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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墓道使用与墓葬等级之关系考

2017年02月05日 08:22:46来源:先秦秦汉史 作者:朱磊 浏览数:495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很多学者都认为,在先秦的多墓道墓葬中,墓道越多的墓葬规格也越高。而考古资料显示,在周、秦时期,在我国,高等级墓葬使用多条墓道的葬俗主要流行在东汉以前。而东汉以后则很少见到多条墓道的墓葬。目前考古学界对于先秦墓葬规格的界定,多根据墓葬的大小,墓道的多少,随葬器物规格、数量及铭文所记述的内容等因素进行判断,普遍认为墓室越大、墓道越多的墓葬规格也越高,墓主人的身份当然也就越高。

一、殷商大型墓葬的墓道数量与商代等级制度之间的关系

多墓道的墓葬最早出现在殷商时期。已发现带墓道的商代大型墓葬根据墓道则可以分为以下等次:一是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墓发现9座,其中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冈王陵东区1座,西区7座,山东益都苏埠屯发现1座。墓道多为斜坡式,少数作台阶式。墓道长的达60米,短的不足10米。

二是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目前发现的共有14座,其中侯家庄西北冈王陵东区3座,后冈5座,大司空村东南地墓葬区发现1座。殷墟之外,滕州前掌大发现3座,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发掘带中字形殷墓1座,洛阳东郊大墓1座。

三是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发现29座,其中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东区1座,王陵西区1座,殷墟西区墓地10座,后冈发掘1座,郭家庄发现1座,大司空村东南地墓葬区发现3座。洛阳东大寺2座,洛阳摆架路口3座,罗山后礼发掘1座,滕州前掌大发掘6座。

关于商代的墓道数量与商代等级制度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存在不同认识。张光直先生在论述商代墓葬制度时曾提出:西北冈大墓“准左昭右穆的制度,则东区为昭,西区为穆。属于昭区的大墓有四,属于穆区的大墓有七”,属于昭组的大墓包含盘庚、小辛、小乙、祖庚、祖甲、武乙、帝乙,属于穆组的则有武丁、禀辛、康丁、文丁。张先生的论述,显然认为墓道的多少与商代等级之间没有太大关系。

而杨锡璋先生则认为王陵区只有亚字形大墓为殷王之墓,盘庚、小辛、小乙墓不在殷墟,甲字形与中字形大墓是属于商贵族中较低等级的。许多学者比较为认同这个结论。从墓葬规模看,大体上是墓道越多,墓葬规模就越大,而规模越大的墓葬往往规格越高。基本上可以说,殷商时期,墓道数量的多少是可以反映其墓葬等级的。

当然,山东益都苏埠屯也发现了四条墓道的大墓,但在交通和信息都非常不发达的商朝,监管遥远的薄姑氏部落应该是有很大难度的,即所谓的“山高皇帝远。”薄姑氏君僭越使用四条墓道,也不足为奇。

二、西周大型墓葬的墓道数量与等级制度之间的关系

西周时期是礼乐制度开始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也是等级制度最严格的时期。那么是否也形成了用墓道数量多少表示丧葬等级的制度呢?

已发现的带墓道的西周大型墓葬根据墓道则可以分为以下等次:一是四条墓道的有陕西周公庙遗址高等级墓葬10座、北京琉璃河M1193号燕侯墓;二是双墓道的有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及夫人墓8座、河南洛阳北窑大墓2座、陕西张家坡第一代井叔墓等。三是单墓道的有陕西宝鸡茹家庄大墓2座、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及夫人墓、第二代井叔以下诸墓等。

周公庙遗址四条墓道的墓葬是不是王陵?邹衡先生认为未必。他认为有四条墓道的墓葬,地位最高的有可能是周王,地位最低的也是相当于周王或者是比周王地位稍低一点的周公,这个“周公”就是周公旦。从墓葬的规模上,和商代相比,这批墓葬的规模还不及商王陵大。因此,“四条墓道也不绝对就是王陵。”北京琉璃河黄土坡墓地发掘的M1193号燕侯墓更是带有四条墓道。虽然这四条墓道的位置有些特别(位于墓室四角),也足以说明四条墓道的使用权并非为周天子所垄断。

同为诸侯,燕侯、卫侯和晋侯却分别使用了四条墓道、双墓道和单墓道三种不同的墓葬形制,这反映出关于诸侯墓道的数量在西周时期并无严格的制度。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北赵64号墓为晋侯邦父这墓,62号墓是邦父的正夫人墓,63号墓是他的次夫人墓,然而墓主为晋侯的64号墓和墓主为正夫人的62号墓都是单墓道的甲字形墓,墓主为次夫人的63号墓却是双墓道的中字形墓,次夫人的墓道反倒比晋侯及正夫人的多出一条。至于随葬品,64号墓出土了5鼎4簋,62号墓出土了3鼎4簋,63号墓出土的是3鼎2簋,还是64号墓(晋侯墓)以及62号墓(正夫人墓)的等级高一些。这种随葬品规格与墓道形制等级相矛盾的现象暗示我们,西周时期墓道的数量并不是墓葬等级的严格标志。

西周时期是礼制最严格的时期,三《礼》中对于各等级墓葬的规格,有非常详细的标准。但对于墓道数量的问题,三《礼》中均无明确的规定。可见在西周时期,墓道的数量问题似乎不属于礼制的范畴,应该也就不是墓葬等级的象征。

三、东周、秦大型墓葬的墓道数量与等级制度之间的关系

东周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国君僭越使用高等级丧葬标准的现象屡见不鲜。不同地域之间的大墓已不能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上区分等级。但在同一地域之内的墓葬,还是有可能按照等级制度来安排的,特别是在东周王畿地区的大形墓葬。于是笔者就挑选了东周王畿地区和秦地区的大形墓葬,来讨论东周墓葬的墓道数量与等级制度之间的关系。

1、东周王畿地区

东周王畿地区的大型墓葬初步认为大致分布在河南省洛阳市的王城、周山和金村三个陵区。

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墓葬仅在王城陵区的市27中学附近出土了一座,在大墓中出土的1个破损青铜鼎的内部,发现了5个字的铭文,铭文为“王作□□彝”。根据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及“王作”字样的铭文推测,亚字形大墓是春秋早期一位天子的墓葬,并根据春秋早期天子在位情况,推测该墓的墓主最有可能是东周第一代天子周平王。

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位于周山陵区,现有土冢四个,其中三个相依的王冢居东,俗称“三山”,史称为“周三王陵”。据历代传说,这应为敬王、悼王、定王的陵墓。“三山”西还有个孤冢,雄伟异常,《水经注》记载“洛水流经周山,上有周灵王陵”,世人也称其为周灵王冢。根据考古调查和钻探的结果,证明它们是古代高级别的墓葬。东部三座相连的墓冢下发现了6条墓道,而且是南北向两两相对中字形墓位于周山陵区,现有土冢四个,其中三个相依的王冢居东,俗称“三山”,史称为“周三王陵”。据历代传说,这应为敬王、悼王、定王的陵墓。“三山”西还有个孤冢,雄伟异常,《水经注》记载“洛水流经周山,上有周灵王陵”,世人也称其为周灵王冢。根据考古调查和钻探的结果,可以确认周山上的4座高大封土堆不是自然堆积,而确系人工所为。封土的外观形制呈明显的覆斗形,封土之下叠压着由夯土填埋的长斜坡墓道。这些证据足可以证明它们是古代高级别的墓葬。东部三座相连的墓冢下发现了6条墓道,而且是南北向两两相对。由2条墓道组成1座古墓,其平面有可能是中字形甚至是亚字形(假设还有2条墓道压在封土下未被发现)。

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葬居多:2002年在洛阳市中心的“河洛文化广场”(后更名为“东周王城广场”),集中发现了400余座东周墓葬,其中有两座甲字形带长墓道的大墓。同时还发现了东周时期规格最高的车马坑遗迹——由6匹马驾驭的“天子之乘”。《后汉书•舆服志》刘昭注中引用的古文献记载,对天子乘坐的马车有“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和“天子至大夫同驾四”两种不同说法。据此推测此处可能为东周天子王室之墓地,而那两座甲字形带长墓道的大墓应为天子之墓。

而在西工小屯东北发现的4座相毗邻的特大型墓,均为一条墓道的甲字型大墓。其中一号墓出土墨书“天子”二字的石圭1件,其时代大致为战国中期。这一排四座大墓均未见封土堆,其规模之大,不仅比其附近的五鼎贵族墓甚至中州路以南清理的两座甲字形墓大得多,就连27中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墓葬也是望尘莫及的。

金村陵区东周大墓至少有九座以上,规模和形制与王城陵区大墓相近,墓中出土文物多为稀世珍品。学术界普遍认为金村大墓应为东周王陵。大墓的时代据李学勤先生考订,自战国早期延至战国晚期。也就是说,东周晚期的王陵应该是使用一条墓道的规格的。

对比东周出土的大型墓葬,使用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墓的规模反而最小。虽然这些墓葬是不是王陵还都很难说,但至少从规模上看,很难说四条墓道的墓葬等级要比两条墓道甚至一条墓道的墓葬等级高。这说明在东周,使用墓道的多少依然不能体现出墓葬规格的高低。

2、秦地区

据历史文献记载,除秦襄公葬地不甚明确外,随着国都的逐渐东徙,秦国大型墓葬大致有六个陵区:文公、宪公葬西山陵区;武公、德公、宣公、成公葬平阳陵区;穆公至出公十六位国君葬于雍城陵区;献公、孝公葬于栎阳陵区;惠文王、悼武王葬于今咸阳以北陵区;昭襄王以及秦始皇葬于芷阳陵区。这六处陵区前三陵区主要是春秋时期以前的陵区(包括春秋时期,雍城陵区有战国早期的甲类墓)。

雍城陵区共探出属诸侯王级的中字形大墓18座,除一号陵园外,其它的陵园年代属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这段的陵园,一类是陵园内只有一座中字形墓,即只葬一位国君;另一类是陵园内有两座中字形墓,即国君与其夫人东西并穴合葬,国君墓在西,夫人墓在东。

芷阳陵区的一号陵园属于战国晚期的秦陵,开始采用四条墓道亚字形墓制。钻探表明,秦东陵陵园除亚字形大墓外,还有中字形、甲字形大墓,这些墓的规模、深度,墓道内设置壁龛,车马坑位于东墓道右上方以及隍壕的设置等,都与凤翔秦公陵园大墓相同。

同样是秦的王陵,其墓道的演变经历了由两条墓道的中字形、一条墓道的甲字型到四条墓道的亚字形的发展过程,说明秦墓葬的等级和墓道的多少是不相干的。

四、西汉以后墓葬的墓道数量与等级制度之间的关系

西汉帝陵除霸陵外,都应是四面斜坡墓道的竖穴木椁墓。比西汉十一陵要早的太上皇陵, 也有四面坡道。比帝陵低一级的诸侯王、列侯墓(崖墓系列除外) , 如杨家湾四、五号墓、石家庄张耳墓、长沙马王堆汉墓、象鼻嘴1 号墓、陡壁山曹女巽墓、山东临沂刘疵墓、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广西罗泊湾1~ 2 号墓、广东南越王墓, 等等, 都带有坡形墓道,而除帝陵外则不见四条墓道的汉墓。这个现象,倒是可以说明在西汉时期的帝陵,对四条墓道的使用才拥有了绝对的垄断权。而东汉时期以致后世的的帝陵则又改为使用一条墓道。说明墓道的使用制度再次发生改变。

五、历代学者对墓道的研究

墓道,古人称羡道、隧道。我们先来看看历代学者对墓道的研究:贾谊《新书•审微》中释曰:“古代周礼, 天子葬用隧, 诸侯具下。”贾逵注《国语》:“隧,王之葬礼,开地通路曰隧。”晋代杜预沿袭贾逵的说法,在注解《国语》时说“阙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礼也。诸侯皆悬柩而下。” 对此,唐人孔颖达补充到:“阙地通路曰隧也。天子之葬,棺重礼大,尤须谨慎,去圹远,而阙地通路,从远地而渐邪下之。诸侯以下棺轻礼小,临圹上而直悬下之。故隧为王之葬礼,诸侯皆悬柩而下,故不得用隧。晋侯请隧者,欲请以王礼葬也。” 这些说法认为只有天子有资格使用墓道,诸侯则是一条墓道也不能用,只能“悬柩而下”。而唐人贾公彦

认为隧固然是周王使用墓葬形式,但诸侯国君也可以使用,只是王使用的称隧,是其上有负土、暗的进入墓室的道路;诸侯国君的墓道称羡道,是其上没有负土、也即开口呈露天状的墓道,他在注《仪礼•既夕礼》中说:“羡道谓入圹道,上无负土为羡道。天子曰隧,涂上有负土为隧。僖二十五年晋文公请隧弗许是也。”又在注释《周礼•冢人》中说:

“晋文公请隧,不许。王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则天子有隧,诸侯已下有羡道。隧与羡异者,隧道则上有负土,谓若郑庄公与母掘地隧而相见者也。羡道上无负土。若然,隧与羡别,而郑云“隧,羡道”者,对则异,散则通,故郑举羡为况也。

也就是说,羡、隧区别,一是上面有无负土,二是羡为诸侯墓道之称,隧为天子墓道之称。古之学者对“隧”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左传•僖公廿五年》、《国语•周语》中,晋文公定周襄于郏,“请隧以葬”,遭到周襄王拒绝这件事,从而认为天子和诸侯的墓葬在墓道上是有区别的。段清波先生采纳三国吴人韦昭的说法,认为晋侯请隧中的“隧”不应当作墓道讲,而是作乡遂制度中的“遂”讲。乡遂制度是西周春秋间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乡和遂不仅是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而且是两个不同阶层的人的居住地区。此观点笔者并不认同。《国语•周语》中,周襄王提到:“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临长百姓而轻重布之,王何异之有?”说明隧是跟葬制有关的制度。

《周礼•冢人》中提到冢人的职责之一是“及竁以度为丘隧,共丧之窆器。”也就是在挖墓穴时,度量建造坟丘和墓道的规模,供给丧事下葬所需的器物。那么,也就是说墓道在礼制上的体现应该是在其主墓道的规模而非数量。

六、墓道的功能和文化象征含义

要研究墓道与墓葬的关系,首先要了解墓道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功能。

墓道的本质就是连接地面和墓室的通道,通道的功用便是过往和运输。修建墓葬时,墓道的使用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筑墓人出土方便、上下容易。而在墓葬修建完成之后,还可以用来下棺及安置随葬品。宋李如圭撰《仪礼集释》卷二十四引郑玄注“侠羨道为位”,释曰:“羨道者,入圹之道,明器之属皆自羨道入圹口,容下棺而已。”南宋魏了翁撰《仪礼要义》卷三十八载:“其横与缩各足掩者,以其圹口大小虽无文,但明器之等皆由羨道入,诸侯已上又有輴车,亦由羡道入圹口。唯以下棺则圹口大小容棺而已,今抗木亦足掩圹口也。”这些文献足以证明墓道可以用来下棺及安置随葬品。又《仪礼•既夕礼》:“至于圹,陈器于道东西,北上。茵先入。属引。主人袒,众主人西面,北上。妇人东面。皆不哭。乃窆。”《读礼通考•卷八》引《风俗通义》“太尉山阳王龚与诸子并杖,太傅汝南陈蕃、袁隗皆制衰絰,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说明在举行葬礼时,墓道还能提供生者为死者送葬的功能。

可见,墓道应是为配合大型墓葬的修建而产生的,其作用是方便工人的上下行走、向外出土和向内运输椁板、随葬品。在举行墓礼时用来下棺和为死者送葬的功能。

但如果仅出于实用性功能来讲,一条墓道已足够满足出土、运输、下棺等要求。多条墓道不仅不会为墓葬的修建提供多少便利,反而会大大增加工程量。况且,更用不着修五、六十米那么长。再如周公庙M18墓中的东、北、西三条墓道宽度仅1米左右,应该是不具备太多实用性的功能,只能理解为是一种象征。看来墓道除了实用的功能以外,还是具有一定的文化象征含义的。

在殷墟王陵区的M1001墓道内,北、西两墓道各有一坑,一坑内有一殉人,坑内有已被打碎的铜觚、爵、鼎等。南墓道内有无头躯体骨架59具,东墓道及东耳室内无头躯体骨架各1具。南墓道59具骨架可分为8组,分别埋在不同深度,大多俯身,颈向北。四条墓道内都有人头骨,埋在地下3米左右的填土中,都是颅顶向上,面向墓室。东墓道3组6个,西墓道4组11个,南墓道14组42个,北墓道6组14个;M1004南墓道北段墓口处出土的两个牛鼎和鹿鼎,也应是在墓道口祭祀时所使用的祭器,而并非一般的随葬品。益都苏埠屯殉葬骨架上有席纹痕迹,表明殉葬者是被杀害后放于席上献祭的。侯家庄西北M1550北墓道口的数行排列整齐的头颅、武官村墓道中南北排列的“品”字形马坑内的马骨架、后冈西区1号墓墓道内的残破躯骨,也都应与祭祀有关。墓道中的殉人、人牲和其他一些殉葬品,多埋在墓道到墓室的入口处,当时的祭祀应该就是在这里进行的。从墓道内的出土物和诸多文化现象分析,祭祀应是商代墓道的重要功能之一。

《周礼•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绝祭,八曰缭祭,九曰共祭。注:郑司农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无所主命。《群经音义》卷四:衍祭,羡道中祭也。说明周时期的墓道也是具有一定的祭祀功能的。

殷商王朝的祭祀权力高度掌握在商王及其商王室贵族手中,祭祀权就是权力的象征与源泉。因此殷墟的墓葬中墓道数量所反映出的祭祀权也同样能够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西周时祭祀权开始分化与下移:逐渐分于诸侯、移于庶人。王者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就可以祭他境内之山川;王者祭其七庙,诸侯大夫士就祭五庙三庙一庙,而后渐至人人均可以祭宗庙。由于祭祀对象的不同,使用的墓道数量、长短也各不相同。通过不同的墓道形式从而配合不同的祭祀仪式,于是便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种形式墓道的墓葬。

七、小结

通过对中国古代早期高等级墓葬的研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多墓道的墓葬一般规格较高。但是,什么等级的墓葬该使用多少条墓道却并没有形成制度。特别是周秦这段时期的墓葬中,并非墓道越多,墓葬的规格就越高。因此不能简单地通过墓道数量的多少来判断墓葬等级的高低。墓道在等级观念上的意义很可能体现在主墓道的长短规模而非总墓道的数量上。

墓道,其主要功能集中在出土、供人行走、下棺、墓壁减压、运输物品和随葬品、送葬、祭祀这七个方面。。笔者推测,多墓道的出现可能和古代祭祀有关。由于考古材料的局限性和文献材料的缺乏,有关墓道的许多问题还无法解决。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有关墓道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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