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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寓居“河内山阳”地望辨析

2017年11月18日 09:05:58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佚名 浏览数:1205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文献记载,竹林七贤“魏嘉平中并居河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世号竹林七贤”。《晋书・嵇康传》云:“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色。”但关于“山阳”地望,学界一直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在今河南焦作、修武一带,一种观点认为在河南辉县吴村镇的山阳村。经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实地调查,我们认为“河内山阳”地望应在今河南焦作、修武一带。

一、关于“河内山阳”地望的学术分歧

关于竹林七贤,早在两晋之际,阴澹撰《魏纪》中第一次提出了“竹林七贤”的称号,但未提及七贤的寓居地点。《事文类聚别集・礼乐部》引《魏纪》云:“谯郡嵇康,与阮籍、阮成、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而陶潜的《群辅录》最早言及竹林七贤的寓居之地,即前述之七贤“魏嘉平中并居河内山阳”。唐宋之前的文献也明确记载竹林七贤寓居“河内山阳”,但没明确“河内山阳”的具体地望,这就为后世的学术纷争埋下了伏笔。《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附《嵇康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有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昭明文选》颜延之《五君咏・向常侍》注引《魏氏春秋》说: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河内向秀友善,游于竹林。”《晋书-嵇康传》云:“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色。”从文献记载可知,“竹林七贤”的寓居地为“河内之山阳”即河内郡的山阳县。

竹林七贤的寓居地为“河内之山阳”已为学界共识,所以学界也没有进行详尽考证。但明清时期的《卫辉府志》《辉县志》却指出竹林七贤的寓居地在辉县西南六十里的山阳镇,即今辉县吴村镇山阳村。与“山阳镇”有关的竹林、竹林寺、七贤观、七贤祠等均在《卫辉府志》《辉县志》中屡屡出现,而且将其与竹林七贤寓居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佐证材料。清顺治十六年《卫辉府志》卷一《地理志・古迹》“辉县”条下有“竹林”的记载:“竹林,在县西南六十里。晋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游隐之处,世称竹林七贤,其西为七贤观,今废为寺,旧属河内,元以山阳县并人辉州,今属辉县。”光绪二十一年《辉县志》卷四《古迹》指出:“竹林,在县西南,晋七贤游隐处,旧属河内,元以山阳县并入辉州,今属辉县。”

文献对辉县竹林寺、七贤祠、七贤观、七贤堂的记载则更为详尽。清顺治十六年《卫辉府志》卷七《祠祀志-寺观》“辉县”条载:“竹林寺,在县西南六十里,旧为七贤观,后改尚贤寺,又改今名,即晋七贤所游之地。”“七贤祠,在县西南六十里山阳镇。晋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七人为竹林之游,当时号称竹林七贤。”清乾隆五十三年《卫辉府志》卷十《建置‘祠宇》“辉县”条载:“七贤祠:在县西南山阳镇,晋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号称竹林七贤。康熙十八年,知县陈谟建。”而其卷二十一《祠祀志・坛庙》载:“七贤祠,《河南通志》:在辉县北十里。《一统志》:在辉县西南六十里,今为竹林寺。《水经注》:清水又经七贤祠东。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琅琊王戎、黄门即河内向秀、建威将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谓之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辉县志》:在县西南山阳镇。”同为清乾隆五十三年的《卫辉府志》卷二十一《祠祀志・寺观》载:“竹林寺,《辉县志》:在辉县西南六十里。”光绪二十一年的《辉县志》是依据道光十五年刻版续修的,在其卷四《古迹》中记载:“七贤堂,在竹林寺内,祀晋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卷九《祠祀志》对于“七贤祠”记曰:“一名七贤观,一名尚贤寺,在县西南山阳镇,晋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同为竹林之游,号竹林七贤,后人立祠祀之。康熙十八年,知县陈谟重建,今名竹林寺。”

无论是清顺治十六年的《卫辉府志》还是光绪二十一年的《辉县志》均记载辉县西南有竹林、竹林寺、七贤观、七贤祠、七贤堂,为竹林七贤的游隐之处,并指出山阳“旧属河内,元以山阳县并入辉州”。这些文献混淆了金元时期的“山阳县”与魏晋时期的“山阳县”的区别,导致了对竹林七贤寓居“山阳”的不同解读。

二、“河内山阳”的建置沿革

历史上确实存在“山阳县”,也存在“山阳镇”。从行政建制看,战国时期到南北朝的北齐都设有“山阳县”,自金至元也有“山阳县”的设置,只是由于时代的不同及行政区划的变更,上文述及的前后两个“山阳县”的具体位置并不相同。这可从历史沿革中得到证明。“河内山阳”的设置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载:(始皇)“五年(前242年),拔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括地志》云:“山阳故城在怀卅l修武县西北太行山东南。”可知山阳城在战国时就已有之。秦实行郡县制,设修武县,归三川郡所辖;西汉沿袭秦制,设河内郡(郡治怀县即今武陟西南古怀城)。汉高祖三年(前205年),析修武西部置山阳县,东部置修武县。《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载:河内郡领怀、山阳、修武、武德、波、温、平皋、沁水、野王、河阳等县。东汉因之。《后汉书・郡国志(一)》记载河内郡有怀、河阳、轵、山阳、修武等县。三国时属魏,改为山阳国,又分河内置汲郡。晋时设有山阳、修武等县,山阳属河内郡,修武属汲郡,皆隶司州。《晋书・地理志第四》载:河内郡统县九,有野王、州、怀、平皋、河阳、沁水、山阳、温等。汲郡为泰始二年置,统县六,有修武。后为刘、石、慕容、苻氏沦没,并有山阳、修武二县,所属不改。北魏析置南北修武,仍属司州汲郡,而山阳移属汲郡。《魏书・地形志第五》“汲郡”条下载:“北修武,孝昌中分南修武置,治清阳城”;“南修武,二汉属河内,晋属”;“山阳,二汉、晋属河内……孝景二年置郡,初治共城,后移治山阳城,寻罢”。北齐移修武县治于西修武,并北修武入之。《太平寰宇记》:“高齐天保七年,自今获嘉县移修武县于西修武县故城。”《隋书・地理(中)志第二十五》载:“修武:后魏置修武,后齐并入焉。”至是,始合南北修武、山阳为一县,为修武县。所以,清乾隆《大清一统志・怀庆府 (一)》载:

山阳故城,在修武县西北三十五里。《史记》:秦始皇五年,将军骜攻魏山阳,拔之。注河南有山阳县。《后汉书・献帝纪》奉帝为山阳公。《魏书地形志》:汲郡山阳,二汉晋属河内,孝昌二年置郡治共城,后移治山阳故城,寻罢。《括地志》:山阳故城在修武县西北。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四・修武县》亦曰:

山阳城,县西北六十里。战国时魏邑。秦始皇五年,蒙骜伐魏,拔山阳城。八年,封嫪毐为长信侯,与之山阳地。汉置县,属河内郡,在太行山南,故日山阳。曹丕奉汉献帝为山阳公,是也。晋山阳县仍属河内郡。后魏属汲郡。孝昌中,置山阳郡,寻罢。北齐废山阳入修武县。

而金代的“山阳县”则是在金兴定四年以修武县重泉村设置的,隶属于辉州。《金史・地理志(中)》载:“苏门,本共城,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河平,避显宗讳也。明昌三年改为今名。贞祐三年九月升为辉州,兴定四年置山阳县隶焉。”“胙城,本隶南京,海陵时割隶滑州,泰和七年复隶南京,八年以限河来属。贞祐五年五月为卫州倚郭。增置主薄。兴定四年以修武县重泉村置县,来隶。”《金史・地理志(下)》:“山阳,兴定四年以修武县重泉村为山阳县,隶辉州。”元至元三年,省苏门县,废山阳县为山阳镇,依然隶属于辉州。《元史・地理一》载:“辉州,(下)唐以共城县置共州。宋隶卫州。金改为河平县,又改苏门县,又升苏门县为辉州,置山阳县属焉。至元三年,省苏门县,废山阳为镇,人本州。”明时,改辉州为辉县,修武的重泉镇仍属辉县,目前辉县吴村镇有山阳村。

就历史沿革而论,“河内山阳”从战国魏邑的设置到北齐合南北修武、山阳为修武县,其延续脉络清晰,说明山阳与修武紧邻。而辉县“山阳”的设置是在金代兴定四年以修武县重泉村而为“山阳县”,元至元三年废山阳县为山阳镇,隶属辉州。辉州明清时改为辉县,原修武重泉村属于辉县。因此,从《晋书・嵇康传》《魏氏春秋》的记载来看,“河内山阳”与辉县“山阳”有本质的区别,不能将金元时期的“山阳”与魏晋时期的“山阳”相混淆。

三、“河内山阳”地望辨析

(一)从地理位置辨“河内山阳”

从山阳县与修武县的方位关系而言,山阳县在西,修武县在东(历史上,山阳县与修武县存在分合关系,谈论山阳县往往以修武县为坐标)。三国时,山阳县属河内郡。洪亮吉《三国疆域志・魏疆域・司州・河内郡》载:“司州领河内郡,山阳县属焉。”“山阳,汉旧县,有浊鹿城,魏受禅,封汉献帝于山阳于此城。有禅陵,汉献帝陵,以禅魏故名。”黄初中,又分河内郡置朝歌郡,移属冀州,领县六,其一有修武,即修武属冀州所辖。《晋书・地理上・志第四》载:“魏氏受禅,即都汉宫,司隶所部河南、河东、河内、弘农并冀州之平阳,合五郡置司州。”故山阳为魏司州所属。“修武自分郡后遂属冀州,盖以山阳在西近河内,而修武迤东渐近朝歌也。”(《舆地志上・沿革》卷1)河内郡郡治在怀(今武陟西南故怀城),朝歌郡郡治淇县(今河南淇县),河内郡在西,朝歌郡在东。从“以山阳在西近河内,而修武迤东渐近朝歌”来看,同样推知山阳县在西、修武县在东。至晋朝,设有河内郡(郡治怀县,今武陟西南故怀城)、汲郡(治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汲郡为晋武帝泰始二年置。山阳属河内郡,修武属汲郡。北魏时析置南、北修武,仍属司州汲郡,山阳也移属汲郡。北齐天保七年,取消山阳县的建制,始合南北修武、山阳为修武县。

就地理位置来讲,山阳县在西,修武县在东,尽管北齐废除了“山阳县”的建置使其与修武合并,但“河内山阳”的位置大致不会超出今修武的东边县界。

(二)从地理范围辨“河内山阳”

从山阳县的地理范围来看,“河内山阳”的设置自战国始至北齐止,大致为西起今焦作与博爱的交界,东至今修武的浊鹿城、禅陵(汉献帝陵)一带。关于“河内山阳”的西边界,大致可以“雍城”“郧城”为标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郜、雍、曹、滕……文之昭也。”杜预注:“雍,在河内山阳县西。”《后汉书・郡国志(一)》载:“山阳,邑,有雍城。”《水经注・清水》:(长明沟水)“东径雍城南,寒泉水注之,水出雍城西北,泉流南注,径雍城西。《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雍,文之昭也。京相瑶曰:今河内山阳西有故雍城。”雍,即府城,在今焦作市西南十三里处的府城村。关于鄈城,《水经注・丹水注》载:“司马彪《郡国志》曰:山阳有鄈城。京相瑶曰:河内山阳西北六十里有鄈城。”清乾隆三十二年《续河南通志》第十九卷《舆地志・古迹・怀庆府》曰:“鄈城,在府城东北四十里。司马彪《郡国志》曰:山阳有鄈城。京相瑶曰:河内山阳西六十里有郧城。《水经注》:丹水经鄈城西,即此。唐置太行县,寻废。宋元以来改为清化镇。”清化镇即今博爱县城。民国三年《续河南通志》第十九卷《舆地志・古迹・怀庆府》对“鄈城”也作了相同的记载。只不过文献所载的距离与如今的实际距离不符。经实地调查,今丹水出山口一带也存在竹林七贤在此隐居、游历的传说。丹水东岸的博爱皂角村有七贤水、七贤磨以及七贤亭等遗址,丹水西岸的沁阳山王庄据传说也与竹林七贤有关。所以,从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可知,汉代以及魏晋时期山阳县的西边大致到今天焦作西边与博爱交界处或包括博爱县的部分地域。

“河内山阳”的东边界大致到今天修武浊鹿城、禅陵(汉献帝陵)一带。《后汉书・孝献帝纪第九》载:“(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都山阳之浊鹿城。”《郡县志》:“浊鹿城在修武东北二十三里,山阳公所居。”浊鹿城又名清阳城。《献帝纪》注:“浊鹿亦名清阳城,在今怀州修武东北。”就现在的位置而言,今天的浊鹿城位居修武与辉县交界处。《后汉书・孝献帝纪第九》载:“魏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山阳公薨。自逊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谥孝献皇帝。八月壬申,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置园邑令丞。”《后汉书・献帝纪》注《帝王世纪》曰:“禅陵在浊鹿城西北十里,在今怀州修武县北二十五里。陵高二丈,周围二百步。”《续汉书・礼仪志下》注《帝王世纪续补》曰:“献帝禅陵,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角广六尺。在河内山阳之浊城西北,去浊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怀陵百一十里,去山阳五十里,南去洛阳三百一十里。”

清乾隆《大清一统志・怀庆府(二)・陵墓》记载的“汉献帝陵”为:“汉献帝陵,在修武县北三十五里,浊鹿城后小风村,名禅陵。皇甫谧《帝王世纪》:浊鹿城西北,去浊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山阳十五里。”道光二十年《修武县志・舆地志下・陵墓》对“汉献帝陵”有如下记载:“献帝陵:古汉山右小风村。顺治十五年,邑令卜永升立禅陵碑于东关外,题曰:‘山阳榛莽,用表荒陵,疑冢孰扫?天道神明。’每岁九月初九日,邑令偕同官至碑下望陵遥祭。乾隆五十五年,河北镇总 兵官王普又于陵前建碑,今存。”

《水经注・清水》同样记载山阳县东北有陆真阜、覆釜堆以及浊鹿城:“山阳县东北二十五里有陆真阜,南有皇母、马鸣二泉,东南合注于吴陂也。次陆真阜之东北,复覆釜堆,堆南有三泉,相去四五里,参差次合,南注于陂。泉在浊鹿城西,建安二十五年,魏封汉献帝为山阳公。浊鹿城,即是公所居也。”陆真阜即陆真山,“在(修武)县西北二十五里,以其山周回九里,俗名九里山,冈阜连属,山势平衍”。覆釜堆即古汉山,“在(修武)县北三十五里。……山之西数十步有汉献帝陵”(《舆地志中・山川》卷2)。汉浊鹿城,一名浊城,在修武县东北二十三里(《舆地志中・故城考》卷2)。

从地理范围而论,“河内之山阳”尤其是魏晋时期的“河内之山阳”,其东以浊鹿城、禅陵一线为界,其西则到达今焦作西边与博爱交界或包括博爱部分地区,其地域即今河南焦作、修武一带。金代修武县的重泉村不会在魏晋时期的“山阳县”的范围之内。

(三)从故城遗址来看“河内山阳”

《三国志》卷二《魏书二》载:“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后汉书・献帝纪》注:山阳故城在今怀州修武县西北。清乾隆《大清一统志・怀庆府》载:“山阳故城,在修武县西北三十五里。”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舆地志・古迹・修武》:“山阳城,在县西北三十五里,今呼为墙南村。汉置山阳县,曹丕篡汉,废汉献帝为山阳公”。焦作现存有山阳城遗址,其位于焦作市区东2公里的山阳区恩村乡墙南村北侧。据《焦作市文物志》载:山阳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现存城墙大部分高出地面,清晰可见。北城墙长1850米、东城墙长1350米、西城墙长1000米,南城墙仅残存两端,长约200米,城墙周长约5公里。城墙残宽14—16米、高4—6米,有9个缺口似与城门有关,北城墙5个、西城墙2个、东城墙和南城墙各1个。墙体系用黄土夯筑而成,夯层明显,薄厚均匀,质地坚硬,夯窝大,窝底平整,夯层厚10—15厘米,有明显的汉代特征。城内地面平坦。近些年来,在城西北角发现有大量汉代的瓦当和碎瓦片,应与当时建筑有关。在城南挖水池时,曾挖到青石板平铺的地面,可能为南城门内的石板路基。在城垣上,曾多次发现过铜镞。在城附近,还发现有被箭镞射穿的人头骨。在西城墙内外侧拣到过战国陶豆残片。由于未对该城进行全面钻探发掘,城内建筑布局尚不清楚,也无确切年代。结合文献资料综合分析,山阳城应始建于战国,在汉代曾大规模重修,最迟到唐代就已变成了废墟。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山阳城赋并序》也可为证:“山阳故城,遗址数雉。四百之运,终于此墟。裔孙作赋,盖闵汉也。”

而辉县的“山阳废县”,清乾隆《大清一统志・卫辉府(一)》载:“山阳废县:在辉县西南七十里。《金史》:兴定四年以修武县之重泉村置山阳县,属辉州,即古重泉城也。《元史・地理志》:至元三年省山阳县为镇入辉州。”如今,辉县的山阳废县城址已不复存在。辉县尚有“邓城遗址”。“邓城故城:在辉县西南六十里,周九里。《水经注》:长泉水重发于邓城西北,又南迳邓城东是也。”(《卫辉府志卷一》)然而,光绪《辉县志》却将“山阳故城”与“邓城”相混淆。光绪二十一年《辉县志·古迹》:“(汉)山阳故城,一名邓城,在县西南六十里。邓城村之北,周围九里四门,遗址尚在。”这里不仅混淆了辉县“山阳废县”遗址与“邓城”遗址的界限,而且更是将汉代“河内山阳”故城与金元“山阳废县”相混淆,从而导致对竹林七贤寓居地“河内山阳”地望认识分歧的复杂化。从文献记载来看,“山阳废县”遗址与“河内之山阳”故城没有任何关联。“河内”之山阳城在修武县西北三十五里,即今天焦作市山阳区的山阳故城,并非金代山阳县治。

我们不能将金元时期的“山阳”与魏晋时期的“山阳”相提并论。竹林七贤隐于竹林,四处游历,从地缘相近而言,辉县山阳一带也应该是竹林七贤的游历之地,但并非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寓居的“河内山阳”之地。在历史上,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主要的游历范围应包括焦作市的西部、北部、东部和修武北部、东北部,及辉县市西南部分地域,其寓居地“河内山阳”大致而言就在如今的河南焦作、修武一带。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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