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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小利首论《落红》

2017年01月03日 06:37:46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邢小利 浏览数:346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落红》创作中途的方英文

方英文是我关注和喜欢的一个作家。关注,是因为他是作家,且与我同龄,都是一九五八年生人。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注意那些与自己同龄的人,特别是关注那些跟自己同龄又有成就的人,关心他们的发展状况,这其中的心理可能暗含有学习榜样的意思。方英文与我同龄,爱好亦同,所以是我关注的一个人物。我曾笑着对他说过,五八年大跃进那年生人,在陕西有三位,一个是你方英文,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陕西之外还有两位同龄人,国内的一个是王朔,放眼世界,还有一个就是莎朗·斯通。喜欢,是因为方英文人与文俱佳,不由人不喜欢。为人,他随和幽默,这样的人,好相处,又让人开心。他的文也是,亲切,幽默,好读。他的散文轻松自如,小说故事性强,特别是语言自成风格,读了常有令人惊叹之处,引人入胜。

方英文让我喜欢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心性。我感觉,他的心性中有一种超然和淡泊的东西。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说方英文就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物,对名利之类世人看重且日常生活也很需要的东西非常的淡泊,就像他的乡贤商山四皓那样,绝对的超然物外,而是说他的心性中有一种淡然的品质。有淡然的品质和没有淡然的品质是不一样的。没有淡然的品质,必然非常贪婪,什么都想要;有淡然的品质,则明白什么该要,什么不该要,知道什么可以要,什么不可以要。方英文说过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人生四十岁是一个分界线,四十岁以前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四十岁以后就可以放弃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像有的人,只是口头革命家。后来,我发现,他确实对一些世人很看重的东西——常常是桂冠及待遇一类与切身利益有关的东西不再劳神费力追求了。追求和放弃,是人生常要面对的难题,没有淡然品质的人,是什么都追而求之,有淡然品质的人,则是有追求也有放弃。我说方英文有淡然品质,是看到他有追求也能放弃。陕西上一代作家,言淡泊且甘于淡泊的少见,这与他们的出身与经历有关,出身贫苦,经历中又受了太多的磨难,最初的文学追求原本与改变命运的思考合而为一,而后能脱颖而出,致力于文 学追求,但终脱不尽原初的情愫。到了方英文这一代,虽然也受过苦,特别是像方英文这样出身山区农家而后步入城市的,人生经历中也少不了坎坷,但总的来说,文学追求与改变命运的选择结合得不那么紧密,同时受时代文化的影响,文学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爱好和兴趣,因而对文学之外的东西常常能看轻。

邢小利首论《落红》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不久出现盗版(白底)】

上面的话似乎与方英文的长篇小说《落红》无关,其实大有关系。原因有二。一是《落红》的主人公唐子羽在小说中的年龄为四十余岁,看起来跟我们是同龄人,这个人物身上能反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些特点,有我们这一代人的爱与恨,因而读起来很亲切,如对熟人或友人;二是可以感到,这部小说有作家本人的生命体验,融铸了作家对于世界人生的一些意绪倾向。古人评论文学作品有“知人论世”说和“以意逆志”说,很强调“知其人”“论其世”对理解作品的重要性,重视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作品内容的内在关系,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现代的一些文学批评,特别是英美新批评,强调作品本文的独立自足性,认为批评活动应以作品本文为中心,集中在语言文字和修辞技巧上作细致分析,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它完全割裂作者以及时代与作品内容上的联系,却是不足取的。我在这里强调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并不是说《落红》就是作者的自叙传,而是强调作者在作品中投入自己真挚而深切的生命体验,包括思想感情,对一部作品艺术质量的提高所具有的重要性。有人把文学作品分为叙事和抒情两大类,叙事侧重对客观事实的描述,抒情重在对主观世界的倾诉,小说作为一种叙事艺术,虽然重在叙事,但由于它是文学作品,它的叙述方式是一种情感性叙述(即使是零度感情叙事,也是一种感情叙事,这只是为着表达某种感情需要而采取的一种叙事策略),而非历史性的纯客观展示。因此,我倾向于认同把小说世界当成是心灵世界的映像。好小说往往融入了作者的生命体验,它与作者的心灵世界在深层次上是暗合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与《红楼梦》虽然都是古典小说名著,但《三国演义》、《水浒传》与《红楼梦》绝对不在一个艺术层次上,其原因就在于此。  

《落红》的主人公是唐子羽,唐子羽是方英文创造的一个颇有新意的人物形象。从人物形象谱系上看,这是一个多余人形象,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多余人形象。唐子羽是百陵市政府一个闲散的局最末一位副局长,其“主要任务是应付各种开会,当然不是重要的会议”。他的座骑是伏尔加牌汽车,一种前苏联生产的大而呆笨且很耗油的老式汽车,小说写唐子羽开这辆车颇有反讽意味。仿佛一个骑士一定要有一匹马骑一样(所以堂吉诃德就要骑一匹名字响当当的“弩马辛难得”,尽管这是一匹瘦得皮包骨头的老马),现代的骑士或者说“人物”一定要开一辆车,而唐子羽开的就是一辆伏尔加,尽管这车不怎么样,是当今真正的“人物”弃而不用的,但这车却能使人联想起苦难却动听的伏尔加船夫曲。小说写唐子羽人生观不明,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人生信仰和信念之类的东西存在。文学史上有两类游离于社会生活主体之外的形象谱系,一个是“多余人”,此以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为代表,一个是“零余者”,此以郁达夫笔下的带有作者自传色彩的人物为代表。多余的人的共同特征是:年轻知识分子或贵族青年,有一定才能或才华,对现实不满而有较强的现实批判精神,厌倦贵族社会的空虚庸俗却无法摆脱那种寄生生活,因找不到精神的归宿和人生的出路而对现实和人生失望以至绝望,游离于社会生活主体之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脱离实际,徒尚空谈,在追寻刺激中麻醉自己或毁灭自己。零余者的性格特征是:身处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被社会挤出圈外以后,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境况困窘,因而与社会尖锐对立;怀才不遇,愤世嫉俗,孤芳自赏,脱离实际,悲愁伤感,空虚落寞,不甘沉沦又无路可走,于是或效名士之风流,或颓废堕落,或以变态之行为反抗现实。唐子羽是与此两类人物特别是“多余人”在精神血脉上有所承袭却又有自己鲜明的性格特征和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即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废品天才”形象,“废品天才”是唐子羽的情人梅雨妃对唐子羽的认识和概括。唐子羽已到中年,有中年人的不惑——某种程度上看透了社会人生的真相,品质善良,有仁爱之心,也有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但这种关怀由于没有什么用场,因而更多地表现为斗嘴、贫嘴或嘻笑怒骂。在唐子羽的妻子嘉贤带团出游期间,唐子羽与情人梅雨妃各自裸卧于自家床上互通挑逗性电话时,梅雨妃对唐子羽有一个疑问性概括,说他是“废品天才”,对社会无用,既不创造物质,又不生产精神,而唐子羽自己则说自己是个“没用的好人”、“蜷缩的人”,这种“蜷缩”主要是心灵的“蜷缩”,这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唐子羽性格中的某些特点。

唐子羽虽然已到了四十五岁的年龄,却是一个没有什么信仰的人,这是一代人的精神特点。与上一代特别是上几代知识分子相比,唐子羽对政治及政治生活只有谈论或者调侃的兴趣,而缺乏真正的关心或用心。政治更多的是一个谈资甚至是一个笑料,而非人生的需要或是可以为之献身的理想及事业,这是唐子羽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的显著区别,从而也显示出了这两代人之间明显的精神差异。这由唐子羽在政治学习时的态度可以看出来。唐子羽在政治学习时装模作样地记笔记,其实先是练书法,继而改为记录社会上的传闻,写些闲话。小说写道:“唐子羽如果不记录这些闲笔,那他一分钟也撑不住沉闷无聊的政治学习会了。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而如此宝贵的生命,却空耗在没有休止的开会与政治学习上,这样的生活实在比鸡奸更为无耻恶心!”而唐子羽也往往以一种喜剧的眼光和嘲笑的姿态来看待当下的世事人生,消解表面上很严肃的东西,解构看起来是很崇高的庞然大物。小说原名《冬离骚》(在台湾仍以本名出版),因唐子羽是在冬天失去官职的,与屈原被放逐后的忧愤——忧时愤世不同,屈原人格是中国近代以来几代知识分子推崇的楷模人格,唐子羽在四十五岁时,自认官已拜到顶点,干脆“死猪不怕开水烫”,混一天是一天,得过且过,既不忧国,也不那么忧民,这种态度表明他对做官的选择和姿态,并非基于某种政治信仰或人生信念,而是一种生活的选择。这也是如今相当多知识分子官员的真实心理和思想。唐子羽这一代人在对假大空的社会意识形态厌倦之后,尚未找到精神的根基,因而在精神上陷入迷惘,时常陷入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困惑之中,这是人过四十之后的不惑之惑。唐子羽偶尔也追问一声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之类的终极问题,但终于还是不去深究,而是看重自己的切身体验。

一个人对待爱情的态度最能显示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唐子羽的朋友其实也是唐子羽仆人式的崇拜者朱大音认为爱情只是一口“痰”,一口卡在喉咙里没有吐出的“痰”,而这“痰”的实质是性欲,这当然是时人也是俗人的观点,唐子羽自认为他的爱情观是没有爱情不上床的,但他与梅雨妃的关系,有爱,如小说中写的,“梅雨妃唤起唐子羽的,还真是某种纯情少年的感觉”,但他却绝不想与梅雨妃有婚姻。梅雨妃之爱唐子羽,有托付终生的意思,而唐子羽却不想承当,不敢承当。他几次与梅雨妃做爱不成,就在于梅雨妃提到了“婚姻”这个“终极目的”。一说到“婚姻”二字,唐子羽就沮丧起来,就“蜷缩”起来,甚至厌倦起来。可见他是不想承当什么。而对爱情不想承当,虽然也有人到中年承当不起再一次婚姻重负的胆怯,但说到底,还是一种游戏的态度,患得患失,得过且过,缺乏做事和做人的坚定性、决绝性和彻底性。如同唐子羽对事业——官场既厌恶、嘲笑而又离不开一样,因为他要寄身其中,他对爱情,也是既离不开又不想有所作为和有所承当的。这也是“多余人”性格游移不定之特点的一个显示。

唐子羽称自己为“没用的好人”,对社会虽然没有多少用处,却是个好人。他的品质并不坏,有人的良知,他在嫖娼后自感堕落,能自感堕落说明还没有彻底堕落,他想起少年时他的音乐老师送他的红纱巾,想起儿时纯真的感情,说明他在堕落之时灵魂中有清醒的自责意识,在堕落时不甘堕落。不甘堕落而又去堕落,一方面说明了他的随波逐流,一方面说明了他对如何做人有很深的困惑。这种困惑其实是生的困惑。唐子羽曾两次去他给自己购置的墓园察看,表明了他对死的达观,但死的达观并不等于生就没有困惑。这种“生”的困惑特别是“如何生”的困惑是一代人的深刻困惑。唐子羽虽然不无“天才”——创造才能,却终沦为“废品”——“多余人”,一无所成,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原因。唐子羽所在的那个局究竟是个什么“局”呢?小说写它是“似乎可有可无,它看上去好像管了很多很多,其实什么也管不了。假如这个局在一次大地震中坍塌了,永远陷进了地裂缝里,那么我们的生活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仍然是什么样子。”可见这局也是一个多余的。唐子羽之为“多余人”,无所事事,无所作为,与其所在的局的“多余”、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不无关系。在唐子羽这个“多余人”——“废品天才”身上,深刻地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茫然无措的角色感受: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失去人生的目标感,甚至也失去了当下的精神立足点,因而在道德、爱情、友谊以及生活与工作诸方面都茫然无措,不甘随波逐流却又无可奈何。这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一种典型症像。在旧秩序包括道德与理想秩序日渐崩溃而新秩序尚未确立的时候,人的心理失衡、失落甚至产生强烈的失败感,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的行为在无所着落的情况下空茫无措也是自然而然的。知识分子尤然。因为知识分子本来是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行为往往受一定思想的影响和支配,如今思想上无所着落,行为上当然空茫无措了。

而今的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既重视作品的社会意义,也重视作品的人生意义,甚至在某种程度,更加重视作品人生意义的开掘,重视对人生感悟的表现。

从《落红》中,我们可以读到一种人到中年的感受与情怀。唐子羽四十五岁了。四十五岁是生命的初秋季节。岁月的泡沫随着夏日的喧嚣一起远逝,生命忽然到了一个虽然晴朗却又渐显其枯枝败叶的季节。生命进入了一种不惑之惑。不惑的是许多东西已然看透甚至看破,惑的是却依然找不到生命的价值所在、目标所在,找不到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所。这是生命最感空茫的季节。维持唐子羽这个生命阶段的人生四大支柱是:妻子、儿子、朋友与情人。这是人生最基本的一个生活圈,也是他唯一用心和用情的方面。然而就是这四大支柱,也竟然是不可靠的。至少在唐子羽那里,是难以投入全部的精神和力量的。

他与妻子的关系是不冷不热,不远不近,是一种得过且过的维持性局面。对妻子,他表面上颇关心,内里却很淡然。这里当然有一种经历了十几年夫妻生活的淡然,有一种人到中年的对世事人生都看淡的秋天般的萧瑟凉意,却也不无思想认识上的和情感变化方面的因由。对妻子,他甚至有一种食之无味(能躲过一次做爱机会居然有“又逃一劫”之感)、弃之可惜亦复可怜的感觉。当然,他与妻子性格上是有矛盾的,他像贾宝玉一样,厌弃仕进,厌恶言官,但他的妻子对官却梦寐以求,两人最后的反目就与两人在官的认识上有差异。唐子羽厌官是性情的,而妻子的喜官却是功利的,现实的。嘉贤曾对他说:“你知道中国当年为何搞原子弹?因为没有原子弹,中国的腰杆就硬不起来,在国际上就要受欺负。家和国是一个理儿,咱家里要是没有个官,就等于咱家里缺个原子弹,你就不怕别人欺负?”而唐子羽对官的感受是,“所有人都认为那个鸡巴副局长职务,对他唐子羽而言,意味着比他的生命重要时,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双倍的奇耻大辱!”

他与儿子的关系,既不是传统的父严子孝,也不是现代的西方式的亲密和谐,而是一种表面上的父道尊严下的内在的紧张与对抗,至少在他的儿子唐植那里是这样。父子之间当然有着无法割舍的亲情与爱,但儿子对老子的训导不以为然,儿子虽然只有十五岁,却已然有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对生活的看法和看问题的角度。

与朋友,唐子羽与朱大音的关系是一种上下式的主仆式关系,而非真正朋友的平等关系,这样,他们的关系就像是说相声的,一个是逗哏,一个是捧哏,他们之间也热衷于斗嘴取乐,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娱乐,而非思想上的交流和影响。勉强也可以说是朋友,却是境界不高,有些庸俗。唐子羽与朱大音这种主仆式的朋友关系,是方英文对生活的一个发现。这种带有友谊却又是主仆式的关系,在男性社会中有一定的普遍性。古代皇帝与弄臣的关系,自然是一种君臣关系,但皇帝为什么会喜欢弄臣,而弄臣又之所以为弄臣,究其原因,盖因弄臣一来好玩可戏,二来乖巧听话,皇帝喜好这个。不似皇帝与谏臣的关系,谏臣忠则忠矣,但君臣之间的关系总是很紧张,就像李世民虽然也敬重魏徵,但在魏徵面前却常常感到紧张,他喜欢玩鹞子,魏徵发现了,故意以闲谈拖磨时间,以致鹞子闷死在怀里,这样的关系适宜于工作而不适宜于生活特别是私下的生活。因此,即使是再英明的君主,身边也总有一两个弄臣。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之间也是一种很典型的主仆式关系。然而皇帝与弄臣的关系毕竟是一种君臣关系,是一种天然的法定的上下关系,堂吉诃德与桑丘,一个太浪漫,一个太老实,好像智商都不太高,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为主为奴似乎很好理解,而唐子羽与朱大音既非君臣式或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智商又都很高,却能以主仆关系处之事之,而且朱大音似乎还心甘情愿,乐乎其意,似乎有些不大好理解。其实这是生活中特别是男性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当今社会中但凡有点“功名”的人,身边差不多都有或者都需要有这么一两个亦友亦仆的人,鞍前马后,张罗安排,不然的话,有“功名”的人因为总有点身份,要考虑“形象”和“影响”,做有些事总不合身份,或者不大方便,这就需要朱大音式的人物出面,人前人后张罗安排。像唐子羽嫖娼这事,唐子羽直接出面总有些不宜,有了朱大音的安排,也正因为有了朱大音的安排,才显得是被动的,这个“堕落”的台阶才好迈下。其实,仔细分析这种主仆式的朋友关系,你会发现它更多的是一种主子与爪牙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互为狼狈的关系,而非孔子说的那种“友直,友谅,友多闻”的真正朋友式的关系。

唐子羽的情人梅雨妃,则是一个若即若离的看之很近呼之又远的影子一样的东西,只在虚无缥缈间,费思量,费琢磨,终于无法在思想上和精神上走近,互相进入,或者像真正的情人那样,融为一体以至燃烧。唐子羽与梅雨妃的关系,像是受了潮的柴草,不好点燃,费了力气点着了也只是光呕烟不吐焰。两人之所以如此,其实是不想走近的结果。而最直接的原因,是唐子羽没有想着要走近和进入。唐子羽在对梅雨妃的关系上,显然精神上有一道魔障。

唐子羽对他人生四大支柱的态度是,一个是淡然——对妻,一个是无奈——对子,一个是居高临下式的不平等,一个是若即若离的捉摸不定。一句话,一个都靠不住,一个也没有依靠。当然,这种依靠,指的是精神上依靠。精神上没有依靠,自然也就无所谓支柱了,因此说,唐子羽在精神的深层次上是无所着落的,因而精神上的失落以至坍塌就是难以避免的。唐子羽最后精神上很是颓唐以致生时常去墓园徘徊,其内在的精神依据与此不无关系。

《落红》的幽默、调侃等喜剧色彩终究掩饰不住它强烈的悲剧人生态度,小说从人生悲观而对生命哀叹,最后又归于悲凉。小说的结尾有一种树倒猢狲散的味道,有一种大厦将倾、黑云压城的氛围,凝聚着沉重的悲凉之气。唐子羽官丢了,他所在的那个“闲散的局”也撤了,唐子羽在与妻子吵架后离开家门,此时他的情人梅雨妃已决定去澳洲定居,他的朋友朱大音正在与他曾嫖过的潘姓妓女居于一室,而这潘姓妓女极像梅雨妃,他满怀对世间是否还有“纯洁”和“洁白”的疑问再返墓园。他人生的“四大支柱”此时差不多已是“四大皆空”,“他依旧朝巷口走去,一路走一路想着红军长征,想着爬雪山过草地。其实,人生的每一个日子,不都是在爬雪山过草地吗?”在再一次去看墓地的车上,他感悟到“幸福只与年龄有关。幸福永远藏在少儿的眼睛里”。而儿时已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中年人生当然无幸福可言。而只有活着,似乎才是活着的目的。

中年是人生的秋天,秋天本来就弥漫着悲凉之气,作家方英文正当人生之秋,其满怀悲凉而写出凉悲如雪山之秋水的韵味来,当是自然而然的。这也是作家的一种抒怀或抒情吧。

【《落红》初名《冬离骚》由《华商报》连载,台湾开朗杂志有限公司以原名出版,民国九十六年(2007)】

这部小说是很好读的,甚至读起来很是轻松愉悦。这得之于方英文这样才情派作家的很有才情的叙述方式。没有才情或才情不高的人写出的东西给人的感觉是举轻若重,而有才情的人则是举重若轻,机智灵活,不呆头呆脑。《落红》不是西方古典传统的描写性叙述,也不是近人很喜欢用的主观倾诉式叙述,而是接近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讲述式叙述。讲而叙之,有讲说,有叙述,叙述中亦有描写。他的讲叙,并不严格拘囿于情节本身,只图故事的推进,而是多有闲笔,仿佛一棵大树,除了主干和枝叶外,还有许许多多旁逸斜出的小枝桠,看起来无关紧要,却都是大树的生命。而这闲笔中却充满了妙趣,横生闲笔而妙趣亦横生,让人忍俊不禁,或有会心一笑。小说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时间的链条上进行空间编织,而作品空间的大小与其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场景有关,也与叙事人的叙事方式有关,叙事艺术上的灵活多样会使作品具有必要的张力,进而拓展作品的空间维度。《落红》因了叙事艺术的机智灵活,就有一种超乎作品物理事像空间的广阔感,读起来常有一种往来打通、左右逢源、八面来风的感受。这部作品的叙事文笔从容而通脱,语言充满了幽默、调侃以及反讽,而这幽默、调侃与反讽中很有一种看透底蕴的意思。幽默与调侃,并不仅仅是一种修辞,并不仅仅为了好读,它透着作者的叙事智慧,也透着作品所要表现的意思。在方英文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与调侃中,却也让人看到了唐子羽无可救药的悲凉感,深重的失败感和强烈的幻灭感,透着一种看透人生真相、看破表面严肃认真而实际荒诞可笑的世相的大悲与大痛,以及看透与看破之后的无奈、迷惘与绝望的心境。小说原来名曰“冬离骚”,枯寒冬天的既离且骚,原来并不是一味的反讽或搞笑,而是深含着一层深重无比的悲情与悲意,其“离骚”之意盖在于此吧。

对严肃的东西或者表面上严肃的东西进行解构亦是这种幽默与调侃式叙述的一个叙述策略。方英文的语言中有一种我称之为“方氏修辞”的修辞方式,这就是“牛头对马嘴”。本来人们用牛头不对马嘴来形容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但方英文偏爱甚至酷爱把一些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牵连到一起,用风马来形容牛,或用马牛来说明风,在牛头对马嘴中产生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意义效果。以荒诞的牛头对马嘴来消解一些俨乎其然的东西,是颇具其修辞效果的。

【《落红》珍藏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年,左为精装版,右为普通版】

让我们看看“方氏修辞”是一种什么样的修辞方式,而这样的修辞像飘零的雨丝与雨滴一样,洒满小说的字里行间,让人赏心悦目或有所惊醒。“与情人的第一次做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类似于抗日战争的平型关战斗,具有全局成败系于一次的赌博性质,充满了奠基礼色彩。”这是写唐子羽准备与梅雨妃约会时的心理准备,将很私人化的性爱与政治性的平型关战斗联系到一起,比喻乍一看有些不伦不类,却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说明问题的力量。“所以房事不仅仅是简单的男女本能,而是家庭的头号政治,只有把政治工作抓好了,其他的工作就迎刃而解了,这叫作‘纲举目张’”。是幽默,也是调侃,是说事,似乎也是在讲一种“理”,唐子羽式的人生理论。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局长大人更是政治学习的专家。政治学习简直是他的保健品。一逢政治学习,他就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写“只要她梅雨妃没有跟唐子羽正式婚配,那么梅雨妃就是大家的,爱情没有早晚,革命不分先后嘛。”写唐子羽与妻子嘉贤“结婚十六年,做爱的次数过了千,可是能想起来的有几次呢?既然想不起来,又为何乐此不疲地重复劳动就像教授一生都在重复同一门课程呢?”将夫妻间的做爱生活居然能同教授的教书生涯联系起来,真是大胆而新奇得匪夷所思,而将很私人化甚至性生活与严肃的话题对接在一起,将“低级”的东西与“高级”的东西并举,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颇有一种奇趣和妙趣,其间产生的一些意义简直不可深究。再如写朱大音“这次领来的女人,像一个走动的肉联厂,生得特别圆实,尤其是一对大奶子,好像两个肉坦克,坦克陷进了沼泽地里,轰隆隆地扭缠着颤动着,却一时三刻拔不离沼泽地。”用“坦克”形容此女人的双奶,形象而又妙绝。又如“唐植这小子,考试再糟,你再怎么批评他,他依旧自负,发起誓来像共产党,干活却跟国民党一样。”由此可见方氏修辞之特点,即牛头对马嘴。这种修辞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很小的物事用极大的东西来形容,在强烈的甚至是过度的夸张中抬升小物事的分量,同时产生喜剧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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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发表于《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第二部分刊于《文学报》2002年3月14日,第三部分刊于《燕赵都市报》2002年5月1日,第四部分刊于《教师报》2002年2月24日、《西安晚报》2002年2月22日、《汉中日报》2002年2月5日。后收入作者评论集《长安夜雨》】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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