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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洛花鼓戏的文化意蕴

2017年03月28日 08:09:42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张文诺 浏览数:587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商洛花鼓戏是著名的地方小戏之一,在商洛乃至陕西具有广泛的影响。商洛花鼓戏由湖北移民传入商洛,光绪三年(1877年),湖北郧阳发生涝灾,很多灾民从湖北来到商洛,他们带来了花鼓戏,花鼓戏受到了商洛百姓的喜爱,并接受了商洛语音和小调的影响,形成了商洛花鼓戏。“据民间艺人口耳心传,商洛花鼓艺术于清代中叶随下湖人迁陕而传入商洛。多以自乐形式,于逢年过节、迎神报赛、红白喜事搭班演唱。其登场人物不多,行当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化妆简单,随意性很强;道具较少,一般多就地演出。”[1]81地方小戏多为农民业余的自娱自乐之作,都是农民自己的创作,内容短小,人物不多,一般二三人,情节较为简单,没有复杂的矛盾冲突。在一般人看来,地方小戏肯定不如大戏,“‘小’可能意味着不完备,表现力不够,简单、粗糙等等。”[2]57地方小戏在唱腔的优美、舞美的豪华、造型的逼真、情节的复杂曲折等方面与大戏确实有相当的距离,然而,就地方小戏与下层民众的亲密度来说,地方小戏却有相当的优势。大戏从小戏发展而来,然而,小戏并没有失去自己的特征,小戏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娱乐价值、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在历史和现实中具有很大的作用。小戏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演出非常频繁,比大戏有更多的受众,对于农民的知识传播与思想塑造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鲁迅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3]352其实,戏文的作用更大,潘光旦在《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中说:“一样教学生知道一件故事,读不如讲,讲不如一二人表演,一二人表演不如多数人自演。读来的故事最隔膜,自己搬演的故事最亲切。……一般民众所有的一些历史智识,以及此种智识所维持着的一些民族的意识,是全部从说书先生、从大鼓师、从游方的戏剧班子得来的,而戏班子的贡献尤其来得大,因为一样叙述一件故事,终究是‘读不如讲,讲不如演’”[4]10而地方小戏与下层民众的关系更为亲密,很多知识与思想都是通过地方小戏传承与传播的。小戏具有如此大的作用与广泛的影响力,却没有受到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重视。在诸种文艺形式中,戏曲处于边缘地位,而地方小戏在戏曲中又处于边缘地位。地方小戏之所以受到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鄙夷、排斥与打压,原因是地方小戏中有很多“淫戏”,而“淫戏”在下层民众中间很受欢迎。其实,“淫戏”只是地方小戏中的一小部分,更为关键的是,小戏传播了一种“离经叛道”的民间伦理。地方小戏的创作者、表演者、观赏者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民众,地方小戏传达了农民的思想与情绪,在农民的思想体系中,有的与封建正统思想相当的一致,比如忠孝节义等,但也有一些思想并不合乎封建正统。即使是正统思想,经过农民思想浸润后,其内涵也有较大的不同,是经过农民改造后的正统思想。“不仅淫戏和黄戏充斥其间,而且还经常有离经叛道的思想冒出来。”[5]34地方小戏具有很强的思想穿透力与艺术渗透力,又承载了这么多不合乎封建正统的思想,难怪遭到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鄙夷与打压。商洛花鼓戏作为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小戏,传达了浓厚的民间伦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

一、被矮化的上等人

地方小戏的题材较为广泛:描写农民日常生活的生活戏,反映忠孝节义的伦理剧,反映为民做主的清官戏,反映精忠报国的忠良戏,唱男女情感的爱情戏,还有淫秽下流的黄色戏等。地方小戏虽为小戏,里面却出现了皇帝、官员、僧尼、知识分子、商人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形象,这是一个上等人形象群体,这些地位较高的人物形象都是经过农民思想浸润过的人物形象,其面目、性格、气质、格调与封建正统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大为不同。在封建正统文学中,他们形象较好,高高在上,是智慧与道义的化身。在地方小戏中,上等人却成为被讽刺嘲笑的对象,与此相对的下等人虽然社会地位较低,形象却是高大英俊、坚强刚健,且往往具有超群的智慧。地方小戏出现的上等人形象与正统文学中的上等人形象大为不同,他们是被矮化的上等人形象。《屠夫状元》是一部经典的商洛花鼓戏,其中的上等人形象如皇帝、丞相、太师、知识分子等,都是被矮化的上等人形象。

《屠夫状元》改编自安徽泗州地方戏《三寒桥》,原剧是一出清官戏,反映的是惩恶扬善、为民做主的主题。《屠夫状元》把原来的次要人物屠夫卢文进作为主要人物,以他为中心人物设置情节,剔除了原来的因果报应、封建迷信等内容,增加了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内容。《屠夫状元》包含了民间小戏的因子,传达了浓郁的民间伦理与文化。地方小戏的创作者大都是来自底层社会的民间艺人,他们对与他们有着相同生活的下等人非常熟悉,对与他们距离较大的上等人的生活很隔膜,他们总是凭着自己的想象、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塑造上等人形象。在现实生活中,上等人占据了社会的中心位置,享有较多的社会资源,下层民众对此非常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当他们创作时,他们就把现实生活中的现象颠倒了过来,反映在人物形象方面,就出现了“被矮化”的上等人形象。《屠夫状元》中的上等人形象有皇帝、阁老、太师、状元等。《屠夫状元》中的皇帝与我们在评书中看到的皇帝似曾相识,比如《杨家将》中的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呼家将》中的宋仁宗、《岳飞传》中的宋高宗等。皇帝在本剧中出场不多,但面目清晰,他喜好女色,宠爱西宫娘娘,比较昏庸无能,被太师杨猎窃取了朝廷大权,面对危急形势,他别无它法。他忠奸不分,他本来信任忠臣党秉忠,把宝珠交给他帮助太子登上大位,太师杨猎利用阴谋害死党秉忠,宝珠下落不明。没有宝珠,太子没有信物,无法登上大位。皇帝虽然看清杨太师的险恶用心,但杨太师羽翼已丰,势力太大,皇帝已经无力抗衡。皇帝着了慌,到处张贴榜文,寻找宝珠。在一般的民间文艺中,皇帝都有点昏庸无能,忠奸不分,这是经过民间意识过滤后的形象。“忠良戏和清官戏(包括传说和故事)中的帝王,大都昏庸卑下、低能好色、耳根软、好听信西宫(小老婆)的谗言、重用老丈人(西宫之父一般是位极人臣的太师)、纵容小舅子为非作歹、迫害忠良、祸害老百姓,总而言之,凡农村社会的种种失德,皇帝几乎全占上。”[6]13其实,这些缺点是一般人都常有的缺点,皇帝当然也有这些缺点。农民把一般人身上的种种缺点移到皇帝身上,借以教育自己的子弟,要避免这些缺点。

除了皇帝,他周围的大臣也没有显示出出众的才干、过人的谋略与超群的能力。阁老是朝廷的重臣,面对危机无计可施。状元党金龙虽然才华出众,但思想格调非常低下,向往荣华富贵,没有为国为民的抱负,被太师杨猎轻松收买,助纣为虐。杨猎身为太师,不是靠本事上位,而是靠自己的女儿上位,此人不但祸害百姓,而且陷害忠良,图谋不轨。与这些社会上层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屠夫胡山,此人是一介屠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勤劳善良、济危扶困、嫉恶如仇、有强烈的正义感。民间艺人在创作时,往往把自己所属的这一群体神圣化,他们把一些美好、高贵品质附加于民间人物身上。比如,我们在民间文艺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情节,在朝廷之上,番邦或者敌方送来的一封书信或者一张阵图,要求在三天之内做出破解,如果不能破解,就要撕毁盟约,再起战端,众朝臣却束手无策。在这时,一个下层人物出场,解决了困难,番邦臣服于我,这个下层人物凭借这样的不世之功获得高官厚禄,其实,这是农民幻想自己建功立业的方式。“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农民梦想的形象写照,他们长期处于社会下层,经常幻想一夜之间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从历史来看,一个农民,能有多少机会遇见皇帝呢,更没有出众的谋略帮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想象成功。农民们也想自己建功立业,夺取功名,但农民们上升的渠道非常有限,他们非常盼望能凭着自己的本事以独特的方式获取功名。立非常之功,非得有非常之时,他们往往想象自己可以在皇帝群臣面临解决不了的巨大困难时登场,然后一举成名。“民间小戏的创作表演基本都靠乡村的底层劳动者,所以讥讽调笑的对象都是掌握特权、特殊技能和较多社会资源的人群。土地可以使最基本的‘食’得到相对稳固的保障;而且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候,官方都提倡重农,‘农’在社会流品中总是排名靠前,这使得农民们会产生一些自豪感。而另一方面所谓“重农”,重视的都是农业而不是农民。农民的地位、社会保障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落实。而帝王、官员、读书人、商人甚至包括手艺人不耕不织却也可以自给,尤其有些人,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活得更加滋润光鲜。习惯了将产品自产自销的农民,当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他人的利润,多少会产生不平衡、排斥的心理。”[7]125在民间文艺中,农民眼中的皇帝很糊涂,但农民对皇帝的感情很复杂,他们对皇帝不太痛恨,他们痛恨贪官奸臣,他们认为,朝纲混乱不是皇帝的问题,而是贪官不认真执行皇帝命令的问题。这既是他们从自己切身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也是农耕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中国是农耕社会,农耕社会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当社会混乱到一定程度,农民们非常希望一位明君来收拾一下贪官污吏。忍无可忍之时,农民起来惩处贪官酷吏,但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动乱,农民希望这种社会动乱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农民对皇帝的态度与农业生产方式不无关系,农业生产注重经验传授,这容易形成祖先崇拜与唯上是从的意识。“在这两个系统中,有着共同的唯上是从、犯上就是作乱的群体意识。……唯上是从的情感趋向,使个体在政治上表现为忠君思想。皇帝即国家,忠君就是爱国,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意识和心理状况。”[8]99自西汉武帝以后,皇权至高无上的思想意识逐步渗透了普通人的意识与生活。“秦代以官僚科层构筑国家金字塔的法制以及汉代儒者定礼仪,行封禅,以‘天志’比附‘王权’与‘君命’,已经把君主的威望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是‘天’的投影或‘神’的化身,‘天子’一词实际上把‘天’与‘人’之间合一的自然联系再一次割断。……于是,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都集中于天子手中,他既是普天之下子民与臣下的君主,也是普天之下道德与人格的楷模,既是政治领袖,也是精神领袖,后来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可以由他一人居中代表。”[9]268《屠夫状元》中,皇帝虽然比较无能,但无论是下层农民胡山还是受害家属朱氏,都对皇帝非常尊敬。朱氏唱道:“八年前我的夫官居要任,扶社稷抚黎民赤胆忠心。老君王亲传旨将夫召进,存宝珠保太子重任委身。”从朱氏的唱词不难看出,她痛恨的不是皇帝,而是奸臣杨猎。朱氏的丈夫被害身亡,主要是杨猎的诡计,但也和皇帝的不辨忠奸有很大关系,但朱氏并不怨恨皇帝,而是把责任推在杨猎身上,她一心想的还是效忠皇帝。胡山之所以敢于淹死党金龙、手刃杨猎,是因为二人狼狈为奸,欲行篡逆之事。胡山唱道:“我把你个白脸奸贼,你是万岁不离口,背后害忠良、谋江山的老手。”“万岁”表明胡山对皇帝也是尊敬有加,对害忠良、篡江山的杨猎则是毫不留情。“小渠道教育的叛逆从来都不是实质性的,他们嫌恶甚至丑化一个个具体的‘王帽子’,但却从来不幻想不要帝王,也可以说是在用一种自己的方式呼唤‘好皇帝’。”[6]14《杨家将》《呼家将》《三哭殿》《薛刚反唐》等评书所反映的都是反奸臣贪官不反皇帝,岳飞蒙受千古奇冤,在《岳飞传》中责任也被作者推到秦桧的头上,读《岳飞传》,一般读者痛恨秦桧甚于宋高宗。农民受到基层官吏的横征暴敛,他们宁愿把责任推到贪官、奸臣身上,这就使得皇帝与农民之间保持一种缓冲关系,当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时,皇帝也往往假借惩处贪官来缓和矛盾,农民与皇帝的矛盾被转嫁为农民与贪官的矛盾,这既是农民的思想局限,也是农民的一种生存智慧。

二、被大写的“义”

“义”这个词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具有丰富的含义。从大的方面说,有君臣大义、民族大义、国家大义,从小的方面说,有江湖之义、夫妻之义、兄弟之义。“‘义’代表了‘信义’和‘正义’,是主流社会中的重要道德准则和伦理观念。然而‘义气’则指由于私人关系而甘于承担风险或者牺牲自己利益的气概。它存在于真实的、日常的、你我他的交往中,是一种个人的气质和气概。……简单说来,‘义’是对于一个集体、国家甚至民族来说的应当共同遵守的道德道义,而‘义气’则是在具体的个人心中存在、指导其具体行为方式的价值观和标准之一。”[10]275“义”是很高大上的一个词,而“义气”则显得比较低层次,“义气”是义在民间社会的解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熟悉的是义气,义气指的是一种私人之间的情感,这种情感成为个人待人处事的方式。“江湖义气”比“义气”又深了一层,江湖义气显得有点邪恶与不守正道,江湖义气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不惜冒犯法律、甚至逾越国家、民族大义。《水浒传》中,宋江私自放走了晁盖,朱仝义释宋公明;在《说唐》中,单雄信知道卖马人是秦叔宝之后,马上归还了马,并且像对待兄弟一样接待秦叔宝;秦叔宝放走了劫皇杠的程咬金、尤俊达,自己去替人顶罪,这些都是江湖义气的表现,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江湖义气被说书人渲染得非常动人,常常受到士大夫与农民的一致赞扬。

屠夫胡山虽然不识字,但他明事理、通大义,大义与小义他都尽到了。他很重兄弟情义,他遇到倒在风雪之中的党金龙,给了他两个黑面馍和半个猪耳朵,又送给他二两半银子作为盘缠。胡山之所以送他银子,并不知道他是个读书人,也不是希望他考上学自己可以沾点光,而是看他可怜,看重的是穷人之间的互帮互助的情感。胡山说道:“客气啥哩,咱穷苦人谁没个难处。”胡山后来又救了朱氏与党凤英,都是出于穷苦人之间的朴素情感。“这是农民社会理想中令人向往的一种人际关系境界,也是农民在长期艰苦生活中凝练出来的一种自然朴素的情感和为士大夫所称道的乡土关系的主要成分。”[6]20胡山身上体现的义气类似于穷苦人之间的互相体恤、互相帮助的那种情感,更为可贵的一点是,胡山献宝有功,被封为西台大人,这时他没有忘记他的一帮弟兄张黑汉、李铁匠、王忠等人,胡山不贪图富贵、不忘记自己的穷弟兄,才能成就国家大义。更为可贵的是,胡山下可以救人于危难之中,上可以挽狂澜于即倒。在太师杨猎权势不可一世、别人无计可施之时,胡山毫不畏惧,他揭穿了杨猎的阴谋,在一帮穷弟兄的支持下,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杨猎父子。杨猎之所以面目可憎,不被接受,是因为他“夺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他用诡计残害忠良,欺凌重病在身的老皇帝,祸乱朝纲。农民并非反对改朝换代,而是反对来路不正的改朝换代,反对倚强凌弱、施诡计、耍手段夺来的江山。农民对于以文治武功夺取天下的开国皇帝是颇为尊敬的,比如周武王、刘邦、李渊、朱元璋等开国皇帝都得到了美化,而曹操却受到了丑化。曹操在历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可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依仗自己的权势欺负年幼的汉家皇帝,所以被认为是奸雄,不被农民看起。胡山帮助病重的老皇帝保住了江山,符合农民心中的大义。

农民之所以看重义气,其实是农业生产条件下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意识,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社会灾难的能力非常有限,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是战乱,农民都深受其害难以幸免,轻者不能温饱,重者卖儿卖女,甚至家破人亡。农民盼望他们之间在困难来临之时互相帮助、共渡难关。由于他们不相信富人们会大发慈悲,他们往往把希望寄托在与自己身份相同的贫苦人之上。农耕社会容易形成一种聚居群体,“在这种聚居群体里。人与人之间由于长期的共处,培养起了深厚的感情,甚至大部分人还具有血缘亲情(在一块土地上,父亲将土地分给儿子,儿子再将土地分配给孙子)。”[11]40人们对那种扶危济困、敢作敢当、看重情义的英雄非常敬佩,胡山重义,他得到了上至皇帝、阁老,下至朱氏、党凤英以及一帮穷哥们的拥护,粉碎了杨猎的阴谋。“讲义气”是农民心目中英雄的最高标准,比如关羽、张飞、秦琼、牛皋、武松、宋江、单雄信等,有的英雄也有不少缺点,可是因为他讲义气,他还是受到农民的尊敬。讲义气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私利作为处事准则,因而,义气有时还可能损害民族国家大义,关羽为了报答曹操的恩德在华容道放走曹操,极大地损害了刘备集团的利益。单雄信因为执着于报兄长被杀之仇,执意不降唐朝,置天下大义于不顾。但因为他们讲义气,无论是他们的结义兄弟,还是他们敌人,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读者,都被他们的义气所折服。然而,义气和私人之间的道德相关,为了私人利益违反法律甚至损害国家民族大义,造成了中国的人情社会,一切看人情,有人好办事,干什么事都要托关系、找熟人,相信熟人,不相信陌生人。“在这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12]39

对别人实施恩义的人并不要求具体、短期的回报,否则,就不是真正的义。然而,义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好人有好报也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说这是行使义的人的动力,他虽然不要求具体、短期的回报,但他相信,他的义一定换来别人的回报。胡山仗义疏财,重情重义,对别人很仗义,他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认朱氏为母,朱氏给了他宝珠,让他成为护国之臣,受到朝廷上下的尊敬。他救下党凤英,他的善良、忠厚得到了党凤英的爱。他对穷弟兄行使恩义,他得到了穷弟兄的真心拥戴与无私帮助。好人有好报是民间通俗文艺的一个重要主题,秦叔宝一贯行侠仗义,名声在外,他到哪里都能得到帮助。宋江号称及时雨,义气之名在外,他每遇到灾难,都是义使他摆脱了灾难。“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句俗语写出了义给重义者带来的丰厚回报。

三、被“想象”的爱情

《屠夫状元》里还有一个英雄救美的爱情故事,朱氏与女儿党凤英听说党金龙高中状元之后,来京城寻找党金龙,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京城。朱氏口渴难忍,凤英为母亲去找水,这时,朱氏恰好看到党金龙,便不顾一切地去认亲。党金龙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拒绝认亲,朱氏痛骂党金龙被党金龙推落桥下。党凤英回来找不到母亲,看见河岸边有一块朱氏的衣襟,她认为母亲已经投河自尽,自己走投无路,便要投河,碰巧被胡山救下,认作妹妹,党凤英与胡山回到家中,胡山把她当作亲妹妹看待,党凤英为胡山的善良、真诚所感动,愿意嫁给胡山为妻,成就了一段英雄救美的美好姻缘。

在中国传统通俗文学中,英雄救美的故事经常出现,屡见不鲜。《西厢记》中的张生与莺莺也是英雄救美,英雄救美是中国古代民间知识分子对爱情的美好想象。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他们渴望攀上大家闺秀,可是在当时等级森严、男女授受不亲的条件下,一个农民或者民间知识分子要想攀上一个大家闺秀谈何容易。不要说当时的大家闺秀多在深闺之中,就是出来游玩,也是陪同人员众多,没有特殊机遇,她很难与别的男性接触。虽然一般的农民或者读书人自诩不愿意攀慕高贵,可是从内心来说,攀上一位漂亮温柔的大家闺秀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也是他们的集体无意识。攀上大家闺秀,不但能找到美丽温柔的妻子,而且还能获得富贵以及满足虚荣心。然而,他们难以获得机会与大家闺秀接触,于是英雄救美就成为一个必要的情节出现了。英雄救美意味着大家闺秀要遇到灾难,她们一般是在丫鬟的陪同下出来,这个丫鬟不但是服侍她的下人,而且还是她的闺蜜,并且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有时也是她的传话人。大家闺秀一般是出来游玩遇到纨绔子弟的轻薄,或者家庭遭遇横祸生命受到威胁。党凤英的父亲党秉中因为奸臣杨猎迫害身亡,党凤英一家被迫逃到商州山野之中。党凤英的兄长党金龙考上状元,但他认贼作父。她母亲的走失让她失望与愧疚,因为她没有看好母亲,她感到生活的无望,欲投河自尽,这给了胡山“救美”的机会。大家闺秀被救之后,感觉难以报答救命大恩,便以身相许。这样的故事很俗套,可是创作者却乐此不疲,反映了他们对爱情的期待。

英雄救美”中的英雄大多单身,他们或者因为家里贫穷娶不起老婆,或者因为忙于事业顾不上,或者因为看重兄弟之情不愿意娶,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想娶一个美丽的妻子却不能,而又不愿意委屈自己,于是只好等待机缘来临。有一首童谣这样唱道:“刮大风,下大雨,南边来了个大闺女。爹看看,娘看看,惹得嫂子不待见。”这首歌谣真实地刻画了下层民众的爱情心理,他们家庭贫穷,找不到媳妇,便幻想在某个风雨之夜,从南边漂来一个孤独无依的姑娘,给他们救美的机会。因为刮大风下大雨,这个姑娘处于困境之中,可以施之于恩,这样的姑娘因为孤身一人,没有人为她出主意,容易被糊弄。如果她身边有人跟随,她不大可能轻易地以身相许。党凤英身处困境,与母亲失散,便只好顺从胡山的安排。当然,“英雄救美”中的英雄也有吸引大家闺秀的地方,比如才学过人、风度翩翩,或者武艺高强、英俊洒脱,如张生、呼延庆、薛刚等,即使没有学识才华,他也具备一些道德优势,比如勤劳、善良、孝顺等,牛郎、董永、万喜良、梁山伯等就是凭借这些道德优势获得了女性的青睐,其实,勤劳、善良难以成为吸引异性的条件,这里显示了民间说唱艺人想象力的贫乏与不足。穷小子在现实中难以攀附娇小姐,便只能在书中寻找代替的办法,达成想象的满足。“我们可以断言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旅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13]317“英雄救美”情节还可以满足传奇的审美需要,可以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李渔说:“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14]15

在民间传说版的“英雄救美”中,男性一般具有一种流民习气或者流氓习气。比如《牛郎织女》中的那个表面上很老实的牛郎就很有一丝流氓习气,他在老牛的“教导”下,去那个水潭守株待兔,一等仙女们下水洗澡,他拿了织女的衣服不给,织女必须答应做他的妻子他才还回她的衣服,织女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牛郎的行为颇为无赖,是真正“英雄”所鄙夷的。胡山看到党凤英投河,把她拉住,还说“我想和你――”,被党凤英误认为是轻薄之徒,打了胡山一记耳光。胡山与党凤英刚一见面,就说这种暧昧不清的话,这很有点油滑的味道。其实,这种兄妹关系是很暧昧的,它是一种摇摆的、不固定的关系。因为没有血缘的兄妹关系把男女双方捆在一起,时间一长,便会发生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超越了古代男女双方那种必要的距离,最后解决的方式是只有转化为夫妻关系,对于双方来说,结为兄妹关系意味着什么也是不言自明的,否则,当二人回家时,二人就不会羞涩了。

胡山:好。那就跟我走,哎哟……(捂脸)

党凤英:(不好意思地)哥哥!

胡山:不要紧,不要紧。(下)

党凤英:(拾起母亲拐杖)母亲……(随下)

这几句写得很有意思,想必二人已经预见到二人以后的关系变化,他们对这种“自欺欺人”的认定似乎信心不足,所以感到羞涩。当然,在男女双方关系转变过程中,到一定程度,男方就开始矜持起来。“四个爱情故事中,全部都是女主人公在主动追求,他们比男主人公更有勇气,而男主人公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15]183如果男方一直主动,那么“男方”就真的成了流氓了,因而,在民间艺术中,当双方关系稳定以后,“女方”就开始主动起来,而“英雄”却反而迂腐起来,躲躲闪闪起来。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对梁山伯何等主动。胡山与党凤英回家以后,党凤英为胡山的救命之恩所感动,为胡山做鞋做饭,为胡山脱鞋量大小,党凤英对胡山多次暗示,怎奈胡山不理解,老太太朱氏出来直接向胡山说明,胡山不同意,说兄妹不能通婚。老太太向他进行了解释,胡山才勉强同意,最后二人喜结良缘。让女方主动追求,避免了把男主人公流氓化的倾向。女主人公之所以比较主动,一是因为她们知恩图报,以恩报恩,二是因为民间艺人内心的自卑情节,因为他们地位比较低微,追求一旦被拒绝,便感觉自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让女性主动追求,可以满足他们可怜的自尊。党凤英虽然处于困境,其实她是皇帝重臣的女儿,也是大家闺秀,戏剧正是通过胡山对她的救命大恩才让她在获得身份后嫁给他。胡山与党凤英的良缘正是下层民间艺人愿望的体现,也满足了下层民众对爱情的想象与心理补偿,是对不能满足的现实的一种达成。

地方小戏属于农民自己的创作,地方小戏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教化与知识传递意义,而且在于它为农民提供了一个虚拟的、非正式、超越性的空间,在这个超越性的空间中,人们可以尽兴地喧闹、调笑,尽情地表现,人们实现了平日难以实现的自我表现与精神满足。人们还可以在地方小戏的表演过程中通过幻想的方式转移、宣泄自己在生活中的痛苦,“防范痛苦还有一种是我们心理结构所容许的力比多的转移,通过这一转移,这种方式的功能获得了那么多的机动性。这里的任务是改变本能的目标,使其不至于被外部世界所挫败。本能的升华借助于这一改变。”[16]170更为重要的是,地方小戏隐含了深藏于地下的民间伦理与文化,而这些民间伦理与文化到现在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屠夫状元》是商洛花鼓戏中的经典之作,它是建国后商洛花鼓戏创作的重要收获,既表现了时代精神,也渗透了很丰富、隐形的民间伦理文化,而这些民间伦理文化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挖掘其中的民间伦理文化,可以窥探影响老百姓的思想意识,这不但对于商洛花鼓戏主题的提升,而且对于农村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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