3页。

[1] 曾国藩:《书归震川文集后》,《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49页。

[1] 曾国藩:《复吴南屏》,《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四。

[1] 曾国藩:《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61年8月5日)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29页。

[1] 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拙尊园丛稿》卷二。

[1] 李祥:《论桐城派》,《国粹学报》4卷12期(1909年1月11日)。

[1] 姚鼐认为阴柔、阳刚皆得“天地之道”,曾国藩则倾向于“阳与刚”的文章风格。他虽然没有否定“阴与柔”的文章风格,但他又提出“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见曾国藩:《与张廉卿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八。

[1] 曾国藩:《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61年8月5日)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29页。

[1] 曾国藩:《湘乡县宾兴堂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41页。

[1] 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拙尊园丛稿》卷二。

[1] 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拙尊园丛稿》卷二。

[1]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84页。

[1] 胡适将道光、咸丰年间的桐城派称为“桐城——湘乡派”。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黄山书社1996年12月版,第183页。“桐城——湘乡派”的称呼显示了洋务运动时期桐城派人员构成在地域上的变化,也显示了湘乡派与桐城派之间一脉相承的联系。如单以“湘乡派”相称,有把湘乡派与桐城派割裂之嫌。魏际昌认为湘乡派是“桐城古文学派的陵替”,并称湘乡派为“准桐城派”,这种提法也较好地反映了湘乡派与桐城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见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229页。

[1]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文苑二》第四十四册,第13443页。

[1] 李鸿章:《上曾相》,《朋僚函稿》第一卷,《李鸿章全集》第五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368页。

[1] 薛福成:《<寄龛文存>序》,《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

[1] 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薛福成选集》,第510页。

[1] 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拙尊园丛稿》卷二。

[1]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薛福成选集》,第22页。

[1]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薛福成选集》,第615页。

[1] 洋务时期的桐城派人士多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有时他们以政治家自视,而不以文士自视。黎庶昌就说:在曾国藩幕府时,他与薛福成等人“日夕究论天下事,志意伟然。方是时,国藩诸贤各以经世之学相摩砺,余雅不欲以文士自期,亦遂不以此期诸僚友。”见黎庶昌:《青萍轩遗稿序》,《拙尊园丛稿》卷4。)

[1] 黎庶昌:《<庸庵文编>序》,《拙尊园丛稿》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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