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文艺长廊>> 编辑设计

论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

2017年01月17日 08:10:31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雷达 浏览数:426 责任编辑:文言

各类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目前我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中最重要的保护对象和保护环节,非此,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保护。

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包括古老的神话、传说、故事、方言、谱牒、民歌(号子、山歌、风俗歌曲等)、民间器乐曲(各类锣鼓乐、丝竹乐等)、民间戏曲(傩戏、端公戏、皮影戏、线偶戏、秧歌戏、二人台戏)、宗教音乐(西安鼓乐、北京智化寺音乐、山西五台山八大套、广西纳西白沙细乐等)、民间美术(年画、壁画、刺绣、内画、雕塑、建筑等)、民间劳动、生活、习俗活动以及其它各类具有原生态性质的民间文艺,都应得到全面的保护。

一、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的显著特征。

①源根性。它是扎根于千百年群众生活的具有根文化、母文化因素的文化形态。民间音乐的乐汇、乐句、乐段、调性、曲式,民间美术的题材、造型、构图、色彩,风俗节日活动的渊源、形式、内容、活动程式细节等,都是经孕育、发展而逐步形成并传递下来的。它集中并艺术地展示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语言、心理、感情、道德、审美情趣等形式、内涵及其特征。

②承传性。它是在历史文化源流的长河中经延续性地承传、创造、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形态,是经一代一代人之手通过群体的艺术创造而发展了的根文化、母文化。所有的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都不是静止而存留,而是动态发展了的,是不断活动、不断革新、不断创造发展的。其创造性,总是顽强地蕴于保护该文化基因的理念之中,是以民间继承者的自发创造为其主要方式的(只有当着纯文化人经认真地采风、学习之后纯文化人参与创造才有可能)。

③变异性。它是在延续性地承传、创造、发展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异着的文化形态。内容在变,形式也在变,以内容上的变异最为突出(如民歌、民谣等)。所有这些变异,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④依存性。它是依附于其生存条件而生存,具有繁荣、发展和衰落、消亡两重可能性的文化形态。当着依存条件存在时,就繁荣发展;当着依存条件不存在(或者未采取保护措施)时,就衰落消亡。虽然人为的保护本能意识还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多是无能为力的。

二、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和重要意义。

①可以通过保护,探知此原生态民间文化的母体承传基因,使其具有再承传的价值。民歌中的信天游,民间器乐中的西安鼓乐,民间舞蹈中的傩舞,民间美术中的凤翔泥彩塑,民间戏曲中的梆子腔,民族建筑中的元代建筑群等等,都有其母体文化的承传基因,都应通过收集、整理、研究,探知其世代相传的再生力。

②可以通过保护,探知此原生态民间文化的历史发展规律,使其具有再创造的价值。此以宗教艺术(音乐)对戏曲艺术的影响和民间音乐中的上下句最为典型。秦腔被公认为我国梆子腔戏曲之祖,据学者们研究其唱腔的基础是语言音乐化了的上下句。它既是以语达义、表达音乐感情的主要方式,又是发展各类板式、唱腔的基础。此以佛道讲唱音乐和法曲的影响最大。

③可以通过保护,探知此原生态民间文化的自然生存条件,使其具有再发展的价值。从自然发展的角度讲,“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规律,是原生态民间文化具有的特性之一。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正因于此,才在其行将消亡之时,要千方百计地予以抢救保护。保护的目的,不是“开倒车”,不是“揠苗助长”,而是使其开出继承之花,结出发展之果。看看历史,被淘汰的东西好少?庙宇、神像、茹毛饮血、刀耕火种、各种婚俗、陕北的喜神曲(还有赛赛戏)、陕南的哭嫁歌、关中的乞巧歌……不都消亡了吗?究其原因,乃在于依附于生存的条件没有了。那时,人们有何回天之力可使其复生呢,没有。但正由于没有保护,才让其彻底绝灭(当然,在过去很长的历史阶段,缺乏自觉的保护意识,也没有科学的保护条件)。这是个惨痛教训。吸取历史教训,施行抢救保护(现时已有了保护的条件),这就是党和国家目前全面推行对抢救保护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政策的真谛和理论的基石。保护的目的,在于发展——这就是抢救保护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再发展)的价值所在。

三、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原则及主要手段。

①对客体的忠实保护,是对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原则。

所谓保护,就是要通过各种保护措施,使保护客体客观而真实地展现其原始生态。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各种保护措施,使某原生态的民间文化遗产得以完整的保留和存活。为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坚持“忠实”的原则。而要坚持此原则,就必须时时防止和杜绝“造假”现象。自有遗产保护史以来,“忠实保护”与“非忠实保护”之间、“真实”与“造假”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忠实保护”是在与“非忠实保护”、“造假”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这一经验,对当前正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的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尤为重要。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有收集整理民间文艺的工作,特别是1980年开始编撰的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工作,不仅一直遵循这一原则,而且证明了它是一条人所共识的正确原则。

②对客体的自觉保护,是对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方式。

民间文化的继承者有着世袭相传的很顽强的保护意识。这是源于他们对其继承、参与此文化活动的认识和感情。这种保护可称为自发保护,应该说是自然形成的一种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保护方式。在当前,应把历史上形成的这种自发保护升华为自觉保护。其保护,包括其形式、内容、生态、生产(活动)过程、产品等。

③对客体的活体保护,是对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手段。

无论是有形遗产还是无形遗产,或者民间文学、戏曲、音乐、舞蹈、美术、建筑、节日、习俗、方言、谱牒、宗教等,都是活着的的客体,因此,这种对文化遗产客体的活体保护,是对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手段。否则,是不可能做到真正保护和有效保护的。民间故事,一定要保护包括方言讲述的活体;西安鼓乐,一定要保护包括抄谱、读谱、乐器规范、演奏方法、乐曲调式曲式、演奏程式、管理章程的活体;剪纸一定要保护包括构思、草图、用具、剪裁、张贴的活体;皮影,一定要保护包括牛皮炮制、造影选摘、绘画雕刻、影戏表演的活体等等。

④对客体的形式保护,是对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辅助手段。

这是在预计到保护客体将要丧失其生存条件时不得已的一种保护措施,是一种无奈的作为。也可以说是一种预防性的保护措施。诸如用保存实物、拍照、摄像等方式的保护等。因此说,它只是一种保护的辅助手段。

四、抢救、保护与继承、发展的辩证关系——对非有效保护理论的批判。

目下,有一股流动在全国范围的相当猛烈的思潮,这就是借“抢救、保护”之机、以“开发、利用”为名、行“赢利赚钱”之实的另一种所谓的“保护”理论和保护实践。这种理论的基点是“不改造创新就不能保护文化遗产”、“不改造创新就会使文化遗产走向消亡”。乍看,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在现时,这是一种被扭曲了的最有害的理论,是一定要予以严肃批判的理论。如果听之任之,任其泛滥,必将使保护工程受到抽筋断骨的伤害,就会挖掉保护工程的基础。

(一)抢救、保护与继承、发展的辩证关系。

毫无疑义,从长远和总体而言,抢救、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继承、发展,而继承、发展也必然会促进抢救、保护,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须知,自有史以来,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总是在不断地继承中存活,并通过自然、自发地变革与创造而发展到每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生态的。如信天游由单句体发展到两句体予以定型;也有向三句体、四句体、多句体发展的例证,但不多。在原始牧业、农耕方式解体之前(的历史阶段)就已基本打住了。也就是说,两句体的形式已基本定型。如果再继续向复杂的多句体发展,那就不叫信天游,而可能成为另外的诗种或乐种了。不要以为信天游体的歌诗是那么的简单,只要听听内容丰富、曲调相异、风格不同、变化无穷的千万首曲词,你就会发现它是怎么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来继承和发展的。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继承和发展,才使得这么多的信天游“保护”在千千万万歌手的歌唱中。

1942年后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广阔民间的采风活动以及以学习、改编、创新、演出、展示为内容的秧歌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觉保护、改造、利用、发展民间文化遗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鲁艺编辑油印的《陕甘宁边区民歌集》、《迷胡道情集》、《河北民歌集》、《审录》、《秧歌》、《秧歌锣鼓点》,李季编辑的《信天游二千首》、何其芳、张如松编辑的《陕北民歌选》、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整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的《陕甘宁边区老根据地民歌选》、安波编辑的《秦腔音乐》等,就是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重大成果。而歌曲《东方红》、《刘志丹》、《兰花花》、《赶牲灵》、《拥军秧歌》、《翻身道情》,小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做军鞋》,大型歌剧《白毛女》,以及秦腔《穷人恨》、《血泪仇》,曲艺《刘巧团员》(陕北说书),快板剧《刘二起家》,还有后来李季写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等的创作、演出和出版,则是继承、利用、改造、发展这些民间文化遗产的重要实践。这些采风、保护、创新、发展的实践活动,促进了保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而这些理论又大大促进了对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然,哪有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大规模的采风活动以及如今十大部、300多卷、4亿多字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辉煌成果呢?

仅从四十年代的保护实践来看,关于民间文化遗产的应用、保护与继承、发展的辩证关系就已非常的清楚了。那时,因战争关系,为应宣传之需,不可能提出“保护”的口号,只提出了应用、改造的问题。即便如此,由于党中央强调要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的形式,故民间文艺的形式得到了相应的保护。所改造的主要是内容。这是符合民间文艺发展规律的。

这段历史时期的保护实践和理论,明晰地表明了以下三点:

①原生态的民间文化遗产与改造、发展了民间文化遗产的文艺创作、文艺作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有着密切的关联,但绝不能画等号。正如原生态的《骑白马》小调不是据此而改编的合唱曲《东方红》,原生态的《信天游》不是据《信天游》诗体写的新诗《王贵与李香香》,原生态的歌舞曲《秧歌调》、唢呐曲《大摆队》不是据《秧歌调》《大摆队》创作发展的管弦乐《春节序曲》(李焕之作曲)一样。

②所谓的改造有“小改”和“大改”之分:“旧瓶装新酒”式的(如齐唱歌曲《东方红》、《秋收》)属“小改”;“用现代化手法予以加工改造”了的(如五十年代后的合唱歌曲《东方红》及器乐曲《秋收》),属大改。前者还基本属于原生态的民间文艺,后者虽然已经不属于原生态的民间文艺,但可以说是在保留原生态民间文艺原形基础的一种有限改造,是发展了的民间文艺。

③汲取原生态民间文艺的某些因素,全面创造的具有民间文艺特色的新作品(如管弦乐《春节序曲》)。它已不属于原生态的民间文艺,而是新创作的作品了。

这些实践和理论也同时表明:那时,因战事等原因,虽然有自觉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初步意识和保护效果,但并没有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长远思考和长远规划。加上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生存的条件还基本存在,用不着担心它们会在短期内消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中央和人民政府曾通过舆论、政令等形式发动了群众性的抢救保护活动(如1956年9月中共八大会议决议关于“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的提出及1961年9月19日下发的《文化部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传统剧目、曲目的挖掘工作的通知》等),也有重要收获,但由于全国基本处于经济恢复和有限的发展阶段,民间文艺虽有弱化的趋势,其生存条件仍基本存在,抢救保护的紧迫性还不那么强烈,故保护与非保护的矛盾还不那么尖锐,反映在保护理论和保护法制的健全上,也就不那么引人注意。

比起四、五、六十年代,如今的经济、文化已发生了巨烈的变革和变化,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对民间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地方化,是一个严重的挑战,面对保护民间文化的理论、实践、政策、法制等一系列问题,已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而要求必须尽快解决的了。此中,以保护理论和保护方法最为重要。在保护理论上,又以有效保护理论和非有效保护理论的矛盾最为突出和尖锐。

目前的某些争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正确的保护理论和实践,应以有效保护为前提,为准则。一切非有效保护的理论和做法,都应予以摈弃。

(二)对非有效保护理论的批判。

非有效保护理论的观点表现在:

①认为现今还生存着的民间文化,是过了时的旧文化,是青年人所不喜欢的、脱离现时代的腐朽的“死”文化。

②认为现今还生存着的民间文化,没有市场,是难以推销的文化,为适应市场就必需改造和创新,就必须改头换面。因此就形成了“不改造创新就不能保护文化遗产”、“不改造创新就会使文化遗产走向消亡”的理论。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是:通过改造创新,使其产品走向市场。认为这样做就将民间文化保护了。

我把这种理论称之为“非有效保护”的理论。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可能将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得以保护的。

在此声明,我并不反对改革创新的做法,也不反对其市场运作,乃至主张,在有效保护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还应竭力倡导这样的做法。我反对的只是混淆“保护”与“创新”的概念和以 “创新”来代替“保护”、从而断了“保护”的根的这种理论。因为这种理论是违背保护宗旨的,是与保护科学水火不容的。如果以“创新”成果来替代保护对象,就会坠入“非有效保护”的深渊,就会对保护原生态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起到干扰乃至破坏的作用。

诚然,改造、创新、利用、发展民间文化遗产,是无可非议的,也是符合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目的的,但它与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混淆,就会在保护理论上,误入歧途。在保护的流程、步骤(目前强调的是对民间文化遗产原生态的保护)上,造成大错,产生危害。其危害是:混淆了“创新”与“保护”的概念,颠倒了保护的对象,造成了非有效保护的恶果。

如西安鼓乐,专家们经数十年的研究,已经认定它的记谱法、读谱法近似于宋代的俗字谱,这就肯定了它的学术价值和在中国音乐史上的特殊地位。抢救保护具有原始生态的西安鼓乐,对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来龙去脉,研究各民族音乐的融合、发展,研究它的音乐特色、发展规律,乃至研究道教音乐、佛教音乐、民间音乐对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曲艺、戏曲音乐、民族器乐)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在保护环节上出了问题,就可能破坏其原始生态,就可能丧失其鼓乐的价值,使其固用的乐器、特色、规律不复存在了。众所周知,笛子在西安鼓乐的吹奏乐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定音要靠它,领奏也要靠它。一般通用的笛子在西安鼓乐中是不能使用的,一定要用特制的匀孔笛(市面上买不到)。笛有三种,即平调笛、官调笛和梅管调笛(即昆笛)。所用的笙,因要依笛定调,故相应的配以平调笙、官调笙和梅管调笙三种。笙,又分笙、嗡笙(低于笙的八度)、高笙(高于笙的八度)三种。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些人片面追求市场效益,把西安鼓乐的保护工作,弄得混乱不堪,无法收拾。为迎合市场需求,追古成风,肆意非为,硬要把叫了50多年的科学称谓“西安鼓乐”改称为非科学的“ⅩⅩ古乐”。由此而来的种种做法,诸如声势浩大的夸张宣传,不惜代价的演出、出版,还有巧立名目的“造假”,全在一个“古”字上作文章,全在一个“钱”字上下工夫。这样做,能保护好原生态的、有价值的“西安鼓乐”么?

如上所谈,①从长远和总体而言,抢救、保护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发展,而继承、发展也会促进抢救、保护,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②从当前和局部而言,重要和首要的是抢救、保护原生态的民间文化遗产。在保护的基础上,人为地创新、发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不能以此代替或冲击、干扰对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

由于此理论提出的“创新”论点,就其本身而言有其合理性,只是由于它在保护理论上,混淆了“创新”与“保护”的概念,颠倒了保护的对象,因此在有效保护民间文化遗产上,就更有其不易识别的误导性,其危害性就更大。

大家都知道公元前407年左右魏文侯问于子夏的那个听“古乐”与“新(民)乐”的故事。说“听古乐,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它一方面说明了郑卫的民间音乐比古乐好听,一方面也说明古乐不及新乐那么受欢迎。古代如此,现时也是如此。试看,如今听(唱)惯了新乐(尤其是流行歌曲)的青年,有多少人喜欢古代音乐和民间音乐呢?这古乐,那古乐在演奏时,真的就那么“轰动”和“深受欢迎”么?真的就那么“座无虚席”么?确实也有,但并不多。正因于此,有人才设法创造“新乐”,以求“轰动效应”和“金钱效应”,否则,能有这种效应么?但也正因于此,创造出的“新乐”,一夜之间就变成被舆论所强调保护的那个“古乐”了。这样,就使得保护对象错了位,使得不了解“古乐”的人误以为此“新乐”就是应被保护的那个“古乐”。如此,被保护的对象就变成了“新乐”,而应得到保护的真正的“古乐”反而得不到保护,这岂不是在保护工程的工地上演了一幕假保护的滑稽戏?如果任其泛滥,不仅本末倒置,而且其保护资金、人才资源,不也被白白地浪费了么?能将真正有价值的民间文化遗产做到有效的保护么?在陕西有许多人反映:在某些地方,西安鼓乐变味了,农民画变味了,泥塑剪纸变味了,甚至出现了造假、仿伪操作等现象,如上述提到的某些人,一面说古的东西不吃香了,一面又竭力尚古、推古和追古。目下,在古都西安,标“古”字的商标,就很时髦,到处泛滥。其中有真,也有假。什么“新发现”,“新挖掘”,什么“祖传”、“家传”等等,层出不穷,沸沸扬扬,弄得你真假难辨,晕头转向,你若不花费一些工夫,是走不出那个被五里云雾笼盖了的天门阵的。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原来民间文艺的真正价值消失了。因此,对这种有害的理论,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和摈弃,使保护工程,走向正路。

有人问:被保护的民间文化遗产,能不能改?能不能动?能不能加工?我们可以明确地回答:能!但此种改动和加工,必须坚持“不伤其筋骨,不动其主体,不破其规律”的原则,而且应采用以“自觉保护”为主,实行在民间艺人指导下的专业艺术家与民间艺术家相结合的方式。从“保护”的对象及其保护原则上讲,那种以专业艺术家为主导,仅以民间艺术为素材的纯创作型的形式不可取。原因很简单,那是纯创作的作品,不是遗产保护的对象。是纯系另一个概念范畴的事,不属“保护”之列。

所谓“自觉保护”,是指在艺人们包括再创造在内的自发保护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自觉保护意识的保护方式。艺人们虽有强烈而顽强的保护意识(他的艺术表演形式,是不允许你随意改动的),但他们在固守传统的同时也自然地予以有限的创造和变革,这种创造与变革是不会伤其筋骨、动其主体、破其规律的。因此,在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当日,亦应保护其创造和变革所遵循的原则。只有当专业艺术家从民间艺术家那里将此艺术学到了手并能驾驭其变革规律时,才能具有变革者变革的资格。否则,就可能走向此艺术程式、艺术规律的反面。因此,在此类艺术的变革方面实行在民间艺人指导下的专业艺术家与民间艺术家相结合的方式,是最稳妥的最佳方式。至于专业艺术家继承此类艺术传统以某些片段为素材去创作新作品,不仅应该允许,而且还要提倡,但那是另一范畴的事,不可同当前保护的对象混为一谈。

鉴于有此类混淆现象和类似此类艺术新作品应运而生的合理性,我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方式:①纯保护的方式;②纯创新的方式。两种方式并行,但各行其道,不可混淆。两者是相互照应、协调发展的关系,但不是相互抵触、相互替代的关系。这就是本文对解决目下这个不能不涉及这一矛盾现象的基本观点。

那种认为民间文化是脱离现时代的“死”文化及不改头换面就进不了文化市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这是由于如同文物一样,越是古老的东西,其价值越高,越是原始的东西,其欣赏价值更大。2002年8月12日《科技日报》就报道过“美、英两国科学家组成的一科研小组8月上旬宣称,保护世界上仅存的一些原始生态地区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远远高过开发这些地区产生的经济效益”。说“对这些原始地区开发后产生的经济收益只有保留其原始状态所带来的价值的一半”。自然生态如此,文化生态也一样。

如何使原生态的民间文化进入市场?我觉得,将民间文化的保护与旅游文化的开发结合起来,倒是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之一(陕北、关中、陕南的十多个民俗村、馆的建立与经营就是个生动的例证。其可行性是:①民间文艺的价值和魅力就在于它的民族性和地方性。②民间文艺总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其强大的生命力是源自其深厚的源根性,顽强的承传性和惊人的创造性。③民间文艺虽然有其依存性,但在国家高度重视和科学发达的今天,以自觉的保护意识和科学的保护手段,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克服其依存性的局限的。可以证明其可行性的生动事例,是东北二人转及山西、内蒙、河北、陕西二人台的崛起、振兴和发展。其实,京剧、豫剧、秦腔等群众性的参与及火暴场面也是生动的例子。连上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新疆木卡姆谁不爱听?古琴很古老,长期被冷落,昆曲也曾在与梆子腔的竞争中落败过,但在被批准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后,许多人却倾心要品其古代音乐、古代戏曲的韵味,探其古代音乐、古代戏曲的根源,这正是它的价值之所在,何以能仅用进入市场之与否为标准来评价它呢?

我认为,党中央及文化部确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及“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是正确的。其中的“保护为主”,讲得极为正确;“合理利用”讲得很有分寸。就上述出现的问题而言,如果不以“保护为主”,而是以“创新为主”或“利用为主”的话,那就会丢掉保护主体而跌入非有效保护的泥潭。须知,没有“保护”的前提和基础,就谈不上“利用”和“传承发展”;没有“保护”的前提和基础,其利用也就做不到“合理”,其传承发展也就会走向邪路。

当务之急,是采取正确引导和建立必要的保护规范等方式,纠正上述的错误倾向。

尤其要注意的是,目下,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太大,它有置我国民族文化于消亡的危险。在这种冲击下,广大青年只知外来文化和“流行音乐”,而不知祖国种类繁多的民族民间文化。包括审美对象、审美情趣、审美心理在内的民族文化之根,民族文化之魂,正在青年人的心中逐渐淡漠和消失。这是十分危险的一个关乎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发展命运的问题,是关乎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是关乎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能否在广大青少年中进一步扎根发荣、开花结果的问题。因此,要从战略的高度来关注和解决这个问题。

正因于此,我们才花大力气抢救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保护中通过展示、教育等措施,教育广大青少年积极参加到弘扬民族文化的工作行列。也正因于此,在树立正确保护理论的同时,一定要识别、摈弃一切非正确保护的理论,使抢救保护工作,走向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正确轨道,使原生态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立竿见影,富有成效。

2005.5.13草.5.31.修订 6月上、中旬再改

陕西文化网 文艺家雷达

作者简介雷达,研究员。著名民间文艺家。男,陕西韩城市雷許庄村人。1935年生。1958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1961年至1996年先后在陕西省音乐家协会、陕西省文化厅工作。历任陕西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文联常委等职。现任陕西秦域文化传播中心艺术总监。陕西文化网(中国)艺术文化总监。曾在全省各地采风,研究民间文艺,写作、发表了大量的诗词、散文、歌曲和论文。出版有散文集《采风录》、诗集《绿叶集》、歌曲集《雷达古典诗词歌曲选》和《韩城方言概述》《韩城秧歌》等专著。与他人合作,经30多年的艰苦历程,编辑出版了约百万余字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陕西卷》10部。曾多次获文化部、中国音协、中国民协“突出贡献”等奖励。2016年,荣获“陕西省终身成就艺术家”称号和奖励。《文博天下》——《雷达艺文全集》(第一卷)“民间艺术文论集”,由陕西省文联列入“陕西知名老艺术家丛书”系列,已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上一篇:寒雷诗札:寄沙莎 下一篇:痴情鼓板播秦声

本文二维码 分享朋友圈

延伸阅读

  • 文教视窗
  • 导游陕西
  • 文化驿站
  • 陕西城事
  • 三秦骄子
  • 1
  • 2

大秦视宴

唐城西安

更多》


编导演奏

更多》

教育资讯

更多》

静悟禅阁精品推荐

  • 油润细腻仿汉代和田白玉螭龙玉璧

  • 罕少野生包浆杜鹃木横切片手把件

  • 天然同料满鬼脸海南黄花梨(黑)手珠

  • 缅甸黄金樟招财、化三煞实木精雕龙龟

  • 合作伙伴
  •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