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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落坡四山黄——记陕西民歌专家杨璀

2017年01月26日 00:46:35来源:陕西秦域文化传播中心 作者:刘劼 浏览数:425 责任编辑:文言

《艺术界》新辟栏目《陕西艺术家长廊》,友人推荐预约为杨璀先生撰文,我当时未置可否。因为从情感上来说,杨老师于我是榜样、是师长、还是我远行千里常牵挂的杨妈妈、是无话不说的忘年交;但从理智来说,我犹豫、忐忑,正因我们相知,所以深晓以己拙笔难以准确生动地描述出杨老师的风采神韵来。只能请读者管中窥“璀”了。

她本可以在文学创作上有一番作为;亦或在艺术领域有所建树;更应像她的名字一样有个璀璨耀眼的人生。但命运捉弄人,杨璀老师把美好的青春、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陕西原生态音乐的搜集、整理、编纂工作了。她甘于寂寞、甘于无名、甘于奉献。她是我心中明亮璀璨的星。

秋景是最富有诗情画意浪漫色彩的;秋天又是最易让人怀旧惆怅的季节。杨璀就出生在1930年10月这个多色的深秋,这个季节的特征也深深地烙在了她的个性中。灵动绚丽的诗情和离愁别绪的伤感伴随了她的一生。她是父母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后不久,母女们就随在国民政府任职的父亲辗转于首府南京和重庆,在那里杨家五姊妹得到了良好的教养。尤其生活在 “清丽、幽深、古朴、旷达”的重庆金刚坡迷人的自然风景中,给她们留下了一段深刻的记忆,正如席慕容散文所述:看到“金刚坡”三个字,那段回忆都是清新的。

少儿时的杨璀对戏、音、舞、美、文样样充满热情:她的作文被老师画上众多的小红圈,称为“范文”。读《红楼梦》时描摹的十二金钗画像情趣盎然;她存留的手抄歌本、诗集,在标题页尾信手而为的小装饰,都有着小小的意境。重庆当时每周各个学校都有“余庆”活动,她的表演能力在舞台上得以展示,艺术天赋初见端倪。

开辟中国音乐新领域的作曲家黎锦晖的歌曲,二三十年代风靡全国。湖南籍的黎锦晖掌握有千余首多民族民歌,所以他创作的《可怜的秋香》《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等大量儿童歌舞剧和儿童歌舞表演歌曲,有人物、有情节,声情并茂,载歌载舞,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歌词朗朗上口,曲调优美动听,至今六十多年 过去,儿时表演唱的歌曲,杨璀仍记忆犹新。也许这就是民歌元素最早对她的启蒙吧。

不计其数的抗战、艺术歌曲对杨璀早年的影响也很大,《五月的鲜花》、《嘉陵江上》、《渔光曲》、《梅娘曲》、《长城谣》、《卢沟桥问答》、《山那边好地方》、《叫我如何不想她》、《黄河大合唱》等等词曲优美,现在她依然可以一首接一首地演唱,并能把歌词一段一段朗诵下来。儿时生长环境对她的艺术熏陶,为她的人生之路做了一个难得的铺垫。

杨璀父亲任职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即是三原乡党于右任。1949年初,面对变化莫测的时局,杨老先生安排妻子和五个女儿回到陕西三原县故居,实指望如力主国共和谈的于右任先生预料,不久即可回乡与亲人团聚。当时杨璀19岁,她的小妹才3岁多。但事与愿违,1949年4月初,国共谈判的破裂已势成必然,于先生和他的亲信都被监控起来,4月21日,身不由己的于先生被胁迫到机场飞往台湾,杨老先生也难逃此劫,从此与妻女天各一方,至死未得相见。

对于海外的人,此情此痛用于右任先生临终诗可以表达得淋漓尽致: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海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而对于留在大陆、经历种种政治运动的亲属们,用“望”、“哭”、“思”却是难以涵盖其中个味了。

1949年5月三原县解放,杨璀跟着学校上街扭秧歌、唱啊、跳啊,她和所有百姓一样,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为新中国、新政府而欢呼。同年8月,在青年团三原工委和学联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中学生业余文艺团体——“三原学联剧团”,剧团成员是从各个学校挑选的文艺骨干,约有50多人。风华正茂才艺双全的杨璀首选其中。在剧团,爱好文艺的她如鱼得水,表演才能得到了施展和提高。剧团配合减租反霸、土地改革、镇反、抗美援朝等政治运动,演出歌曲、舞蹈、曲艺、活报剧、歌剧、迷胡剧、秦腔、话剧等。那是多么热血沸腾、朝气蓬勃的一段时光啊。

杨璀曾在歌剧《阴谋》中扮演农村少女素琴,有一次在乡下演出,当演到地主设计欲抢占素琴嫁祸于人时,突然,从台下扔上来一块砖头,正好砸在了“地主”演员的身上,底下一片骚动,有人在观众群里喊:“素琴快跑!”这戏外的一幕让杨璀感动了许久,她为农民的质朴、为素琴的命运、也为艺术的力量。那时的杨璀不但能歌善舞,受金陵女大中文系读书的大姐影响,对文学尤其对诗歌也颇为着迷。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的欢快歌声中,在热火朝天的宣传演出奔忙中,她还没有意识到在台湾的父亲、舅舅等“海外关系”将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她更没有意识到与父亲已成诀别。

西北艺术学院是以军大艺术学院的专业设置和留校师生为基础,面向西北五省、区的一所高等艺术院校。创建于1950年元月, 1950年7月扩大招生约300人。杨璀最终选择了艺术,她被录取到“西北艺术学院”的音乐系学习声乐。当时学院设有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文学系、民族舞蹈系五个专业系,在校学员达600多人。

校园设在西安市南郊杜甫川塬上的兴国寺中学旧址,依山而建的窑洞是宿舍,一排排一间间错落有致,站在远处一看,还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呢。教学条件很艰苦,除了钢琴室外,一间大教室留作各系统一上大课、听报告。大多数活动和学习都在山坡上、树丛中。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入学后每人发一套灰色军装,每月还有6元人民币生活补贴费。入校不久,学校的编制由“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吃的是大锅饭,住的是旧窑洞,并有严格的军风纪律,俨然一座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艺术军营。在业务教学中,学校实施“教、学、做”合一,结合形势下基层宣传、举办群众文艺辅导班、深入农村采风、组织艺术实践,在校三年,没有放过寒暑假,没有休过节假日。所以杨璀从学校起就已经开始了上山下乡辅导、采风搜集民歌的工作。

那时的交通极为不便,有一次和汉中歌舞团到陕南紫阳的红春坝、毛坝关茶场体验生活,第一天走了百里路,姑娘们个个脚上都打了水泡,但谁也不愿示弱,第二天甩开双腿,又走了80里,当一听到采茶调的歌声,那个兴奋啊,根本顾不上脚痛腿酸了。在翠绿的茶树丛中,采茶姑娘们不用组织,不用粉饰,不用导演,随兴而歌,那飘出的歌声,委婉优美,与大自然浑然一体,那可是真正的“原生态”啊。

1952年,学校组织了杨璀、冯亚兰、鲁日融、黄继昆等七、八个同学到安康基层作辅导、采风。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去的时候先搭了个过路车,但中途的过河大桥被国民党炸毁了,只能绕行,回来时可就惨了,虽然雇了两个滑竿,给女生和体弱的同学轮流用,但因山路陡峭坎坷,坐在上面既担心又不舒服,最后索性抬了行李。除了背包,人人背上都有几双草鞋,男生走得快,一会儿就不见了人影。这两个小女生相互搀扶、相互鼓励,当看到挂在树梢上的草鞋,两人的信心立刻大增,那是前面男生用穿破的草鞋,为她们传递信息的指路标。晚上计划好明天的落脚点后,最惬意的事就是泡脚喝醪糟了。天一亮又开始了赶路,行进在秦岭的山岚云巅中,走啊,走啊,“什么时候才能过完山啊?”这一路走得又寂寞又辛劳,静静的大山,除了有鸟叫,风鸣,再就是他们“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了。有一晚,到了当天的歇息地,但没有房间住,他们被安排在放有鸡笼的昏暗的茅草屋里打地铺。夜深了,许多小红虫却叮得人难以入睡。第二天,才得知那虫子叫“鸡虱子”,不但咬人还会携带传染病呢,吓得大家赶快逃离现场。长途跋涉整整走了9天,当回到学校时,正遇上为国庆演出排练的热闹喜庆场面,这一群蓬头垢面、风尘仆仆的学生,就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而降,着实引得师生们的关注和询问。

五十多年前学生时代的采风活动记忆深刻,至今她还经常在睡梦中置身秦巴山区,那走不完的路,爬不完的山,唱不完的歌,真真是魂牵梦绕啊。

学校里还把民间艺人请进了大学讲堂,像陕北的丁喜才、张天恩等等。所以,学声乐的同学们学会了不少陕北、山西、维吾尔族民歌,以及流行的苏联歌曲。而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教、学以及土洋之争也从办学一开始就存在了。杨璀他们是在三年的“土洋之争”教学中毕业的。

1953年,杨璀被分配到了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

有了相对独立的时空,也就有了许多遐想和思考,她把所思所想都记录在了日记里。闲暇时她大量地阅读中外名著,时常为书中主人公坎坷多舛的命运而泪流满面;她对海涅、普希金的诗歌选更是爱不释手,情不自禁地在宿舍一首首朗读。这时,杨璀的文采也崭露头角,她创作的诗歌不时会被《陕西文艺》录用刊登。笔者的父亲当时恰在《陕西文艺》当编辑,他回忆说:“杨璀长得小巧玲珑,很有大家闺秀的气质。到编辑部投稿的神情,既腼腆又阳光,给人印象很深。”

年轻漂亮、阳光灿烂的杨璀像只欢快的百灵鸟那样愉悦,单纯,看什么都是那样美好。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按照中央“七一”指示规定,进一步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25岁的杨璀成了肃反对象,她被隔离审查。审查人员时而声色俱厉,时而循循善诱,目的只有一个:“坦白交代”。几次审讯反复问的就是:离开南京时你父亲给你交代了些什么事情?你的任务是什么?……天哪,这不啻为重磅炸弹,炸得她莫名其妙。她哭啊、想啊,想啊、哭啊,挖空心思地回忆:临行前,父亲只是叮嘱大姐和自己,帮助母亲照顾好妹妹和家;不要耽误学习。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交代和异样。

后来实在问不出什么结果,就把她的几本日记和私人信件都搜走了,在日记的字里行间寻找,并用日记中的文字反问她,是什么意思?暗喻什么?日记中年轻人迷茫、困惑的情绪表达,成了对新社会的不满;对外国名著主人公命运的感慨,成了为资产阶级摇旗呐喊;对大自然、对美好事物的赞美,成了小资情调;爱情、思念情感的宣泄更是成了奚落玩笑的把柄。一时间,个人隐私成了公开日记。

一连串的打击,让这善良单纯的姑娘如何承受?……以泪洗面,百口莫辩,孤助无援,痛不欲生,她都一一切身体验过。我不知道那柔弱的身躯,当时是用怎样的精神指使,终于坚韧而顽强地挺过了这场厄运。

1956年,省音乐工作组、美术工作组、西北空政文工团合并成立了“陕西省群众艺术馆”。杨璀的“特嫌”问题,以“留团查看”处分为结论,草草收场,但从此成了高悬在头上的无形利剑,因而几十年来“夹着尾巴做人”,“宁可人负己,不可己负人”是她的座右铭。那属于个人隐私的日记、信件早已不知去向,倒是给后来的领导,留下一个印象:杨璀颇有文采!

艺术馆的中心任务就是“组织开展群众文化艺术事业、对传统的民间艺术进行发掘和整理”,正是由于“海外关系”“内控”的缘故,所以带给了她今后二十多年上山下乡、任务次次“幸运”降临的丰富经历,也终使她深切感受到“美在民间不朽” 。

当时,老一辈民间艺人尚健在,新一代(也可说是最后一代真正的民间艺人)正值当年,但他们又像散落在大地的珍珠,需要艺术工作者们去寻找、发现。民间艺人口耳相传的民歌也需要搜集、整理、去糟存精。那个年代,没有录音机、照相机,更不可能配备交通工具,“收集过程全凭一双脚跋山涉水、一张嘴去做工作,一支笔去忠实记录”。

“七零以后”文艺工作者是无法体会,甚至无法想象前辈们采风的艰辛的。他们曾顶着漫天风沙行走,口耳鼻全是沙尘,走了大半天,才发现还没走出起点;他们曾夜宿大马棚的土炕,也和老乡同住过一张光席炕,有个棉门帘铺垫已算是走运了;他们和老乡一样吃的是杂面馍、苦莒菜,好一点儿有生拌茄子,在用蓖麻仔擦油光的锅里把菜做熟就所谓炒菜了,甚至还得自己动手去做“无米之炊”……。

1962年,正值“三年灾害”时期,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领导下,由陕西省音协、西安音乐学院、陕西省群众艺术馆、陕西歌舞剧院等七家单位联合组成采风组,开始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最早的采风活动。杨璀他们这一路是到陕北,农历正月初五小年还未过完就上路了,这一走就是半年多。下乡不久,突然发现她已流产,但无论从哪方面说,她都无法回城终止采风任务。虚弱的杨璀躺在陕北的土炕上,没有营养补品、没有亲人服侍。陕西歌舞剧院的王海天先生实在不忍心,千方百计买到一点儿羊肉,这是她“月子”里唯一的滋补,这友情之举使她念念不忘感恩。她在当地将息了不到一个月就上路了。杨璀和省音协的邓先生一组,一天,要过河去乡下,开春时节,无定河的冰冻未化,感觉还很坚硬,结果,还没走几步一不小心踩破了冰,她的一只脚已掉进了冰凉的河里,幸亏邓先生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她,他们慢慢扶着靠河边的岩坡,连滚带爬地过了河,“如履薄冰”的感受是那样的真切。这次是到府谷县的麻镇,她和邓先生,在向导的引领下,两天走了170多里路才到目的地。这样的工作状态常人也吃不消啊,何况刚刚小产过的柔弱女子,每天步行这么远的坎坷路,可想而知——落下了病根。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她每月的一半时间都要忍受着病魔的摧残,直到更年期结束。病魔和时间蚀去了她美丽的面容,夺去了她的鲜亮,老年的她脸上刻下了过多的沧桑沟壑。

用生活滋养的民歌本身就是丰富教科书,过去的“杨小姐”就是在这一次次的采风中,以她特有的细腻和敏锐去感悟百姓的疾苦、百姓的情感,她常常会为艺人们的遭遇、歌手们的故事而动容,她对这些淳朴的人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歌手们根据自己的经历、理解、情绪,把民歌演唱得或高亢嘹亮,荡气回肠,或低沉委婉,缠绵伤感。这就不是简单地用曲谱能表现出来的了,杨璀从一开始就关注着歌手们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她知道这正是每个艺人的个性化之源。由于她本身情感丰富,又充满诗意,所以几十年的采风经历,她不但记录了大量的民间歌曲,也记录了不少与之有关的风土乡俗,人文景观、趣闻佚事。我还是摘录一段她的文字,供读者体会咀嚼吧:

“一个寒冷的傍晚,落日西沉,炊烟袅袅,我在府谷县麻镇临川道的一个村落里,走访了一位姑娘,窑洞安置在半崖上,透亮的窗玻璃,贴满了五颜六色的窗花,窑边墙下堆着架好的柴禾,我刚踏进院子,从半掩的门扇里,传出来女人忧伤哀怨的歌声:

小小玲玲开花一格蓬蓬火,出门的哥哥不要忘了我。

哥哥走了不来了,大放悲声哭开了。

我被这如泣如诉,飘洒柔情的歌声所怔,正诧异间,她已来到我的

面前,我因打断她的情思而感到窘迫不堪。当我一再说明来意后,她苦涩地笑了:“我打小就爱唱歌,都是随便唱唱,您也是妇道人家,又是远客,我唱给您别嫌弃就是了。”于是她拉我在炕头坐下,悠悠缓缓地唱了起来。唱到“天上星星十八颗明,人里头就数哥哥你最年轻”;“山坡坡长着十样样草,十样样看妹妹九样样好”;“我看你好来你看我俊,咱二人交朋友是天注定”。时,粉扑扑的脸蛋显得分外美丽动人,毛个花花大眼睛如痴如醉,一扫进门时歌声中的凄凉愁云,也早把我这不速之客抛在一边了。

接着,猛不丁的跳下炕,倚着门框向远方瞭望,放声唱起了:

哥哥你走来妹子瞭,眼睛花花不转泪蛋蛋抛。

哥哥你走去不给妹妹说,不知道哥哥往哪里落。

她的歌声刚落就扑到门外向河滩跑去。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吓懵了。

事后我才知道她因失恋患有癔症。当年那后生就是过了这河离开家再也没回还。她要在那缓缓神静下来才会回来的……我真后悔,不了解她的隐私和苦恋的悲哀。我深深地被她的痴情所感动。”

这朴实的人们,多情的歌声,凄迷的故事,使杨璀一生流连忘返于其中,她无怨无悔把自己美好的青春献给了陕西的沟沟壑壑、献给了民歌。明·游潜云:“学诗浑如学参禅,妙处难于口舌传”。杨璀在与民歌和歌手相交的岁月,对人生也有了透彻之悟,她不贪恋浮华褒奖,也从不争名夺利。她编,的《陕南民间歌曲选》1958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是单位;她创作编曲的60多首歌曲,在群众文艺演出后,就静静地躺在了她的工作笔记本了;第一届全国音乐周,陕西入选两首,其中一首便是杨璀的《巴山情歌》;她编写的歌舞曲《端阳节》参加全国职工会演等等,但这些晋京活动都与她无关,她习以为常;评先进、选模范,她不作奢望;周围的同事晋级、升职,加薪、分房她不妒忌眼红。从在艺术馆办《音乐辅导》、《歌词》等刊物起,一把剪刀、一瓶浆糊、一个镊子、一支笔陪伴了几十年,“甘为他人做嫁衣”。她几十年如一日,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只追求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当听说我要写她,就不断地强调:“不要写我,我没做什么。”“我习惯平静平淡的生活,没有什么可张扬的。”笔者根据多年来与杨老师相处中了解的一鳞半爪和道听途说撰文,在请她过目时,她依然是对事实一丝不苟地核定,强调不要有任何夸张、渲染和溢美之词。由于她一贯低调,所以要说知名度可能有人摇头;但,凡认识杨璀的人们,有口皆碑,她的良善、她的谦卑、她的忍耐是许多人望尘莫及的。

1980年,省文化局团委正式通知杨璀:撤销原团组织给予她的处分。压在她头上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帽子”终于摘除了,这一年她已年过半百。而她的母亲、她聪颖的小妹离开人世已十多年了。随着改革开放,两岸通邮,在期盼中终于有了父亲的确切消息,但是她们与父亲已是生死两茫茫了……。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杨璀参加了由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舞蹈研究室和陕西省文化局组成的9人陕北采风组,这次的采风成果后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陕北民歌选》。接着杨璀又开始从事国家重大艺术科研项目“民族音乐集成”的编纂工作,退休后多年仍在孜孜不倦地伏案工作,直到跨越世纪的2000年。

那是1983年,“陕西民间音乐集成编辑部” 与我当时工作的办公室一门相隔,这个机构有几间办公室,我常看到一位身材娇小玲珑、秀气矜持的女性终日伏案,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忙碌,使我有一种想结识的冲动。后来逐渐认识了这个具有艺术修养,充满工作激情的团队,他们深深地吸引着我。如愿以偿,在当年年底,我有幸加入到这个修筑中国民间文艺长城的队伍中,才有了与杨璀同行一段、相交终生的缘分;才有了一生中最难忘最有意义的时光。

杨璀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全省各地市选送的上万首民歌中筛选出“陕西卷”,“省卷”的版本是手工刻写蜡纸油印的16开本;再从这3册中编辑、整理、精选出全国卷的送审本。这是项繁杂的工作:要为修订民歌的准确下乡补录;还要为音谱同步反复听录音、不断校正曲谱;更多时候是要当“修补匠”——编辑修补文稿曲谱。特别是1984年后,杨璀的同事调离办公室担任了领导工作,大量的琐细事务都落在了她的肩上,她永远是那样按时上班、无偿加班、任劳任怨地工作。她不会放过一个错别字、一个音符的修订,所以她修改校对过的稿件往往在页眉、页脚被批注得密密麻麻,她修订的曲谱甚至“补丁摞补丁”,甚为可观。她的认真执着感动了印刷厂的管理人员,破例对“省卷”出了四校稿。

有一次,我和杨老师到邮局寄“省卷”(3本一套一包),我才知道这系包装绳也是有讲究的,杨老师手把手教我打井字结:绳在每一个十字相交时必须从绳的下面绕回来,这样才不会轻易松懈脱落。她从当编辑以来,对这样的既有技巧又有体力劳动性质的打包,搬运图书的事情已习以为常了。

杨老师从不好为人师、居功自傲,相反,她时常为了考证民歌中方言的准确注释,查阅大量资料,并且谦虚地向周围的人请教,甚或向摆小摊、作小买卖的老乡们打问、求解。我那时对工作、对业务都还在感性认识中,即使对这样一个才识疏浅的年轻人,杨老师一样会征求意见:“小刘,你认为这两句话哪个更准确呢?”“你看这样解释这句方言是不是能让读者更明白?”这对于一个刚刚入行,没有底气空有热情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种最有力的鼓励,也给了我信心和督促。

1984年深秋,我们到榆林参加“全国秧歌学术研讨会”,在从佳县到清涧的途中,杨老师的病状“光临”了,她甚至不能站立、不能移位,这让我感受到了她几十年经受的折磨、苦楚和无奈,可她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中,几乎踏遍了陕西的黄土高原、秦岭汉江。

1991年的金秋季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复审终校,为了节省经费,我们在京租了一套单元房,编辑部的同事们朝夕相处,度过了多少个紧张而美好的日日夜夜。杨璀曾用文字生动地记录下了当时工作的情景:

“我们这个‘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工作时,不大的两间房子,桌上、铺上、茶几上到处摆满了‘作业’,到了晚上台灯一亮,真像进了哪家大报馆的操作间,忙碌一片。每个人鼓着劲,抢分夺秒,绝对的定项、定时、定质量完成任务。轻松时则畅怀大笑。”

是啊,参与省卷音乐集成的同志不少,人来人去,你升我移,但杨老师就像一面不倒的旗帜无声但永不退色地飘在每一个与她共事过的同仁心里。可以说这套共录入 1308首民歌的“集成卷书”,是具有权威性的经典陕西民歌集,这其中有老一辈音乐家的汗水;有全省诸多基层文艺工作者的艰辛;有省卷编辑部同事的共同努力;但倾注全部心血和情感的非杨璀莫属。

参加“集成”编纂工作使杨璀接触到更多不同形式的民间音乐珍宝,这个过程也使她对民间音乐的感性体验走向理性思考和研究,她撰写了不少论文、随笔,其中论文《五首同词异曲“走西口”浅析》被汇集在《陕北民歌研究论文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出版,还在北京、西安等地多家论文集转载,并获省优秀论文奖;她参与编撰出版的音乐专辑有8种之多;由她精心编撰的信天游专辑《露水地里穿红鞋》(1995年人民音乐出版社),被民族音乐研究专家乔建中先生评价为“是众多信天游集子中最精彩的一部”;1999年中央电视台《中国文艺》栏目在“世纪回访”节目,播出了对话访谈形式对杨璀等人的采访。

她除了但任《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副主编兼责任编辑,还在《中国曲艺音乐集成·陕西卷》任副主编、编委;《中国戏曲音乐集·陕西卷》担任撰稿,任编委。1988年杨璀得到了一生最高的奖励:被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音协评为“先进个人”。

时隔18年后的今天,我翻开久违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才深刻意识到除了《陕北民歌述略》有杨璀属名外,凝聚她心血的众多释文、注释都无名地化为文字文献永久地存于这套珍贵资料中了。

至今她仍蜗居在40多平米的4楼上,每天买菜倒垃圾爬上爬下很吃力。小间是她丈夫的画室兼书房,大间是卧室兼会客室,当有人为她的待遇鸣不平时,她说:“算了,没条件就顺其自然吧。”杨老师虽说已是耄耋之年,但她丰富的情感,丰富的心灵,常常让我感慨不已,甚至会被她感染的一同动情。她并不寂寞,学剪纸、学书法、读书、撰文、养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她都充满审美的兴趣。而民歌也将永远伴随着她。只要提到陕西民歌,她会如数家珍,娓娓唱来。一生投身于民间音乐的经历和对民歌刻骨铭心的感悟也成为她笔下不辍的主题,我相信只要她的生命在延续,她就会思想,就会不断顿觉,就会有生动而独特的文字源源不断地流泻出她的笔端,因为陕西原生态民间音乐早已融入在了她的血液中。

她曾说过:“毕生以来,我无能绘出浓墨重彩的图画,也无才用音乐奏响我的人生,我只是音乐世界里一个无声的音符;一个画家笔下的‘留白’。但岁月过处也有一丝欣然,那就是作为一个音乐人,在我耕耘的那小块土地上我是尽力了,那儿有我倾注的心血和感受奉献的幸福。”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一种超然而崇高的境界,杨璀就是具备这样境界的仁者。

2009.10.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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