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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花鼓戏《带灯》再现了哪些经典文化元素

2017年01月16日 23:38:35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佚名 浏览数:731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徐小强根据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商洛花鼓戏《带灯》自公演以来获得各类大奖。从文化角度考虑,徐版《带灯》在语言、思想上既有中国文化的经典元素,也有西方文化的理念以及两种文化的碰撞。主人公带灯本身就是两种文化纠结煎熬的“受体”。

一、文艺作品惩恶劝善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中国文化

一部好的艺术作品离不开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如舞龙、饺子等。元素虽然只是“浅薄的零碎的表面的东西”,“核心根本的东西”是“思维和性格”,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某种元素在该文化圈内外一旦成了文化符号,其代表性和象征能力绝非其他手段可以比拟,因为交际都是以象征和指代为前提的。

以戏剧而论,西方传统处于正宗的是悲剧,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的“怜悯与畏惧说”,还是后世总结的“净化说”与“快感说”,都是以西方固有的思维方式即二分法为基础的。在个体主义传统深厚的西方文化中,悲剧独处一极。而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人们称之为悲剧的作品其实更接近西方的悲喜剧;中国悲剧最典型一个特征就是必须有一个圆满的结尾。在中国,观众本身是一群看不见的编剧,千百年来国人心理结构已经形成这种文化定势。同时,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也需要缓冲。中国文化达观中和的秉性以及中国人乐观向上的性格向来容不得悲观、绝望情绪的存在。西方式的纯粹的悲剧过于悲观残忍让人看不到希望,中国人直觉地不予接受。中国的传统是文以载道,同时也要求哀而不伤。文艺作品惩恶劝善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中国文化。要实现文艺担负起教化这个形而上的重大使命,就需要某些形而上的文化元素作为载体,而且经典作品所使用的方法往往成为后世的滥觞。

二、地域化中包含着全球化的东西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文化元素更是如此。可以说凡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都是普遍的,凡是普遍的东西在不同民族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着,即全球―地方性存在。文化沟通的结果是保持自己文化的同时学会欣赏对方的文化,认为只有属于某个民族独特的东西才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意义。中国人、犹太人和穆斯林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受人尊敬,就是因为他们坚守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不为了讨好当地人放弃他们自己的文化。全球化接受多样化,地域文化本身已经成为全球化文化的一部分。全球化的文化必然有其地域化之根的特征。

反之,地域化中包含着全球化的东西。中国人曾经遭受的某些窘境其实并非中国人独有,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或多或少有过此种经历或正在经历着。西方追求的基本政治价值,中国民间一直就有,用贾平凹的比喻就是,普世的东西是太阳,民族的东西是云彩之下的多样。地域性比较独特的文化中本身包含了该文化社群的人对人类共同面临问题的思考,虽然在路径和表现上有所不同。

全球―地方性二维度的实现是地域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限制和反限制两种力量对抗斗争的结果,这一过程本身是跨文化适应两种力量追求动态的平衡。在接受某一特定文化时,开放的全球性与谨慎的地方传统性存在着争斗。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社会中,文化社团内部享受着等级森严的纵向关系带来好处的当权者与受个体主义影响的无权者间的横向关系产生摩擦与纠结。垂直和水平这两种关系在古今中外都存在着,只不过是度的差异而非质的不同。中央集权时代从全社会看是等级关系,而诸侯之间却是平等相待。按照西方二元主义的文化逻辑只能是要么坚持父父子子纵向安排,要么坚持兄弟关系。在中国文化中,这两种关系同时奇妙地存在着,而且这种文化早已走向了世界。

三、商洛花鼓戏《带灯》中的经典元素

《带灯》中的主人公带灯虽然生活在现代社会,可是她的潜意识里依然是清官梦、明君梦,因此期盼贵人搭救是她可能的选择之一。她还有中国人讲究的外圆内方的性格。当然,整部戏曲大团圆的结局也是对根深蒂固的人性善思想的例证。

中国式的女英雄。中国文化中的奇女子大致可以分成文、武两类,有些文武双全。武有花木兰、穆桂英等,文有王昭君、孟姜女、杜十娘等。这些女子文弱却有骨气,勇武满怀柔情。商洛花鼓戏《带灯》中的主人公带灯是一个有思想、有担当、有血性的女英雄,面对排挤、迫害到精神崩溃都不愿向现实低头。传统戏曲中的佳人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带灯也是这样的一个“超女”。才子佳人坚守爱情承诺,即使男人变心女方都不肯放手,带灯也是如此。带灯清醒地知道自己不过就是黑暗中的萤火虫,卑弱无助,但她会毫不畏惧地把自己的光亮发挥到极致。她周围一群自命不凡的男人个个麻木不仁、明哲保身,但她一个来自文化圈外的弱女子,有时虽然彷徨动摇过,但始终能够单枪匹马地战斗。在当今这个犬儒懦弱的时代,为了信仰而付出代价,甚至是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的确令人钦佩。

清官梦、明君梦。中国自秦代开创的专制体制,千百年来处在这一体制金字塔低部的基层民众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在很多时候,统治者玩弄百姓于股掌,大小官吏官官相护,公平正义的稀缺和普通百姓的冤屈无处伸张导致了人们对昏君和奸臣的痛恨以及对明君、清官的渴望。在百姓的心目中,包拯和海瑞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而现实是寄希望明君、清官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明君和清官是小概率事件。中国人骨子里的“青天大老爷”情结,“告御状”“拦轿喊冤”流传了几千年。

《带灯》中的王后生不但懂得法律途径走不通,通过上访维护了自身的利益。让人震撼的是,作为专门负责拦截上访的综治办主任带灯,起初真诚相信法律、依靠法律解决问题,最后也不自觉地成为了一名上访者。正是“告御状”惊动了市委甄书记,他的“微服私访”才使得樱镇的问题得到解决。

大团圆结局。中国古典戏曲的大团圆结局,要么是夫妻团聚,男主人公金榜题名,奉旨成婚,要么是平反昭雪,正义得以伸张。戏剧《带灯》的结局既是被冤屈的百姓洗脱罪名,贾书记给带灯的处分得到纠正,而且带灯本人病情好转、樱镇官风和民风得到扭转。还有带灯打破了魔咒,成为该镇历史上第一个得到升迁的干部,可以说是三重大团圆。

商洛花鼓戏《带灯》传承了传统戏曲惯用的经典手法,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戏剧传承文明教化,包含着基本的伦理道德,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中国戏曲不仅从正面宣扬了忠君爱国、孝顺父母、妇女贞节、善恶有报等伦理教化的思想,而且还从反面揭露了现实生活中人情的冷漠以及百姓的处境。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集体主义的威权管理走向适应个体主义理念下的服务,平等、民主和普通百姓权益的保护是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带灯》的意义在于它生动地展示了行走在这条“卡夫丁峡谷”中的人们的觉醒以及所面临的传统和现代两种力量交织碰撞的文化困境。

(作者单位:商洛学院商洛文化暨贾平凹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①贾平凹:《让世界读懂中国》,《人民日报》,2014年8月31日。

②单有方:《大众品位与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③陈国明,余彤:《跨文化适应理论构建》,《学术研究》,2012年第1期。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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