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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散文、名家辈出

2015年06月08日 22:56:37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佚名 浏览数:243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北宋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涌现了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家。他们继承了韩愈、柳宗元的散文传统,进一步摆脱了汉魏以来辞赋家的习气,并抵制晚唐、五代出现的内容空洞、风格敷衍、语言艰涩的风气,在散文创作上更加注重现实内容和社会意义,在文风上提倡质朴自然、平易畅达,形成了北宋散文的独特风格,实现了实用文章的全面艺术化,达到了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高度统一。

  北宋散文的发展可分为初、中、后三个时期。

《唐宋八大家文选》一书

宋人读书铜雕

北宋初期可称为宋代古文的发轫期。其间的文章格调,仍然沿袭五代旧习,此时的作家多擅长骈体,讲求辞采,风格浮艳。这一时期,柳开、王禹偁、范仲淹等都是散文革新家,或从理论上,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向宋初不重视思想内容、偏重浮词丽藻的文风进行斗争。柳开强调文章应密切联系时政,但他的作品未脱艰涩之病,影响不大。王禹偁提出“传道而明心”的口号,并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的古奥文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通过对洞庭湖景色的生动描写和对迁客骚人两种不同“览物之情”的否定,抒发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文章写景宏阔,议论精辟,行文简而有法,音韵和谐,历来脍炙人口,是诗文革新的最初战绩。

欧阳修像

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古文运动声势益隆,规模渐大,欧阳修以其“道德文章”逐渐成为文坛盟主,他彻底根除了浮靡旧习和险怪新弊,确立了宋代散文的风格,把诗文革新推向高潮,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其后,曾巩、王安石、苏氏父子在此基础上,继续将古文运动发扬光大,使其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古文运动的使命得以彻底完成,散文创作达到辉煌鼎盛。其中,苏轼的创作对促进宋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主体风格的成熟与定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把散文的实用性、文学性和通俗性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登上了宋代古文的最高峰。其间,司马光的史学家之文和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道学家之文也丰富了古文的创作。

  相对于中期的辉煌,北宋后期的散文创作一度低落,此间文人多为诗词名家,散文成就较低,但也都能沿着欧、苏开辟的古文道路前进。

  南宋散文无论内容或体式,都是对北宋散文的继承与发展。南宋前期,作家和爱国志士面临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激发了民族感情,用诗文抒写了他们对于民族危亡的满腔悲愤和面对强敌而誓死不屈的浩然正气。爱国主义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突出主题。李清照、李纲、宗泽、岳飞、胡铨、陆游、辛弃疾、陈亮等都写下了壮烈的爱国篇章。

《欧阳文忠公集》  

    欧阳修作为开创一代文风的宗师,是宋代散文的奠基者。他以文道并重、事信言文的理论和富有现实内容的创作实践抵制浮靡文风,并在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文从字顺”文风基础上,树立了平易畅达、从容婉转的文章风格。他的散文无论议论抒情、状物写景、记事怀人,都写得明白晓畅、曲折有致,成为宋文新风格的典范。

王安石像

  欧阳修的散文创作十分丰富,今存《欧阳文忠公集》,共收各体散文500余篇,其中文学成就较高的是政论、墓志铭、序跋与杂记。他的政论都能“切于事实”,敢于面对现实,揭露时弊,提出改革主张,甚或与政敌直接展开论辩,体现出他对国计民生的关心与坚定的政治态度,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表现了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斗争精神。如他的《与高司谏书》,言辞斥责谏官高如讷为取悦权贵而诋毁范仲淹的可耻行径,直接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显露出战斗锋芒。《朋党论》更是欧阳修论说文的名篇,文章环环相扣,逻辑严密,论证充分,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政论。

  欧阳修的墓志铭与祭文,占其全部散文的一半以上,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为友人石曼卿、苏子美、梅圣俞、江邻几、尹师鲁等人作的墓志铭。这些墓志铭为仕途坎坷、赍志以终的奇人善士立撰,同情他们的遭遇,谴责当路权贵,宣传儒家的仁义大节,是欧阳修散文积极干预现实的体现。《石曼卿墓表》描写了一个“状貌未然,喜酒自豪”、落落可奇、知政知兵的奇士形象。《泷冈阡表》是欧阳修为其父母墓道撰写的碑文,记其父为官清廉、治狱谨慎,其母则治家俭约、安于贫穷。全文不虚美,不雕饰,如道家常,娓娓动人,体现了欧文平易自然的风格。

苏轼像

  在欧阳修之后,王安石对散文继续进行革新,但其在艺术风格上具有强烈个性。可以说,王安石的散文是政治家的散文,不以感人擅长,但以服人称胜。其作品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这些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数量最多的政论性散文中,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等。这些散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或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或绵里藏针、说理充分,都表现了无可辩驳、真理在握的高度自信。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不过90字,却推翻了一个千古定论。这样的作品,除非别具只眼,否则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这篇短小的散文一反“孟尝君能得士”的观点,认为孟尝君正是因为不能得士,所以真正的士不到他的门下,以至于齐国虽有强大的实力,却不能南面而制秦,他也只有依靠鸡鸣狗盗之徒的帮助才能脱于虎豹之秦。这种看法虽然片面,但是读后却能被王安石独特的见解所折服。

《东坡夜游石钟山》 钱来忠

  苏轼的散文代表了宋代散文的最高成就。他的散文变化多端,没有固定模式,充满活力,毫无陈腐气,且有特殊的情韵,为中国古代散文中的珍品。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欧阳修散文与王安石散文的综合与提高。苏轼在理论上强调文章要有“意”(观点、意图、情感等),认为“意者,钱也。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也就是要求文章应有中心,围绕中心作文。与此相联系,他还提出了“辞达”和“自然为文”的说法,即写作时,根据自己的艺术感觉,“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然地把对事物的感觉和理解写出来。

  苏轼和王安石一样,鞭辟入里,发人所未发。《留侯论》是一篇史论,论述的是西汉时的著名人物张良,重点写了他受书于圯上之老人的事。这件自古被众人议论的事,在苏轼看来,只不过是圯上之老人对张良的考验,张良之所以得到兵书,是因为他能忍,而他辅助刘邦最终打败项羽,是因为他教刘邦学会了忍。苏轼由此认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写景时,苏轼能像欧阳修一样,以寥寥数语,写出景象的特点,营造出富有诗意的意境,例如《石钟山记》《前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前赤壁赋》第一段写道:“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段文字描写的是月夜游赤壁的情景,苏轼用简洁的笔墨,十分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引人入胜的月夜图,充分表现了他的艺术功力。

  苏轼极善于将写景、议论、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自然而不露痕迹。不妨来看一下《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篇短小的写景抒情散文,表现了作者闲适的心态,其洒脱的风致、简洁的风格,颇有魏晋人的风范。文中所写之事、所写之景、所抒之情,均未加浓墨重彩,只寥寥几笔,便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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