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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乾县近代名人

2017年03月02日 05:16:24来源:秦之韵 作者:佚名 浏览数:512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礼泉县现代名人

王康之(1895—1960年),字敬安,男,本县建陵乡西洼里人。清华大学毕业,后入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早年参加过北伐战争,曾任国民党军队排、连、营、团、旅长等职。1931年回陕,在杨虎城十七路军中任团长、旅长,并兼任甘肃省徽县县长。

“九•一八”事变后,他对国民党政治腐败、丧权辱国、置民族危难和国家存亡于不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极为不满,毅然弃甲归田。“七•七”抗战爆发,他在本县大力宣传抗日主张,鼓励青年学生北上,曾任县抗战动员委员会主任。

1938年,先生重整戎装,任国民党二五补训处副团长。在任期间,他接纳了王世俊、康志学等数10名中共地下党员入伍。1941年退役后,回县任县政府财务监察委员会和田赋监察委员会主任。他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正气凛然,坚持同恶势力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他接任本县自卫队总队长和保安团副团长,同地下党员康子安、宁中暄等一道做统战工作,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导下,在礼泉县城到泾河这条封锁线上建立交通站11处,为陕甘宁边区输送了不少革命青年和军用物资。

梁海峰(1870—1955),字崚山,男,本县阡东镇梁家村人,清末廪贡生,曾任米脂县知事。少年时,曾受业于刘古愚先生的烟霞书院,终生从事教育工作。民国初年任陕西省视学,教授地理学。1911年与王绶金、王宪章等捐资创办健行小学,后在陕西省立第一师范任训育主任。1928年与张文本创办陕西省私立民兴中学,自任理事长,1939年任该校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本县昭陵小学校长。新中国建立后,任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编有《从档斋诗选》等。

王宗山(1896—1977),名登云,男,本县骏马乡下南宁村人,从小进私塾读书,后在西安一中上学,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赴美国纽约威斯康大学经济文治系学习,考察十年。1924年回国后参加国民党,追随孙中山。此时,正是黄埔军校建校时期,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王宗山积极拥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深得孙的赏识,作了孙的英文秘书和黄埔军校外语教官。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王离开广州回陕,回陕后,任胡笠生、于右任、岳西峰、杨虎城部团长、参议等职。胡、岳相继去世,于右任调南京国民党中央,王又任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的参谋。“西安事变”后,被杨虎城将军任命为陕西省公安局局长,后调任西安市戒烟局局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副总统华来士来中国,向蒋介石提及王宗山(华的同学)。这样,便提高了王宗山在蒋家王朝的地位,使王一跃成为蒋的心腹。不久,王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任陕西省参议会议长、“戡乱委员会”主任。此后,凡胡宗南(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提出的事项,王极力拥护,如征粮数字的加大,在用黄金购粮中用极低的价钱强行征购等,造成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1948年11月,国民党陆军整编17师师长王作栋,由三原县开往淳化县防守整训,途中,在富平县米塬被解放军击毙。王作栋死后,王更加疯狂,在西安广播电台大讲戡乱剿共。翌日,被中共中央延安广播电台宣布为战犯。

1949年5月,王随胡宗南逃往汉中及四川成都,后又逃往台湾。1977年,死于台湾。

赵弘文(1901—1966),字斌生,男,本县阡东镇赵堡村人,国民党员。

赵从小在西安市诚德小学读书,1921年从陕西省西安师范五年制毕业,在西安二府街罗真庙创办私立敬业小学,并担任教师。1926年,毕业于武昌师范大学英语系。“五四”运动前后,他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北伐革命军,在国民革命军军长蒋浪亭部工作。1929年到1935年,曾任山西运城女子中学英语教师、榆林第六中学校长、杨虎城创办的省区长训练所股长、麟游县县长、汉中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汉中第五师范学校校长。在汉中期间,常与赵寿山、孙蔚如等地方军政长官相互往来。1936年,任省教育厅督学室督学。赵在任督学不久,叔父赵志敬与秋步月、李培芝、李守先等礼泉县地下党负责人因叛徒告密被捕,赵与阡东、西张堡等几个乡镇的群众代表多方奔走营救,最后通过赵与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的关系释放了赵志敬。1940年,赵经县长史直提议、厅长王捷三委派筹办昭陵中学。他四处奔走,终于在当年9月正式招生、开学,这就是现在礼泉二中的前身。1947年秋,边区县委派地下党员侯建业,通过昭中教导主任、地下党昭中负责人赵弘道(赵的堂弟)面谒校长赵弘文之后,被录用为昭中职员,开展地下党工作。全国解放后,赵弘文被管训于彬县专署。1949年下半年,赵以历史反革命身份回到西安,受市莲湖区公安局管治。在此期间,赵曾住在香米园和许士庙街,在派出所监督下担任扫盲和编写黑板报工作。由于遵纪守法,工作努力,当地居委会曾申报派出所给他摘掉历史反革命帽子。1960年困难时期,西安市疏散人口,赵因自己老家在农村,申请回阡东赵堡村劳动生活。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赵受到冲击,跳井自杀,是年65岁。

王天德(1903—1981),乳名麦穗,男,本县新时乡鹁鸽寨村人。其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民间皮影小戏弦板腔巡回演出的个体班子,天德7岁随祖父王彦凯、父亲王拴的戏班子学唱,20岁当了“前手”。从此,他就开始了唱戏的生涯。

旧社会的王天德为了生活,尝尽人间辛酸苦辣。新中国建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他奋力自创,继承祖父文戏之长,吸取父亲武戏精髓,从音乐到唱腔,大胆革新,形成文武双全的艺术特色,尤以挥戈上阵的“马线”最为拿手,在礼泉、乾县同行业中首屈一指。他唱腔流畅、圆润、细腻、慷慨、激昂、豪放,其喜怒哀乐之表情,拖延婉转之收缩,确有独到之处。

1953~1958年,他三次被邀请参加陕西省木偶、皮影会演和观摩演出大会,生动逼真地演唱了《木门道》、《长坂坡》、《下河东》、《金沙江畔》、《祭灵》等剧目,受到省长赵寿山、副省长赵伯平等的赞赏。省戏剧界各流派代表、评委们看后无不喝采,省广播电台多次播放,并被评为省演出一等奖。1958年到1961年,担任礼泉剧团弦板腔导演。60年代,他几次向省剧目工作室贡献了一百多个皮影弦板腔剧本,西安、咸阳、兴平、乾县、泾阳、旬邑、淳化一带,都留有他的足迹。1962年,他又远赴兰州、银川等地演出,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好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工艺美术厂临摹了他的《三战吕布》、《白蛇传》、《西游记》等剧目中的人物形象,后在广交会、香港莱比希等地展出,使中外游客赞叹不已。

王天德从不嫉贤妒能。他经常推荐、介绍兄弟戏班为人演出,还常常借给剧本,热情指导。他非常重视音乐旋律,亲自制作板胡,在剧情趋于高潮时,往往自拉自唱。

王天德老艺人一生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字音不正不唱,意念不确不唱,朝代不明不唱,皮影狼藉不唱,头身不称不唱,道具不全不唱,乐器不试不唱,场次不清不唱”的八不唱原则。1981年老艺人与世长辞,终年79岁。

洪浔(1902.3—1980.3),字秋涵,男,本县鹁鸽寨村人,1927年在本县健行小学任教,1月,协助中共地下党员秋步月筹建成立礼泉县县党部,任执行委员。在王绶金的领导下,洪浔积极参与揭发清算县长陈钟秀剥削敲诈人民的罪行。同年5月,经秋步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组织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自卫团,领导农民抗粮抗捐,防匪防盗,打击土豪劣绅。6月,中共礼泉县特别支部在健行小学成立,任宣传委员。11月,中共礼泉县委成立,任农民部长。1928年5月礼泉农民暴动,洪浔带领县南乡7000多农民围攻县城南门,是秋步月的得力助手。1930年5月9日秋步月被害后,枭首示众,洪浔悲痛欲绝,贿通差役班头,取回秋步月的首级、尸体,安葬了烈士。为了给烈士报仇,他违心地接受了县南二区区长职务,并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击毙了杀害秋步月的刽子手、清乡队队长王振邦,随后辞了区长之职。

由于地下党组织的破坏,洪浔失去了同组织的联系,但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色。1933年在任县立高小校长时,聘请地下共产党员陈嘉惠、宁中暄任教,改革旧教育,向学生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讲授“社会发展史”,使学校革命气氛很浓,不少学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洪浔保护了新的地下党县委书记吴焕然。1939年,他担任礼泉县教育督学,在地下党的协助下,建立了范寨庙小学和东店头小学,亲自聘请共产党员任教。这两个学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成为礼泉地下党县委活动的据点。1940年,在代理县教育科长时,他抵制了县党部要更换范寨庙学校共产党教员的决定。1948年在范寨庙小学任教时,保释了被捕共产党员胡俊德等7名同志。

新中国建立后,洪浔在家劳动,把收存的秋步月诗词文稿30多篇交给县公安局,并同雒应芳一同去秋步月坟地,祝告秋步月在天之灵。1958年,他改编了王天德皮影戏剧本,并编写了“太平天国”古典戏。“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冲击,身体被折磨,经长期医治无效,于1980年3月3日去世。

王德生(1904—1977),男,本县烽火乡塬上村人,共产党员,1956年获省林业劳动模范,1958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48年,王德生用儿子给人扛活挣的一石五斗麦子,买了村东沟边的诸葛山。由于水土流失严重,他绿化荒山的理想落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德生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绿化祖国”、“实现大地园林化”的号召,带头开荒造林,八年如一日,坚持绿化诸葛山。1957年,他以诸葛山为基地,治理周围9条沟、9架山梁,还提出“扩大诸葛山,开荒一千三,植树过百万,荒沟变林园”的号召。此后,烽火公社决定以诸葛山为基础,创办诸葛山社队联办林场。经过王德生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三年采树种3000多斤,育苗40亩,造林44万株,绿化9条沟、9个小山头,“层层梯田层层树”,终于使过去的荒山变成了翠绿的花果园。1958年,王德生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在北京参加劳模会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宁中暄(1905.1—1966.8),曾用名文清,原名驭华,男,本县城关镇东关村人。1926年前,在本县初小、高小、西安第一师范上学。1927年6月,经秋步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3月,农民暴动失败后,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宁中暄从此与党脱节。1938年3月,经张思明介绍重新加入共产党。入党后,经党组织同意,曾任教育局视察员、民生工厂厂长、参议员、城关镇镇长。在此期间,曾加入国民党、三青团。新中国建立后,任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农协会副主席。1953年3月,调供销联社任主任。1959年合大县后,任乾县县委委员、商业局党总支书记。1959年,因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大办食堂中的问题。1960年1月,原乾县县委决定:将宁中暄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撤销县委委员、机关党委委员、商业局党总支书记职务的处分,调乾县农科所试验农场任副场长。

1961年下半年分县后,县委对宁中暄的问题进行了甄别,恢复县联社理事会主任职务。宁中暄耳不聪,眼不明,常戴助听器参加有关会议,使用放大镜阅读文件,曾亲自草拟“供销社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劳动竞赛条例”、“经营管理条例”、“巡回教学”等文件。这些文件对供销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陈嘉惠(1905~1968),字利民,男,本县药王洞乡人,1926年,在省立三中经张秉仁、任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礼泉地下党组织的主要筹建人之一。在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期间,他主要搞市民运动。9月,城内粮食断绝,全市人民要求援解西安之围。他和魏福林、马忠孝、段希贤等4人被选为市民代表,冒险出城,晋谒国民革命前敌总指挥孙良诚及陕军总指挥邓宝珊,诉说城内苦状,促使孙良诚迅速派刘汝明部,由省东南十里铺进攻刘镇华司令部,又携带作战命令谒见于右任司令,约会陕军由临潼配合出击,以解西安之围。西安解围后,又带粮秣进城救济革命同志。12月底,由西安党组派到长安县作农运工作。1927年初,长安县委成立,任书记兼县农协主任委员。6月,冯玉祥公开反共、叛变革命以后,长安县党的工作由中共西安第一部委领导,他担任第一部委书记。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省农协常委兼教育合作部部长。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任省委委员兼南路(包括长安、蓝田、周至、户县)特派员,后调任华县县委书记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8年3月8日,在华县高塘自卫团被反动派袭击事件中,曾被捕入狱,后失掉关系,但仍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49年2月重新入党后,在西府干校学习,先后担任礼泉县人民政府政务秘书,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省政协秘书处处长,咸阳专署办公室主任等职,在“文化革命”中受迫害致死,后平反昭雪。

赵志敬(1906.2—1966.8),字新斋,男,本县阡东镇赵堡村人。1924年入本县高小,后考入西安敬业中学、黄埔军校第8期,1926年11月考入西安中山学院,该校受中共西安地下党领导,赵志敬和同学经常上街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号召农民组织起来。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毕业回本县阡东小学任教,协同秋步月发展党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发动群众抗粮抗款,打击土豪劣绅,发动学生运动,驱除县单级师范讲习所长李蔚之并在该校成立党小组。1928年党组织在县立高小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赵被选举为县委组织部长。

县委改组后,陕西省委发出指示:各地党组织发动和领导农民起来暴动。礼泉划为关中西部暴动中心,赵志敬身为组织部长,感到责任重大,组织领导县东乡9000多农民围攻县城东门。由于敌强我弱,农民暴动失败了,但赵志敬革命意志坚定,协助秋步月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总结失败教训,决定重整旗鼓,组织梭标队打击绅士康振华,击毙劣绅陡松年,继续发动农民抗粮抗款,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不久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从未招供,因查无实据释放。

赵志敬回家后,1932年下半年任礼泉民团队长,管理西张堡、阡东到临泾的泾河渡口。他以国民党的名义继续为党工作,后引起敌人怀疑,又被捕入狱,经地下党多方营救出狱,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仍担任民团队长。1943年经友人介绍,担任咸阳县民团队长,为陕甘宁边区购枪枝,送医药等。新中国建立后,组织调赵志敬到西府干校学习,后分配到永寿县财政局工作。1957年反右时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回家劳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66年8月13日含冤去世,1979年6月11日平反。

姚国俊(1904.5.12—1992),男,本县骏马乡傅官寨村人。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国民党起义将领。1913年开始在本村小学读书,1917年考入县立第二高等小学。1922年,考入陕西第一中学,因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影响,曾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5年,经同学张耀明(黄埔1期)介绍,考入黄埔军校4期,编入步兵科军官第1团(团长张治中)第9连第1排第1班当班长,曾参与过第二次东征,担任惠洲城防工作,并给前方护送过弹药给养。

1926年10月,姚国俊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21师第163团第1营第2连任连副。该部奉命开往江西参加北伐战争,击败了北洋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在战斗中,姚国俊左大腿被敌弹穿透受伤,但仍坚持指挥,经血战两昼夜,孙传芳部向嘉兴、上海方向溃逃。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实行反共“清党”运动,姚国俊从上海来到武汉,曾和周益三(黄埔4期同学)等去会见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当时,邓演达以北伐军总政治部名义,介绍姚国俊到西北军杨虎城部工作。

1928年秋,姚考入陆军大学学习三年。1931年毕业后,派到国民党第87师第2旅(旅长宋希濂)第4团任上校副团长。

1932年8月,姚被调到国民党第25师(师长关麟征)任参谋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向热河和长城一带的中国军队大举进攻。3月,姚国俊率25师参加长城抗战,在古北口战斗中,姚国俊竭智尽力,作出了贡献。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姚国俊仍担任关麟征新组建的25军参谋长,跟随关麟征参加了平汉路北段的漕河之战和漳河之战,抗击日军侵略。1938年3月参加台儿庄会战,7月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1941年初,姚国俊由国民党第9集团军参谋长调任52军第25师师长,担任云南南部中越边境从河口到马关一带边防任务,掩护远征军主力在中缅边境向日军进攻。

1944年底,姚国俊调任第38军副军长。1947年初,张耀明调任南京卫戍司令,姚国俊升任第38军军长。1949年4月底,姚国俊因与胡宗南发生矛盾,被调任商洛绥靖区副司令,姚国俊怕发生意外,便离开西安到宝鸡,后转赴汉中去成都。在成都解放前夕,随裴昌会第7兵团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姚国俊从1954年起,一直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先后任四川省民革委员、顾问和对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成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等职。1992年在成都病逝。

康子安(1908—1967年),男,本县裴寨乡康家店村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遵照党的指示,打入国民党内部,先后以本县保安大队副、陕西保安团大队长、营长和礼泉县党部执行委员、大路乡乡长等多种职务作掩护,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年担任陕西省保安1团2营营长时,不怕风险,巧用斗争策略,护送过周恩来副主席。1946年5月,担任大路乡乡长时,奉陕西省工委之命,冒着极大的风险营救李敷仁。他还巧妙地运用各种斗争艺术,抗粮、抗教、抗丁,惩治保甲人员的横征暴敛行为。1949年5月18日礼泉解放后,任本县县长。1953年任省物资局办公室主任,党组成员。1959年任省经委物资处处长,党组成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1979年9月平反昭雪。

王世公(1909.1.2—1987),男,本县城关镇柴市巷人。农家出身,幼年读书兼务农。1927年,就读于本县单级师范及省立职校。1932年从事教育事业,先后执教于礼泉县建陵乡凉马村和县城内城隍庙学校。1934年从医,1952年去咸阳专区中医进修班深造。1955年组建礼泉县城关建群诊所,任所长,1958年改为礼泉县农民医院,任院长。

新中国建立后,王世公历任礼泉县卫生工作协会副理事长、副主任委员、县农会委员、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县人大代表和委员,1984年又被推选为本县首届政协委员,并当选为常委。

王世公是一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他热爱中医事业,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汇辑成册,特别是对中医消化系统疾病有独到的见解和特殊疗效。

王世公医德高尚,对工作严肃认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时,对党毫无怨言,仍坚守岗位,为群众解除痛苦,直到退休后,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他在县人民医院工作20多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6年被评为出席省政协四化建设先进个人,受到全县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李登峰(1911—1993),男,本县新时乡王见村人。幼年丧父,靠母亲纺织上了4年学。1928年母亲不幸患病,年仅18岁的李登峰过早地担起了家庭生活重担。1935—1936年在本村小学教书,难以养家糊口。从1937年起,他挑起钉锅担子外出谋生。1949年有病在家,同村一贯道首骗他加入了一贯道,经人民政府审查无问题,但却使他背上了“有问题人”的黑锅。“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和摧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

李登峰的创作生涯是伴随着他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走过来的。从30年代起,他就以日记和歌谣相结合的独特方式开始创作。半个世纪以来,他写了200多万字的“顺口溜”日记,现存71册。

1989年10月,《钉锅匠李登峰日记歌谣选》出版后,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强烈反响。《陕西日报》11月12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王老九式的农民诗人李登峰》的专题报道。同时,还发表了《民歌有无尽的艺术宝藏》的评论员文章。12月13日,《陕西日报》第三版整版篇幅选登了李登峰“日记歌谣”23首和《试谈李登峰日记歌谣的社会价值》一文。随后,《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陕西农民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陕西电视台等20多家报刊先后发表了李登峰的日记歌谣、报道、评论、照片以及录音和录像。李登峰被陕西电视台评为1990年陕西省十大新闻人物之一。同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陕西分会接收他为会员,咸阳市文化局和咸阳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他“农民诗人”、“民间歌谣家”荣誉称号。

魏光祖(1911—1992),男,本县史德镇云里坊北魏村人。幼读私塾,后入本县第一高小、陕西省第一师范上学。新中国建立前先后执教于县立第一小学、仓房巷小学、店张作霖小学、彬州师范和礼泉昭中,担任过礼泉县政府教育助理员、教育科督学、仓小校长、县民教馆馆长等职。建国后,担任过礼泉县政府第三科科长兼礼泉中学校长、县政府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4年离休,享受地师级待遇。

建国前后,魏光祖献身教育事业50余年,在教育第一线操劳了24个春秋,为培养建设人才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少学生成为党和国家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专家和教授。1956年,他担任副县长,主管文教卫生事业,经常深入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十年动乱中,魏光祖虽遭迫害,但仍能顾全大局,积极工作。长期以来,魏光祖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礼泉地下党根据他的表现,岑想吸收他入党,但考虑到他作为一名党外人士更加适宜。因此,直到1984年,才吸收他加入共产党组织,最终实现了他的夙愿。1992年病逝。

张思明(1915—1981),男,本县建陵乡东店头村人,1935年考入西安师范学校。“西安事变”后,积极参加与领导了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张思明曾两次重建礼泉地下县委,任县委(或工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兼西路地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兼礼泉游击支队政委。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共甘肃省武威地委宣传部长,西北企业党委书记,西北纺织工业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陕西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委第一副主任、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委党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等职。1981年病逝。

张锡福(1917.9—1949),男,本县南坊镇水平村人,曾用名张毅力、史乃可夫,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县仓房巷小学上学时,张锡福加入“抗日民族先锋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围攻国民党县党部,砸毁档案,绑架县长吴燧人游街,散发“抗日”传单。此后,他改名张毅力,国民党委派镇长马骥伯、三青团书记赵笃学到处捉拿他,保安团还到水平村一带搜查,并在他家门上书写“铲除赤匪窠穴”的标语。由于捉不到张锡福,国民党反动派将其家人赶出门外,并将他的叔父张明伦(水平学校教师)拉到南坊镇公所审问。这时,张锡福已逃往西安,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报告了敌情。待风波稍过,他回到家里躲避,并带有党的宣传刊物“解放周刊”和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等。

1937年,他在西安“民兴中学”上学时,由党组织派往陕西省泾阳县安吴青训班去学习(负责人是胡乔木)。学习不到半月时间,又被党组织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大”第四期)。学习期间,他托人给家里捎过进步刊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张锡福“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司令部政治处工作,此时改名为史乃可夫。

1938到1948年,由于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对革命者家庭严加防范,频繁搜查。张锡福约有10年时间,与家庭没有联系。1949年,在解放山西战争中负伤,后病故于高平疗养院。

王泉(1920—1952),原名王南,男,本县裴寨乡尖张村人,1937年加入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指导员、科长、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曾荣获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模范党员”光荣称号。王泉从小跟随一直在外从事教育事业的父亲王铭信,13岁在西安市女师附小上学时,就秘密加入党的地下进步组织“民先队”,毕业后考入西安市二中。1935年和1936年间,在西安参加了“一二九”和“西安事变”前后的学生运动。不久,回县发动并领导了以县城为中心的学生运动,驱逐和管押了贪官县长吴燧人,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撵走了书记长周增益。1937年5月,北上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组织分配他参加延长、定边等县的地方工作达3年之久。1939年9月,奉命跨越黄河,辗转于晋西北一带参加游击战争。1940年和1941年,山东一带惨遭敌人扫荡。这时,他以指挥员的身份,和战士们同甘共苦。一次,在弹尽粮绝的紧急关头,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身先士卒,指挥作战,终于使战斗转危为安。

解放战争时期,王泉被编入第四野战军,随军转战于沈阳、四平、长春一带。1948年冬,东北解放后,他展望新中国的诞生,满怀信心地随军入关。在北京、张家口解放后,即奉命渡江南下。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美帝国主义支持南朝鲜李承晚,把战火烧到祖国的鸭绿江边。1951年1月,王泉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担任了志愿军某师政治部副主任。1952年6月,在朝鲜金川郡右城牺牲,年仅33岁。当时,志愿军总政决定:在我国驻朝鲜大使馆附近的“朝中友谊塔”上,记下他的名字,并派员护送他的灵柩回国,安葬于沈阳市烈士陵园。

韩夏存(1921.11—1955.11),代名唐磊,男,本县北屯乡下韩村人。“西安事变”前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1939年1月,在西安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西安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中共西安市工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共青团西安市委书记、西北工委秘书长、副书记、书记、团中央常委等职。

早在1940年,陕、甘、宁边区决定韩夏存暂不去延安深造,留在省委秘书处工作。他欣然服从组织决定,把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社会等情况,及时准确地汇集刻印,并出版省委机关杂志“西北”,密印省委给陕西地下党的文件。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他经常日以继夜地工作,但情绪总是乐观的。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的内战准备。1946年初,西安市工委成立,韩夏存任书记。这时,他的掩护公职是国民党胡宗南部第七补给区副官。他机智的利用这个身份,深入基层搜集情报,布置工运、学运、统战、宣传等各方面的地下工作。

1946年,他掩护、护送陕西民主同盟负责人、共产党员李敷仁和杨明轩抵达边区。原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也曾两次被韩夏存护送到边区。他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民党的军政动态,给边区提供情报。特别是他以国民党副官的身份作掩护,把胡宗南的军事情报送给了彭德怀同志,为解放大西北起了重要作用,得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的传令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和共青团工作中。在担任西北团工委书记期间,足迹遍及西北各地,积极倡导学习边区青年优良传统。1954年,韩夏存调任中央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刻苦钻研外交业务,忘我工作,后患肝癌,于1955年11月病故。

邢观志(1926.5—1985),男,本县裴寨乡凹底邢家村人,出身中医世家,自幼在父亲邢定霖(中医外科)的教育下,熟读《黄帝内经》、《外科大成》、《本草纲目》等医学经典,从医40余年擅长肛肠病及骨关节结核的治疗。早在50年代,他就改进传统的枯痔疗法和西医手术方法,对各期内痔、混合痔采取“局部注射”疗法。在复杂性肛瘘、高位肛瘘的治疗上,他大胆采取“分段清创、高位弹性挂线”的疗法,避免了肛门失禁症的发生,减轻了患者痛苦,提高了疗效,缩短了疗程。1957年,他以卫生先进工作者的身份参加了陕西省卫生工作会议。1976年,在参加咸阳地区科学大会时,他撰写的《中草药治疗骨头关节结核1000例》和《肛门狭窄及陈旧性肛门裂的临床治疗总结》,分别获一等奖和优质奖。

邹志安(1947.1—1993.1),男,本县阡东镇王禹村人,中共党员,1966年7月毕业于乾县师范学校。1966—1970年在骏马乡大范村学校任教。1971年调县文化馆任创作辅导干部。197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任专职作家。1982年任作家协会理事、主席团委员。为了深入生活,搞好创作,1982年先后兼任中共礼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副书记。1972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短篇小说集》两部,《中篇小说集》一部,长篇小说四部,被评为创作一级职称,曾8次获省、市创作奖,两次获“全国优秀小说奖”。1990年6月出访苏联。逝世前正着力于系列长篇小说《关中异事录》的创作,可惜遗稿未竟,于1993年1月病逝。

乾县近代名人

吴聘儒(1885~1924),字希真,庠生,后以字行。清乾州城内南街人。秉性豪爽,轻财任侠。清末肄业于三原宏道学堂,文思大进。曾愤慨地说:“国家糜烂不堪,革命形势澎湃,岂能静守书斋,而等毕业证耶?”遂辍学加入同盟会,奔走革命,终年风尘仆仆,奔波于全国各地革命会党之间。他变卖家产,资助革命,引起家庭纠纷,遂与家人脱离关系,寓居三原、西安。吴希真热衷革命,不遗余力,辛亥革命前夕,成为孙中山在陕西倚重的人物之一。武昌起义,陕西响应,吴希真直接参与工作并贡献卓著。民国建立,袁世凯窃取总统,陕西军政大权亦旁落北洋军阀之手。虽革命前景暗淡,但他志未消沉,仍潜心反袁工作,在西安创办平民会,暗结革命志士,联系有为青年,以待形势骤变,即可澄清陕局。令邑人王宝珊等在乾县五峰山以办畜牧场为名,准备武装力量,五峰山遂为西北A县反袁据点。吴希真在省垣活动,为袁系在陕亲信觉察,即刻挈家东渡,在东京与孙中山朝夕聚首,聆受教益。

民国4年(1915),洪宪事发,吴希真即整装返陕,谊友范紫东为之撰写《讨袁檄文》。遂于五峰山聚众发难,首攻乾县县城,不克。民国5年(1916),又与乾县北洋系驻军开战,兵败撤围散伏,他也渡渭河入南山。民国6年(1917) 12月,于右任靖国军兴起,吴希真占乾县策应靖国军,集结省西各地武装,驻扎岐山。后与郭坚部发生冲突,兵溃返乾,又为北洋驻军所败。后来一直在日本、南京、广州之间,长期斡旋,尽瘁国事。由此积劳成疾,于民国13年(1924)在北京医治无效而去世,终年39岁。追悼会上,孙中山亲书巨幅挽幛,题“革命巨子”四字,以致深切哀悼。吴希真后期精研佛学,广通释迦经典,革命一生,不置产业,身后惟佛经数箱而已。

黄金秀,字文轩,乾县姜村神坊人。1915年他借本村兴教寺址,创建私立务本高级小学。首次置地17.5亩,投资1100余元(银元),修建校舍数十间。后靠家中铺行收入和原有积蓄,以资学校费用,舍免贫寒学生学费并资以伙食费用。他延聘四方名师,开设新学课程,培养高小毕业生9届约450人,开乾县私立高级小学之先河。又在务本校内附设石印社和公益书局,积累资金,以解决学校经费困难。同时,他还主持筹设孔教会,兴办女子夜校,发展桑梓教育事业。因教育成果显著,曾奉陕西省国民政府教育厅命东游考察教育,撰有《文轩东游记》。因他克己爱人,热心教育,终生办学,勤勉不息,国民政府教育部特奖三等褒状,并授予“敬教劝学”匾额。谢世后,学生记《言行录》一册,并于私立务本高级小学内,立黄老夫子德教碑,以记其事。

王德安(1897~1928),又名文俊,乾县马连乡大乙村人。少时就学乡里,后考入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此间接触进步书刊,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在西安学生反对太平洋会议的斗争中,他挺身而出,站在斗争前列,成为这次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与乾县民主革命先驱吴希真来往甚密。

1923年,王德安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中国大学,专心攻读政治经济学。他在致力学问的同时,热心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由于他为人笃诚,办事稳练,学业出众,被推举为学生会会长。1925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王德安离京返陕,在西安私立敬业中学任教务主任,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王德安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先后出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党政训练班政治教官,并兼任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政治教员。

1928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秘密机关(在西安莲寿坊八号)遭敌破坏,敌人从文件中获悉德安系共产党员。王德安遂与秘书处工作人员同时被捕入狱。在狱中,敌人滥施酷刑,德安坚贞不屈。6月17日,与自渭华捕解西安的冀月亭等9名共产党员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于西安北关外,年仅31岁。

严念先(1903~1929),又名振五、鼎州,乾县阳洪西村人。幼时就学私塾,15岁时求学于省城西安,好读维新书籍,受其影响,倾向革命。后与同乡旅省学友王炳南、赵伯经回到乾县,在第一高等小学执教。1926年,中共西安地委书记黄平万派张含辉、曹碧轩来乾县创建党的组织。即与严念先、王炳南、赵伯经取得联系,以乾县第一高等小学堂为立足点,在进步的师生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乾县特别支部。

严念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积极开展工作,曾任陕西省总工会负责人,领导西安地区的工人运动。

1927年秋,严念先离开西安到山西太原,和山西省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他和太原市工人运动早期领导人王世益等人住在太原市北门街一所小房子里,因为得不到经费接济,便到晋兴书社揽做临时活,维持生活。他们在印刷、织布、鞋业工人中进行活动,恢复了地下太原总工会和织布、鞋匠等行业工会,同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

1928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汪铭鉴及三名省委委员同时被捕,其中一人叛变,两人失掉联系。严念先遂与李光杰等人成立了中共山西省临时省委,严念先当选为临时省委委员。

中共山西临时省委成立后,汪铭赴河东各县恢复组织,严念先返回太原,重新登记党员,继续开展地下活动。其时正值革命低潮,严念先无所畏惧,矢志不渝,常常奔走于工人之间,宣传革命道理,鼓励他们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

同年6月,国民党要员白崇禧来太原视察。太原市地下党组织冒着白色恐怖,四处活动。一周内散发传单3次,提出了“打倒国民党”、“打倒阎锡山”的口号,惹起了国民党太原当局的注意。严念先遂与其他6名党员和10名群众被捕,中共山西省临时省委和太原市委被迫解散。

严念先入狱后,惨遭酷刑,坚贞不屈,于1 929年冬死于太原狱中。

杨韶,福建闽侯人。民国17年(1928)秋,出任乾县县长。时乾县大旱成灾,酿成年馑,饥民逃荒,饿殍载道;田地荒芜,村堡为墟。杨韶见此情景,深感痛惜,便向各方筹款,重修县政府,修建中山公园,进行以工代赈。

中山公园旧址,系县府西侧一片荒地。杨韶亲为视察,规划四址,且对园内花木之点缀,亭馆之布置,楼堂之修建悉心设计。施工后,躬亲督导,历5月竣工。并自拟对联刻石于园门曰:“留得园林千载在,任凭父老四时游”。

杨韶为官清廉,体察民情,常独行于街头巷尾,了解百姓疾苦,无官骄之气。士农工商,皆乐与之谈。他平易近人,诙谐风趣,不拘小节。时有吸食鸦片者,他遇见后,当众劝其戒烟。若于街头见衣冠整洁富裕之人持烟袋者,便将其烟袋没收,交付街头饥儿,主人只得用蒸馍赎回。每出行,见有商户门前不清洁的,即罚锅盔数个,交给街头饥儿分食。故此饥饿孩童常在县府门前探头探脑,盼望县长出行。杨韶一出,则饥儿簇拥。杨韶也不责怪,反而引为乐事。

杨韶博学强识,精赏文物,好吟咏题词,感时抒怀。民国18年(1929),曾写五律一首云:“此地经年旱,食粮珠玉同。夏云龙出岫,炎日贯长空。赈恤财已竭,催科计未穷。居官无奈甚,憔悴感牢笼。”精于书法,曾抒发了自己目睹百姓疾苦,却又无可奈何、心力憔悴的苦闷感情。他还给澡塘题“卫生泉”,公园内题“中山纪念塔”,甜水井题“甘泉”等。其生卒年代已不可考。

梁守典(1872~1931),字成甫,阳洪乡上陆陌村人,出身书香门第。父梁式,清末举人,博学能文。守典由代理宁陕训导,迁升延安府教授,不屑仕途,卸任回乡,主讲乾阳书院。他勤学善教,尤重启发,士多受其门,中科第者甚众。温和孝友,疏财仗义,褒掖后生,接济贫寒,德泽乡里。守典与诸弟受父熏陶,皆致学勤勉。兄弟四人,守典与文典同科中举,另两人中秀才,一时传为佳话。梁氏父子倾心桑梓教育,梁式、梁守典、梁文义皆终生从教,梁文典捐巨资于上陆陌创办私立蔚园小学。梁氏子孙从教者数人,堪称“教育世家”。

梁守典后被推为陕西资政院议员。目睹官场腐败,他因虑念桑梓教育,遂弃职归乡,协同李守先、黄文轩、赵璧等乾县近代教育先达,鼎力兴办新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办乾州高等小学堂,首任堂长,力主废除讲经读经,开设格致、数学等新课,令学子耳目一新。他提倡女子天足,并享受学校教育。民国时,偕友人李守先、胡虎臣先后创办女子高小、甘泉高小。治学严谨,待学生恭正和蔼。后又筹建乾县教育经费处,出任处长。为赈济贫困,设义生善堂,亲任堂长。每长其事,恪尽职守,详订章程。办理财政、赈务,清正廉明。

李荣祖(1872~1927),字守先,号六吉。乾县城内高庙巷人。

李荣祖从小读书,深明大义。年轻时,正值列强入侵,清政府腐败无能,国难当头。他慨叹道:“我中华虽有四万万生灵,然一半妇女愚昧无知,缠足戕体,等于废人。欲要强国,先要强种。”于是竭力反对妇女缠足,倡立天足会,并编有《放足歌》。他反对缠足,先从自己女儿做起,但遭到妻子反对,他愤然说:“女儿是我们两人的女儿,女儿的两足是你我各一只,现在就是把分给我的一只放开”。妻子见荣祖如此坚决,也就不再坚持。乾县天足(不缠)会首先从他的大女儿李金丹开始。

李荣祖思想开放,不仅主张妇女放足,而且主张妇女读书,他说:“女学不兴,仍不获与男子平等耳。”于是他不顾重重压力,力排众议,首创乾县女子高等学校,亲任校长。他多方筹措资金修缮校舍,登门劝说女孩上学,把女校办得有声有色,培养出乾县第一批女学生,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1918年,陕西靖国军在三原起义。李荣祖经吴希真推荐,应靖国军司令胡景翼邀请,出任礼泉知事。他身负行囊,步行40里到礼泉上任。李荣祖到任悉心政务,后调乾县、旬邑任知事,清正廉洁,洁身自好。有人赠联曰:“一身洁白理县事,两袖漕风是政声。”

1921年,关中饥荒,他变卖家产糊口。当邻居断炊之后,他慷慨解囊,把仅有的口粮分给邻居。灾后,担任乾县第一小学校长,致力于教育事业。因办学有方,教学效果显著,第一小学被县上命名为乾县“模范小学”。

李荣祖尽瘁教育,积劳成疾,于1927年1月8日病逝,享年55岁。

李乐亭(1892~1936),字李忻,乾县大墙乡西小章村人。父亲李祖唐是清末秀才,曾任教于县东乡第一高级小学。乐亭少年时代,受到良好的教育,热爱绘画。1920年考入上海大学美术系,毕业后,曾在西安两所中学任美术教师。

1924年,乾县东区高级小学危于停办,李乐亭受乡绅及父亲等学校教师相邀,回乡做了该校校长。1926年调任省立乾县中学教务主任,1927年出任永寿县县长。

1928年,李乐亭调国民党中央审计部工作。当时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他们常常见面,谈论书画,聆听教导。

1934年春,著名画家王琪、王一亭、徐悲鸿等人在南京组织书画学会,李乐亭被吸收为会员。他博采众长,悉心揣摸,勤学苦练,逐渐形成清逸隽美的艺术风格。他所画的花鸟、人物,细腻生动,栩栩如生,流传全国。

1936年,因病逝世,时年44岁。

杨森(1908~1936),又名杨宗楷,乾县新阳乡小咸阳村人。1917年入私塾读书,两年后入乾县临平高级小学就读。1924年高小毕业,考入陕西省职业学校农林科。1926年4月,镇嵩军刘镇华率部由潼关入陕西,围困西安城。杨森在西安党组织和学联的领导下,投入到历时8个月的西安学生驱刘反围城斗争中去。1927年春,他进入了由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

1929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安举办党务人员训练班,中共党组织指示他参加学习,必要时亦可加入国民党。训练班结业后,他被委任为国民党蓝田县党部党务指导员,秘密地与中共蓝田党组织负责人杨荫川等取得联系,共同领导蓝田人民的革命斗争。1930年6月,他与杨荫川等人研究决定利用红枪会领导人曾老三发动蓝桥镇暴动。蓝桥镇暴动后,杨森因身份暴露受到通缉。同年10月被捕,押解于西安军事裁判处。在狱中,杨森经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坚持斗争50余天。11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败退出陕西,杨虎城率部进入西安。杨森等乘城内混乱之机,越狱逃出虎口,到周至、户县一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31年,杨森经地下党员王鹏生介绍,到扶眉善后清查处任稽查长,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5月,中共陕西省委派杨森赶赴中部县(今黄陵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不久,他被提升为队委委员兼直属骑兵队政委。10月,再次被捕,遂越狱到三原,返回西安到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工作。

1933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为加强渭北苏区工作,派杨森到三原武字区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8月10日,黄子祥、杨森带领红二十六军四团转移到照金革命根据地。11月7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宣告成立,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黄子祥任政治部主任。1934年5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在荔园堡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书记,杨森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今子长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杨森当选为中共西北工委执委和西北军委委员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率团参加崂山战役。崂山战役后,因“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错误的肃反,将刘志丹、杨森和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根据地营、团以上干部数百人逮捕入狱,有的同志甚至被枪杀。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释放了被关押的刘志丹、习仲勋、杨森等人,并予以彻底平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还在瓦窑堡会见了他们。11月下旬,调杨森协助刘志丹组建了红二十八军。而后中央军委成立了黄河游击师,杨森任参谋长。

1936年1月25日,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志丹、杨森等20人联名发表了《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4月1日,中央军委将黄河游击师改编为红三十军,杨森任参谋长。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了10个师和阎锡山两个师的兵力,向黄河东岸红军压来,黄河以西陕西境内的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企图卡住黄河渡口,消灭红军于山西隰县、石楼一带。5月5日,中央军委奉党中央指示,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红军主力遂即奉命西渡黄河回师陕北。途中杨森奉命带领红三十军担负掩护主力红军撤退的任务。当主力红军已回师西渡,他带两个连的兵力狙击敌人于黄河岸边,与50多名战士一起占据山头,猛烈还击,反复冲杀,激战了三个多小时,终因弹药耗尽,英勇牺牲,年仅28岁。

高鹏(1903~1933),字平远,梁村乡大坡口村人。民国10年(1921)由南区务本 高等学校毕业,考入西安民立中学,学业超群。民国14年(1925),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潜心军事、战术。民国16年(1927)提前毕业,被分到陆军第二十二师任排长,参加北伐战争。民国17年(1928),奉命返回黄埔军校任上尉区队长。

民国19年(1930),被派往陆军第四师任连长,曾与红军在安徽金家集遭遇,红军直攻到他的指挥所附近,战斗激烈,高鹏腰部受重伤。伤愈,升任少校参谋,不久又擢升营长。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高鹏参加古北口战役,因作战英勇,指挥得法而受军部嘉奖,颁给“陆海空军奖章”一枚,并升任一四九团中校团副。1936年任高射炮大队长,归傅作义指挥。后又参加了抗击日军的百灵庙之役,他身先士卒,奋力拼杀,厥功甚伟。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升任团长,防守南口,与日军血战数月,屡挫敌锋。后战斗至漯河一带,胸部受重伤,但竭力杀敌,毫不松懈。

1938年,高鹏领兵进攻鲁南,由太和出发,参加正阳、阜阳等处战斗,后由归德转至徐州。是年春,奉命率部围攻台儿庄日军。日军抽调各路兵力向鲁南增兵,展开了二次激战,高鹏沉着策应,全力御防。4月21日,日军气势汹汹,开始向连防山发起总攻,并且用数十架飞机掩护。高鹏部前锋仅有一营,用机关枪迎头扫射,日军倾三大队之兵,拼命横冲,屡攻屡溃,死伤枕藉。至天黑,两队顽敌,已消灭殆尽,高部前锋也伤亡过半。次日,日军增至一师团以上,轻重野炮40余门,飞机数十架,战车30余辆,疯狂进击,横冲直撞。高鹏大义凛然,指挥若定,亲自督率两营断后,誓与日寇决一死战。激战三四日,战士饮血止渴,杀敌四五千,连防山村也炸为瓦砾焦土。关麟征军长目睹此情,知高鹏刚烈,必欲以死报国,即于24日下令撤兵。高鹏慨然说:“此地在战略上至关要害,我若撤退,则后防部队不能如期接济。我所以拼死据守,正是为此。今士卒多已牺牲,我岂能苟且偷生?且我在出发时,已与家人决绝,现在就是我以身殉国的时候了,何惜微躯!”说罢,潸然泪下。于是,将士奋力,再次反击,又毙敌百余。这时,有一流弹正中高鹏前胸,几欲仆倒,关麟征军长促令撤退,高鹏仍不从命。至下午2时,关麟征以电话召之,“我们将来报国之日尚多,兄可退兵……”高鹏身负重伤,血流如注,仍厉声说:“这里守不住,全军难保!”说罢,继续督战。不料一颗子弹正中高鹏头颅,他随即壮烈殉国。

高鹏牺牲后,全国各大报纸均纷纷报道,赞扬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5月5日,陕西各界抗敌后援队,西北青年抗敌协会等团体在西安民众教育馆召开追悼大会,隆重追悼高鹏及全团壮烈殉国将士。

张庚良(1909~1938),又名靖夷,乾县铁佛乡太平岭村人。家中仅有薄田数亩,年收无几,食不饱腹,便于18岁离家出走,投奔革命,成为乾县早期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1936年初,中共陕西省临时委员会派张庚良回乾县做兵运工作,以便发展壮大革命武装。为了有组织地进行斗争,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成立中共乾县特别支部,张庚良任支部书记。于是,他与党组织派回乾县的吕剑人致力于教育和改造非法地方武装的工作。

地方武装民团纪律涣散,张庚良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约束其不轨行为。一次,他们闻听国民党东北军路过西兰公路铁佛一带,便决定打伏击,结果东北军大部队改道,他们只抓到几个散兵,夺回一只炮筒,并将抓到的人塞入新桥一口井里。事情败露后,东北军即派人到铁佛,捉住民团两名队员,押到永寿县城。张庚良于是在铁佛聚众起义,于1936年8月15日夜奔袭永寿县城。预先派胡六买通永寿县城守门人杨振乾,顺利冲进城内,攻入县府,击毙县长祁云石,收保安队枪数十支,成立陕甘边抗日联军。联军下设三个大队。

此后,张庚良将队伍拉入麟游山区打游击,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但因起义队伍中不少人原属各路地方武装力量成员,各行其是,不听调遣,加之弹尽粮绝,于是,张庚良便决定埋掉枪支,暂时隐蔽,返回乾县,以图东山再起。在返乾途中,队伍在麟游与岐山交界处和国民党东北军骑兵团第一营遭遇。张庚良临危不惧,沉着指挥,众队员英勇拼杀。特务队长祝永德虎目圆睁,手抡一把铡刀向敌兵冲击,敌军慌忙开枪还击,祝永德中弹牺牲。还有几名队员冒死向前,也被打死打伤,张庚良见寡不敌众,只好指挥退却。

张庚良幸免于难,昼夜兼程,奔赴西安,找到中共陕西省委。省委派他去陕北“红大”学习。1936年底,他又回到乾县。次年初,中共西兰工委任命张庚良为乾县工委书记,在乾县成立三个党支部,发展党员40余名。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兰工委改为西兰特委,乾县工委属西兰特委直接领导,张庚良仍任书记。1937年5月22日至27日,张庚良等代表乾县工委出席了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党代会。后张庚良调中共陕西省委,担任省委巡视员。

1938年夏,张庚良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往杨虎城部一七七师辎重营,做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工作,后随该师去山西参加抗日战争。同年8月,一七七师参加了中条山战斗,与日寇展开激烈搏斗,辎重营被日军包围。张庚良主动组织突围,他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不幸牺牲,年仅29岁。

陈玉林(1911~1947),乾县铁佛乡土桥村人。从小家境困苦,生活无着,便加入地方武装张雄飞(敖娃)部下干事。

1936年底,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张庚良回乾县做改造地方武装的工作,陈玉林经上官克勤与李俊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组织乾县武工队,活动于乾县北乡一带。国民党乾县政府视其为心腹之患,密令铁佛乡长董怀章剿抓,陈玉林得知后,立即乘其不备,带人冲上铁佛北城门楼,生擒乡丁30余人,收缴步枪30余支。在铁佛街道会集点名,编为8个小队,投奔西府纵队,被收编为乾县独立大队,陈玉林任大队长。

1936年秋,张庚良率部袭击国民党永寿县政府,陈玉林率队参战。战斗胜利后,两部合编为陕甘边抗日联军,陈玉林担任二大队长。此后,他遂率二大队以爱国志士团为名,转战武功县一带,并攻打临平镇国民党民团,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

陈玉林性情耿直,待人憨厚,善于联系群众,打富济贫,在当地群众中威信甚高。1946年5月,他率部东进,在靠山、侯家堡一带进行活动,和国民党铁佛乡乡长董怀章民团遭遇。他身先士卒,率众奋战,打垮了民团武装,缴获步枪60余支,俘虏团丁60余人。后连夜涉渡泾河,直奔边区。

到边区后不久,党组织又派他回永寿一带打游击,壮大革命武装力量。部队驻彬县期间,陈玉林部下薛乱乱奸污妇女,违犯纪律,陈玉林当众予以严厉批评,该薛为此怀恨在心。1947年春,党组织派陈玉林、薛乱乱分头回乾搞地下活动。薛乱乱匪性未改,图谋报复,与国民党县长杨培森勾结,暗设圈套,将陈玉林骗至于阳峪保,将其枪支下掉,捆绑起来,扬言拉到县府领功请赏。但刚出门便开枪将其击毙,抛尸罗家岭。县府即派人将陈玉林头割下,悬挂于乾县城东门外示众。陈玉林后被定为革命烈士。

张光庭(1917~1949),笔名泓波,化名杨彬,乾县东乡山坳村人。幼年入私塾就读,聪明颖悟。1935年,毕业于乾县黉学门小学,1936年秋考入西安师范,1939年春转入同州师范。当时正值日寇大举入侵,抗日救亡,烽火四起。在共产党号召下,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张光庭深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而担忧,潜心追求真理,寻求解放民族危亡的道路。1936年他结识了共产党员许权中,受其革命思想影响很深。1937年,在西安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秋,经共产党组织安排,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鲁艺及中共陕西省委马栏党员训练班学习。1940年初,从同州师范毕业后,先后在乾县敬业小学、凤翔师范、灞桥中学、第二实验小学、西安东大街小学、五区一小任教,开展地下斗争。1942年,在凤翔师范任教期间,参与组织领导了学生支持农民抗粮斗争的学潮。1943年又回到乾县,与乾县简易师范学校地下党员吴宏翰以及白靖中、王彦亭、张海等人秘密开会,研究斗争策略,发动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历时两月余,几经曲折,终于将反动校长驱逐出校,迫使当局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次学潮,震动了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北行辕,在关中和西府各县影响很大。

解放战争开始后,白色恐怖笼罩西安,张光庭利用各种关系,搜集西安地区国民党、政、军、特上层的情报,及时送到中共陕西省委。1946年冬,他把一份紧急情报缝在棉外套里,到泾河渡口,敌人盘查甚严,他急中生智,将棉衣送给一位恰巧要去泾河北而又与渡口士兵熟识的小商贩,得以安全渡过险关,顺利完成了任务。

1946年冬,共产党组织急需一笔活动经费,张光庭便尽力筹措。他匆匆赶回乾县,通过老同学苗遇霖,从乾县新心商号借来约40石麦的一笔款子,解决了急需。

1949年西安市工委负责人韩夏存,由中共关中地委国统区工作委员会带回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的“腹稿”,口授给张光庭,嘱其印发。为了把《将革命进行到底》及中共《告蒋管区公务人员书》匿名寄发给国民党军政机关要员,他从南大街自新长印刷馆弄来50个五分局的带衔信封,将文件邮出。胡宗南得知后,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当场给西安市警察局长肖绍文摔了茶杯,打了公安五分局局长严益敬的耳光,限期破案。于是,国民党警察局就进行了一次秘密大搜捕。1949年1月19日,张光庭在五区一小被特务苏连城、刘剑英拦路截住戴上手铐,眼蒙黑布,押进囚车。同时被捕的还有该校校长、 共产党员白靖中。张光庭等被关在鼓楼北八家巷监狱的一个囚室。一月后,又转移到东大街炭市街的敌刑警大队部监狱。

张光庭是胡宗南点名的“要犯”,他们把审讯的重点一直放在他身上。但每次提审,张光庭只有一句话:“我什么也不知道!”一次审讯官问他:“共产党员苏明远是否从边区到西安来了?”他回答说:“人家未到监狱告诉我,我如何知道?”特务们恼羞成怒,便用烙铁在他背上烙得吱吱响,但他紧咬牙关,不吭一声。

张光庭被捕后,党组织多方营救,终因该案系胡宗南亲自抓的“要案”,一切营救均无效果。胡宗南在逃离西安之前,于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向张光庭等人下了毒手。国民党特务将他装进麻袋,投入刑警大队后院的枯井(位置在东大街红十字会巷十五号院内),随后又将两个石碌碡推入井中。为了灭迹,还在枯井上造了房子。同时被害的还有白靖中、张延龄。

张光庭烈士时年仅31岁。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追念烈士功绩,在乾县革命公园建立烈士纪念亭,树碑纪念。1981年清明节,中共西安市委在张光庭家乡为他建立了衣冠冢,并立有墓碑。

范凝绩(1879~1954),字紫东,乾县东乡西营寨人。祖父范青芝,清道光举人。父亲范德舆,清岁贡,为士林推重。兄范熙绩,清末生员,饱读诗书。范紫东从小受家庭熏陶,博学多识。且喜好体育锻炼,从师习练拳术,颇得要领,膂力过人。

范紫东5岁识字,7岁读古诗,8岁读经史,并能写出明通的诗文。9岁那年5月,雨雹大如鸡蛋,他戏成五绝一首:“夏日结冰凌,空中下鸡蛋。天公本难测,人说妖精遣。”语意清撕,不失童真。15岁时,五言诗已能出口成章。17岁时,每有创作,时标新义,得到父亲的欢喜,认为能成大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陕西连年大旱,范紫东为生计所迫,以年薪9串钱就馆于富豪之家,居馆授徒。得麦养母,边教边学,毫不懈怠。

戊戌维新后,陕西改办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其时,陕西学政使来到乾州,集中乾州、郴州七县秀才通试。范紫东以通考第一名的成绩入选。入学后,他力攻科学,不仅通研代数,还学会了微积分。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范紫东以优等第一名毕业于宏道学堂。随即在西安府中学任博物、理化教员,并兼任健本小学国文教员。宣统二年(1910),经民主革命先驱焦子静、井勿幕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为关中区负责人之一。入盟后,回乾县任县办高等小学校长,密与盟员吴希真等同志联络,组织力量,进行武装革命的准备工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范紫东毅然弃教从戎,参加革命军,并与本县赵时安奉命权知州事,兼任西路招讨使署参谋。清帝退位后,范紫东解职回省,去西安健本学校执教,并出任校长。同时被选为陕西省第一届议会议员。1913年后,又被选为陕西省民政厅秘书、陕西省教育厅编审主任。

范紫东于教学之余,悉心于元明杂剧的研究,有志于戏剧改革。为“改良社会,移风易俗”,他于1912年与谊友李桐轩、孙仁玉创办秦腔剧社易俗社,开始从事剧本创作。民国3年(1914),范紫东首编秦腔剧本《春闺考试》,经易俗社排演,受到广大观众称赞。民国4年(1915),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筹备称帝。范紫东借古讽今,编写了第一部大型秦腔戏《玉镜台》,借剧中人之口大声疾呼:“我中国得下了不治疾病,哪有个医国手痛下针砭”,抒发了他的忧国情怀。

民国6年(1917),范紫东被任命为武功县知事。不期半载,便弃职重回西安健本学校。

民国15年(1926),河南军阀刘振华围困西安,健本学校被迫关门。范紫东遂担任了易俗社编辑主任、评议长等职,致力于戏剧创作事业。民国5年(1916)编写了表彰民族气节的折子戏《苏武牧羊》。民国16年(1927)又以明代史可法抗清事迹为题材,编写了大型秦腔剧《三知己》前后本。1930年写出了反映中越两国人民英勇抗法战争精神,痛斥《天津条约》的大型剧作《宫锦袍》。1931年写出了反映八国联军入侵,痛斥《辛丑条约》的秦腔剧《颐和园》。1933年又写出了歌颂林则徐和中国人民抗英斗争,痛斥《南京条约》的《关中书院》。1943年以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驱逐倭寇为题材,写了大型历史剧《鸳鸯阵》前后本。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胡宗南在西安政工处威逼西安地区的戏剧作家写所谓“勘乱戏”。为了逃避迫害,他于1948年冬出走兰州。

1949年,范紫东回到西安。5月20日西安解放。他虽年逾古稀,却焕发青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改革。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编写现代戏《志愿军人》,且以七旬高龄,粉墨登场,参加义演,为抗美援朝筹款。

建国后,范紫东历任西北文联及西安文联委员,西安市流行剧目修审委员会委员,从事戏剧改革工作。其时,范紫东常常带病参加陕西省及西安市人民代表会议,提出有关地方兴革的建议。1952年他被西安市人民政府聘任为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他对郊区名胜古迹作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编成《西安市城郊胜迹志略》稿本。1954年春,又以76岁高龄进行古陵墓调查工作,为编纂陵墓志作准备。他自感垂暮之年,为时不多,便加紧工作,亲赴临潼秦始皇陵、华清池、灞桥等地勘察。每每自握尺度,事必躬亲,缜密细致,一丝不苟。调查结束仅半月,便抱病不起,于1954年3月31日在西安逝世,享年76岁。

范紫东先生40余年辛勤笔耕,苦心孤诣,共编写大小剧本68本。他编著的《三滴血》、《翰墨缘》等剧久演不衰,成为秦腔剧目宝库中一份可贵的财富。同时,他还对语言、考古、民俗、音乐颇多研究。著有《关西方言钩沉》、《关西周秦石刻摹本》、《乐学通论》、《地球运转之研究》、《西安市城郊胜迹志略》。此外,还主持编修了《永寿县志》、《陇县县志》和《乾县新志》等。

刘一敬(1893~1961),字文伯。乾县长留乡亓父村人。他自幼入私塾,勤学好问,且秉性旷达。13岁时考入乾县高等小学堂。翌年转学于陕西陆军讲武堂。辛亥革命爆发,毅然弃学从戎,在陕西张云山部任何字五营总教练官兼何字一营营长。民国6年 (1917)参加靖国军,曾任营长、团长。

刘文伯少入行伍,自感学无基础,因于闲暇,致力学习。对宣传改革、新政的书籍尤感兴趣。五四运动爆发后,刘文伯受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便想在启蒙民众倡导新教育方面做出实际贡献,于是投资在乾县创办敬业小学、敬业图书馆,在西安创办敬业中学。

民国13年(1924),他出任国民革命军二军十师师长李虎臣部旅长。西安被围时,因坚守南城建立战功而升任师长。1927年集体加入国民党。同年,因宁汉分裂,政局变化,敬业中学和敬业小学被封停办。

1930年夏,杨虎城将军邀刘文伯任十七路军军事参议,又调任陕西盐务督销局局长。

民国21年(1932)陕西遭荒旱,民食不给,土匪猖獗一时,刘文伯被调任商洛五属绥靖司令、凤西绥靖区司令,翌年又调任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其时,国民党军政人员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刘文伯深感从政之难,便决意退伍。民国23年(1934)之后,他开始倡导社会文化,创办《西安工商日报》,发表一些倾向进步、倾向革命的新闻和文章,在西安各界颇有影响。

不久,刘文伯返回乾县,蛰居故里,致力于地方社会事业。投资创办了乾县第一家织布工业,同时还创办晓钟剧社,培养了一批杰出的秦腔艺人。此外,他还学外国“托拉斯”,兴办了粮食集、商号、药店、木器店、书店、文具店、果园等。

西安事变时,刘文伯出任陕西省四区行政督察专员,组编抗日义勇军三十五队。西安事变后,刘文伯随即回到西安。1943年担任《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董事长。该报倾向革命,所载消息及文章比较实际,说公道话。1946年,蒋介石来西安视察,看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后,指其为“在西安的《新华日报》”。该报被迫停刊。数月后,又创刊《工商日报》,不久又因种种原因而停刊。

1949年西北解放后,刘文伯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解放战争时,他支援前线小麦800担,抗美援朝时又捐献飞机一架。为了解决部分女干部子女无人照管的困难,他创办敬业托儿所,深受各界欢迎。1956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时,他将其16亩果园和敬业托儿所的全部财产捐给了国家。

建国后,刘文伯历任西安市政府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民革陕西省委员会委员等职。1961年在西安逝世,享年68岁。

张润泉(1895~1972),字明德,1895年5月29日生于乾县永主坊村。少年时聪敏好学,成绩优秀。1910年考入乾县高等小学。1914年毕业后因家贫辍学,在本县西天堡、壤村等村教书。1916年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1920年毕业后保送入北京师范大学深造。

张润泉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的四年中,孜孜不倦,博览群书,考试成绩每每名列前茅,毕业论文写得深入浅出,颇具创见,博得了指导教授的好评。

张润泉从北师大毕业后,即回陕西从事教育工作。先任教于陕西师范,1926年调任西北联军驻陕司令部秘书(司令员于右任),同时还兼任师范教员。1927年于右任离陕,张润泉便辞去秘书职务,回到陕西省师范学校执教。1928年,他担任陕西省教育厅编审委员、平民教育委员会委员。1930年陕西各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组成“反日会”,推举张润泉为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反日会”。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值翻阅大量历史资料,着手编写《日本侵华史》,1931年付印。

1930年,张润泉调任陕西省图书馆编审主任。他埋头著述,编著《人类生活史》,1933年初稿写成。同年调中央大学专门从事研究工作,并进一步修改《人类生活史》。1934年脱稿,蔡元培为之作序,1 935年付印。

1936年,张润泉调南京审计处供职。一年后,调到陕西洋县任民众教育馆馆长。

从1937年起,他奔走呼吁,赢得了各界的关注和支持。经过与同事的齐心努力,苦心经营,陕西省立乾县中学终于在1939年创建起来了。张润泉为乾县中学首任校长。

1941年,张润泉调任陕西省教育厅督学。1942年着手编写《中国通史》,他穷源纠伪,搜集资料,历经3个寒暑,于1945年完成了洋洋80万言的《中国通史》稿。

《中国通史》脱稿后,张润泉携稿前往重庆联系出版,并拜访了于右任、蔡元培、罗家伦等人。但因其时政局动荡,出版一事终无结果。

1945年,张润泉调任国史编审,一度又兼职中央大学秦汉史教学。1948年调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1949年建国初,回家赋闲。】952年砉宝鸡中学任教。1955年调乾县文化馆任副馆长。1 957年受聘于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任《人文杂志》编辑。1960年受聘为陕西省文史馆馆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张润泉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遭到批判斗争。1972年含冤而逝,时年77岁。

粉碎“四人帮”后,张润泉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11月2日,陕西省政协为他召开追悼大会,肯定并赞扬了他作为教育家、史学家对国家和社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上官克勤(1910~1982),曾用名景生,1910年9月30日生于乾县城内上家巷。1922年入本县高庙小学读书。1925年转入黉学门小学。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团支部书记。

1928年3月12日,纪念孙中山诞辰,乾县学生集会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口号,并冲进基督教堂,将教堂什物砸得粉碎。国民党县政府派士兵将学校包围,逮捕教师和学生领导人。上官克勤也被逮捕,押解西安,审讯两次,拒不招供,无法定罪,一月后获释。

1929年10月,上官克勤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共乾县委员会宣传委员。1930年参加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宪兵营,做地下党营委宣传委员,秘密进行革命宣传。1931年又调去国民党凤翔绥靖司令部,任地下党支部委员,从事共产党地下支部工作。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叛变,向国民党交出了地下党员名单,上官克勤被逮捕,押解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独立第一旅驻西安办事处听候处理。其时,上官克勤的姑表兄刘文伯在十七路军杨虎城部下任旅长,经他说情,上官克勤被保释出狱。出狱后,他与共产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5年,上官克勤通过地下党员张涛和共产党组织再次取得联系,担任地下交通的任务。他冒着危险,把许多革命青年送往红区。

1936年2月,上官克勤被派往商县联系地下党员,建立共产党组织,搞武装兵变。1937年又回到联运所,任地下党支部书记。1938年10月到汉中工委任军事委员。随后回到乾县,任乾县工委书记、乾永工委书记,发展党员,壮大共产党组织。1940年受共产党组织派遣,到河南国民党96军做地下工作。1943年又回到乾县,继续任工委书记。

1947年,上官克勤与苏智等人组织成立西府纵队三支队,开展武装斗争。他领导这支游击队,多次出击,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扩大了革命力量。1948年党组织派他去延安西北党校学习。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上官克勤随军到西安,担任西安市五区区长。1951年,上官克勤因讲情释放烟犯而受到行政撤职、党内留党察看处分一年,到期取消处分,调西安市民政局工作。他勇于改正错误,不灰心,不气馁,努力工作。1953年又被调到西安木材加工厂任厂长。他废寝忘食和群众一道研究生产中的问题,连续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多次受到上级表扬,并被评为省、市先进单位。1957年他被调到西安市建筑三公司任党委书记。1961年调西安市建工局任副局长,继而任西安市建工局长兼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因历史问题受到诬陷和迫害。1969年至1971年在周至“五七”干校接受审查,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经受了又一场严峻的考验。1971年审查结束后派任西安市房地局副局长。粉碎“四人帮”后,重回西安市建工局,任党委书记兼局长。他复职后,坚决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为拨乱反正,建立新的生产秩序,进一步搞好建工系统的生产和思想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0年,上官克勤因病休养。1982年3月30日,因患脑溢血病经抢救无效而逝世,享年73岁。

刘振全(1908~1983),乾县长留乡亓母村人。从其曾祖起,刘家几代均以吹奏唢呐为生。替活人迎亲,为死人送葬,四处奔波,游荡关中,生活十分艰辛。

刘振全排行老六,人称“刘六”。长兄刘振江(即著名老艺人刘南京),人称乐行状元,笙管俱佳,唢呐尤长。二兄刘振海,善鼓板。三兄刘振铎,长于琴弦。四兄刘振合,工笛兼优二弦。刘振全自幼跟随长兄振江学艺,因为他聪敏过人,又肯钻研,所以在民间古乐的细乐方面造诣颇深。尤其是他演奏的“管稍戏”和“双唢呐”酣畅淋漓,独具特色。

刘振全年轻时,随叔父刘玉及诸兄外出“顾事”以求温饱。当时乐人社会地位低下,常常遭人辱贱。1933年,国民党二五部训处团长杨士中(兴平县西王村人)埋葬其父,同时叫乾县刘家和兴平龚家两班吹鼓手斗台演奏。两班乐手各施绝技,拼命吹奏了几天几夜,结果刘家“斗败”,杨士中分文不给。刘玉疲累过度,加上气闷郁结,得了一场大病,几乎命绝身亡。

刘振全是一个争强好胜,不甘失败的硬汉子。斗台败阵,使他狠下决心,苦钻苦练,提高技艺,一心要赢过龚家。于是他四出拜访名家,采撷各家之长,并偷经学艺,暗中观察龚家的演奏,不断揣摸,反复实践,总结出“一嘴二气三指花,舌尖挑字”的演奏秘诀,练出了一套演奏的过硬本领。

刘振全兼收并蓄,取百家之长,发展提高自己的演奏技巧。他留心研究岐山、扶风一带流行的“清曲”、“道情”,宝鸡、凤翔一带的“江湖”、“茶会”,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并用心领会其中的情调含义,把这些曲调记成“工尺谱”,以丰富改进和提高自己的演奏内容。

刘振全作为一个出色的民间艺人,他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远远超过别人。三九寒天,他面对朔风,坚持演练,唢呐上冰柱盈寸也不懈怠。为练气功,他用麦秆插入水中吹,旁边点一炷香,香未燃尽,气泡不许间断。刘家祖传曲牌《雁落沙滩》久负盛名,但刘振全仍感美中不足。为了进一步表达雁的形态、神韵、啼鸣,他于冬季北雁南飞之际,细心观察雁的飞翔,雁阵的变化,头雁的鸣叫。潜心揣摸,拟声摹形,反复推敲,终于创作出崭新的曲牌《雁落沙》。全曲分亮调(头雁领鸣)、门儿喜(迅速集合)、定钢(振翅高翔)、放牛(飞归沙滩)、绣荷包(双雁对鸣)、吞沙(吞沙哀鸣)等部分,形象地表现了大雁集合、打结行囊、列队高翔、北出雁门、平川高歌、忍痛北返的过程。他掌握了雁群的情调和复杂的感情,用唢呐自如地双吹、单吹、飞速轮番着吹。浑厚嘹亮的双唢呐,把群雁高飞、沙滩嬉戏的场景和大雁高亢、双雁对鸣的情调表现得淋漓尽致,真实地演奏出群雁飞翔中欢乐与悲凄的情感,使人久久不能忘怀。

刘振全不仅是一个演奏家,而且也是一个民间音乐创作家。

农业合作化初期,1954年秋,他看到一群男女老少在田间愉快地掐谷穗,心里高兴极了,就边走边哼,创作出《掐谷穗》的曲牌。后来又创作了《菊花红》的曲牌。他在演奏的过程中,从不拘泥于旧的一套,大胆革新创造,创作出了清新细腻、优雅动听的管稍戏《乾州道情》,在乾县一带广为流传,得到群众的认可和喜爱。

建国后,他多次参加省、地、县文艺代表会和历届陕西省民间音乐戏曲舞蹈会演大会。他的唢呐曲牌有许多被省电台、省音乐家协会录音并播放,受到高度评价。1957年2月,他和刘玺、刘文选、刘振海、刘仁、刘振香等参加陕西省第三届民间音乐舞蹈大会,被选为大会评奖委员会委员。后因病返回家乡,但仍旧热情培养后起之秀。1 979年被选为乾县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刘振全1983年11月8日病逝,终年75岁。

苏智(1920~1985),原名苏庚顺,曾用名苏耀先,乾县阳峪乡冯市村人。出身贫苦。少年时,在本村和县城黉学门小学上过两年半学。

苏智小时就疾恶如仇,见义勇为。1936年日本侵略中国,他年仅16岁,就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次年1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乾县冯市镇支部书记,积极进行联合抗日的组织宣传工作。

1938年3月,党组织调他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0月,派任安吴青训班政治干事。1939年6月,参加中央青委巡视组赴晋西南巡视青年工作,并留任新绛县青委书记、中共新绛县委组织部部长、晋西南地委巡视员。

1940年10月,苏智被派往日寇占领区开展工作,担任地委与北方局联络员。1942年5月,调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专署民政科任科长,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工作者。

1945年,日寇投降后,担任中共乾永工委副书记,后任书记。在此期间,他积极开展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展壮大共产党组织,使党员由原来的30多人发展到147人,并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为夺取政权做准备。他们策划让中共党员、武工队长陈玉林与打入国民党乾县铁佛寺保警队的中共地下党员赵乾修、苏茂林秘密串连,拉出了一支40多人的队伍。后与陈玉林领导的乾县独立大队一起编为西府游击总队第三支队,苏智担任政委,上官克勤任支队长,为解放陕西关中地区作出了贡献。

1948年,苏智任中共永寿县委书记、县长,发起并组织宁泰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主动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捣毁碉堡,清除作恶多端的国民党敌特人员,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保护了群众和解放区人民政权。陕甘宁边区政府通令嘉奖,命名宁泰游击队为边区模范游击队,授予苏智等三人新民主主义奖章各一枚。

1949年5月,乾县解放后,苏智首任中共乾县县委书记,彬县地委委员兼六县剿匪总政委。1952年4月,先后调任宝鸡专区财委副主任、省财委工矿交通处长、省供销联社副主任。

1953年4月,苏智调八○四厂任筹建主任。1955年又转入国防航空工业,先后任一一三厂、五一四厂、秦岭机电制造公司、庆安机械制造公司、四三○厂厂长(经理)。他虚心学习,钻研业务和技术,加强企业管理,依靠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除搞好军工生产外,积极发展民用产品的生产。1962年12月,苏智调任五一四厂厂长。1966年5月,五一四厂和一一五厂合并成立了秦岭机电制造公司,苏智担任经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一三厂和一一四厂合并为庆安机械制造公司,苏智又调任经理。他坚持搞好军工生产,狠抓质量管理。1971年成立质量运动领导小组,他担任组长,研制、生产出军械炮塔,填补了我国航空军用飞机制造上的一项空白。

1973年10月,苏智调任四三○厂革委会副主任。他大胆地抓规章制度建设和厂容整顿,并在1974年6月航空工业部召开的引进英国军用斯贝发动机定点座谈会上,竭力争取由四三○厂试制的任务。争得这一任务后,他抓紧制定试制总体规划,落实试制措施,终于优质完成了斯贝发动机试制任务。

1978年3月,苏智由工厂调到地方工作,任中共铜川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81年10月,调任中共咸阳地委书记,曾被选为中共陕西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4月任省经委顾问、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室特邀研究员。虽年老多病,仍多次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余热。

1985年7月29日,苏智因病在西安逝世,终年65岁。

王炳南(1908~1988),乾县好畤村人。曾祖王万魁,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乡考第一名中解元,例授文林郎候选儒学教谕。祖父王科,精习武艺,中武秀才。父亲王宝珊,早期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革命军参加长武冉店桥之役和守卫乾州战役,后在杨虎城部任职,与杨虎城过从甚密。

王炳南从小受家庭影响,倾向革命。在西安上学期间接受共产党的主张,1925年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乾县、淳化等地从事创建共产党组织的工作。1928年到杨虎城部队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乾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29年起赴日本、德国留学。在德国留学期间任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

1936年春,王炳南受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指派从德国回国,做争取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以推动团结抗日,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他协助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做了大量工作,毛泽东亲自写信表扬他。西安事变后,王炳南任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37年后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做党的统一战线、国际宣传和外事工作,历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会常委、共产党与民主革命同盟的联系人,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外事组组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候补委员。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费尽心血。周恩来曾说:“炳南不但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王炳南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协助处理谈判期间的一切工作,包括安排毛主席的安全和衣食住行。以后又担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第二副书记兼发言人。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后,他相继在延安、晋绥和西柏坡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

建国初期,王炳南协助周恩来筹组外交部,做了大量工作,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1955年派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参加了长达九年的中美会谈。1959年,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王炳南回到家乡,访贫问苦,并在县群众堂为干部、学生做时事政治报告,给家乡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64年,王炳南任外交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身心健康受到摧残。1975年恢复工作,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党组书记。他坚决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顽强的意志和充沛的精力,积极开拓工作局面,广泛开展对外民间友好活动,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波兰、奥地利等国都曾授予他勋章。

王炳南曾是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

1988年12月22日,王炳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遵照他的遗嘱,家属将他生前积存的2万元捐给家乡好峙村,兴建了“炳公小学”;并将其骨灰从北京八宝山公墓取出,撒在家乡的原野上。家乡人民给他雕塑石像,竖在炳公小学院内。

李正谊(1904~1990),乳名满囤,别名时若,乾县姜村乡神坊村人。父亲是一位私塾教师。12岁始随父亲上学读书,15岁转入务本学校(即今神坊学校)就学。高小毕业后,父亲劝其从教,李正谊要求继续深造。于1924年春,考入私立西安新民中学。1925年,黄埔军校在开封招生。李正谊与本县同学高鹏等相约去应考,招为黄埔军校四期学员。

李正谊被编入步兵二团二营六连,并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同时还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1926年,黄埔四期学员提前毕业,他被分到新编第二师六团二营六连,任见习排长,师长叶剑英。后李正谊随军到南京,被委派到第九军,在二十八旅任连长。后离开徐州,到武汉找第四师独立旅旅长关麟征,在关麟征部下任连长,后升任营长。

1936年,李正谊奉命追击红军长征的尾续部队,从宝鸡进山,到两当、天水淌过渭河,一直追到宁夏的中卫,沿途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只发生过一些双方侦察部队之间的小战斗。西安事变发生后,部队从宁夏返回陕西,驻扎咸阳。1937年春,李的部队在山西还和八路军发生过激烈战斗。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李正谊所属二十五师奉命开往山海关。在山海关的古北口同日军接触,激战两昼夜,师长关麟征负伤,由副师长杜聿明代理军务。李正谊也在战斗中负伤,住院治疗两月,伤愈又返战场。

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打响,李正谊随部参加了台儿庄大会战。胳膊负伤,战后升任团长。接着,又随部开往云南,守卫在中越边境上,阻止在越的日军入侵。其时李正谊升任副师长。

李正谊在中越边境驻扎三年之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去越南接收日军投降后所缴的武器。随即又接到上级命令,立即开往东北,去接收日本投降后所缴的武器和地盘。数十年南征北战,戎马倥偬,士兵厌战情绪十分强烈。李正谊及部下深知东北八路军势力强大,到东北势必发生内战,加之他获悉妻子病故的消息,十分悲痛,便向军部提出告假回家的请求,但未获准。

李正谊从越南海防坐美国军舰驶向东北。军舰到秦皇岛后,士兵登陆,出山海关向东北进发,一路上与八路军多次小打。赶到沈阳,苏联军队已接收了日军的投降交械,李正谊部只好娃扎在沈阳郊区的新民县。到新民县后,李正谊升为二十五师师长。

1946年10月,李正谊接到军部电报,命令二十五师立即往宽甸地区阻击八路军。11月2日,李正谊给在沈阳的杜聿明打电报,要求派兵增援。沈阳方面杳无音讯,各团纷纷打电话,说弹药缺乏。李正谊心急如焚,便又给杜聿明发报,要求补充弹药。

电报发出不久,中午10点左右,八路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正谊率部在原地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李正谊走出指挥所,看到各个山头硝烟弥漫,八路军以强大的火力向国民党军阵地压过来,形势更加吃紧。这时,有人报告说军部有电报。李正谊赶忙回指挥所,接过电报一看,上面写着,军部用飞机空投弹药,注意对空联络。李正谊立即将电报内容用电话通知各团。一会儿,各团打电话报告,说空投弹药多半落入八路军阵地。

激战了五六个小时,各团电话都不通,显然,阵地已被八路军攻占。八路军从四面八方向指挥部包剿过来。李正谊腿部中弹,他看到大势已去,便从腰间拔出手枪,准备自杀,站在他身后的随从副官抢前一步,夺过他手中的枪,正在这时,八路军围了上来,李正谊和剩余的部下被俘。

八路军把李正谊带到驻地,晚上,他和一起被俘的师长段培德、两个团长、一个炮兵营长见了面。第二天便被送到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李立三、李力果、高岗等人用车接李正谊到李力果家,用陕西口味的饭菜招待他,并动员他参加共产党的工作,被李正谊拒绝了。他们又劝李正谊去见林彪,说林彪也是黄埔四期学员,李正谊还是不肯。他说:“在战场上想死没有死成,现在就请给我一枪好了!”李立三等见李正谊思想顽固,也就不再强求。

李正谊同国民党被俘的高级将领李仙洲、廖耀湘、周福成等人关在一起,接受共产党改造战俘的教育。起初,李正谊并不认真政治学习,却从街道买回《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来读。后来,他们被组织到附近工厂、学校、街道参观。他看到建国后的建设成就,看到人民政府对人民的关怀爱护,看到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办好事,思想渐渐转化。

1953年八九月间,在抚顺,人民法庭对李正谊等九名战犯宣判,李正谊被判刑2年,送往北安县农场劳动改造。

李正谊参加劳改,种菜、做饭,表现尚好。只一年半就提前获释,释放后分配到北安县农场就业当农工。

1962年,李正谊患肝病住医院,他向黑龙江省公安厅提出回乡务农的请求,不久这一请求获准,李正谊回到阔别38年的故乡。

1981年8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乾县委员会常委。1990年病逝,享年86岁。

陈元方(1915~1993),乾县城内陈家巷人。少时就读于乾县第一高小,中途因生活所迫,在敬业图书馆当管理员。后考入西安师范学校,接受进步思想,追求真理。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他积极参加并参与领导西安早期学生运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西安学委情报科长、农村工作团团长、学校“民先队”队长,积极领导学生开展革命活动。其间,他因组织进步学生上街游行、演讲,要求抗日救国,两次被捕入狱。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师生声援下,当局只得宣告无罪释放。出狱后又参加了西安青联组织的革命活动。

1938年6月,陈元方在西安师范学校毕业会考获得第一名。7月他被调回中共陕西省委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陈元方历任中共安吴青训班十四连支部书记、中共汉中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南郑县委书记、三原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陕甘宁边区靖边县委常委兼统战部长、三原工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工委组织科长、中共关中地委国民党区工作委员会秘书主任、关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在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中,陈元方被诬陷为“托派”、“特务”、“红旗党”,被捕关押三年有余。他始终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经受住了委屈和考验。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陈元方先后担任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秘书长、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和西安市副市长,为西安市的民主改革,政权建设,国民经济恢复做出了贡献。

1956年8月,陈元方调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58年1月毕业回到西安市委,分管工业与财贸工作。1959年初,他对当时一些“左”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工厂要扎扎实实地生产,避免造成人力浪费”。对当时盛行的“放开肚皮吃饭”等错误口号和做法,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并先后发表了《谈谈否定之否定规律》、《论否定》等哲学文章,对“左”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对制止当时出现的错误倾向起到了积极作用。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斗争中,他受到错误的批判,被定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副市长等职务,下放临潼、户县农村劳动“改造”。1960年调回中共西安市委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长。

1963年经甄别给陈元方平反,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实际,坚持调查研究,写出了《八仙庵调查》、《西安人口调查》、《城市私房改造调查》等数十篇调查报告,向中共西安市委如实反映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和自己的建议,对指导西安市工农业建设等工作起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对当时“左”的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1964年1月调任他为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关押长达十余年之久。1978年以后,陈元方得到平反,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西安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西安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并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陈元方晚年致力于地方志的研究与编纂,担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和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他潜心著述,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历史、方志论文。他的《新编地方志不记述“文化大革命”是对我国现代史的歪曲》一文,在史志界引起很大反响。专著《陈元方方志文选》从诸多方面阐述了新编地方志的原则、方法等,解决了新编方志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对当代修志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出版的《风雨楼诗稿》,以诗纪事,以诗抒怀,已经成为他半个世纪政治斗争的形象写照。

从1990年以后,陈元方心力交瘁,辗转病榻,但他仍关心修志事业,在病床上写稿、改稿。1993年5月15日他抱病改完《〈西安围城诗注〉序》,16日晨即与世长辞,享年78岁。元方先生去世后,生前好友白纪年等把他未出版过的著作,辑为《陈元方文稿选》出版,以纪念这位为革命鞠躬尽瘁的老战友。

杨伯伦(1902~1993),乾县新阳乡人。1932年8月参加刘志丹领导的抗日同盟军陕甘支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排长、一团二连指导员、中共南路指挥部政委、关中地委组织部部长兼新正县县委书记、关中警备一旅副政委兼保安纵队政委、关中地委副书记、关中军区副政委、警一旅政委、陕西西府专员、关中和彬县地委书记、陕西省委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民政厅厅长、中共陕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省检察院检察长。从1952年起,连续担任政协陕西省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杨伯伦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严于律己,生活俭朴,关心同志,平易近人。毕生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于1993年10月31日逝世,享年92岁。

何文治(1931~1994),乾县阳洪村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学院。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至1980年先后在飞机导弹工厂任设计研究所技术员、技术室主任、科长、主任工程师、导弹分厂厂长、所长兼党委书记。1980年起先后任航空航天工业郜副部长兼飞机局局长、新飞机研制系统工程办公室主任、大型客机首飞组长、歼6飞机主任设计师、歼8Ⅱ飞机研制总指挥、歼7Ⅲ飞机研制总指挥、8号导弹工程研制总指挥兼航空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航空航天部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北京航空学院名誉教授、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复合材料学会顾问、中国科协委员,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国防科技进步奖发明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干部教育协会副主席、航空航天市场学会理事长、中国市场学会顾问、航空科学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中国航空继续工程教育协会名誉理事长、山东省政府顾问、陕西省政府顾问、烟台市开发区顾问、陕西老区建设顾问、陕西经济开发顾问等。

何文治在中国飞机制造和导弹研制方面卓有贡献,曾参加抗美援朝飞机修理工作,负责我国第一架飞机(初教1)制造的质量工作并参加制造的全过程,参加我国第一架自行研制的多用途飞机(运5)的试制和安全质量保证,并担任试飞领导小组组长;参加我国第一架自行研制歼6(MM型)飞机的工作,担任主任设计师并负责试飞工作;担任我国弟一架自行馊计飞机(初教6)的试飞组长。1958年率领机组人员到北京接受聂荣臻、徐向前元帅检阅;主持设计我国第一代岸一舰导弹;主持设计研制了“上游”、“海鹰”系列导弹;组织领导我国第一架武装直升机的方案论证,组织领导“直八”的研制、测绘和设计。

何文治在航空系统工作40多年,对国家航空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1989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1977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8年获江西省科技大会奖;1978年获江西省国防工业科学大会先进个人;1985年“上游1号甲”舰一舰导弹获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88年获献身航空、无私奉献、艰苦奋斗30年荣誉奖;1989年在《2000年的中国军用航空技术》的研究工作中获国防科工委颁发的奖状;1988年获航空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担任“八号”导弹工程的四个阶段均获航空部奖励;1991年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中作出重大贡献,李鹏总理签发奖状予以嘉奖。他的主要编著有:《海鹰1号累列与051舰导弹武器系统文集》、《2000年的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六册、《航空机载设备系统管理》、《让系统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高科技与航空系统工程》、《航空制造工程手册》、《航空复合材料设计手册》、《航空系统工程》等,共约1000万字。

另外,还担任全国干部教育协会副主席,主编有《道德建设》,江泽民总书记写信支持,宋健国务委员写信祝贺,赵朴初、陈野苹题词;合编《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宝库》,共600多万字,聂荣臻、薄一波、宋任穷、胡乔木、洪学智、杨得志、康克清、李聚奎等中央领导分别题词。

1994年12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王结子(1904~1933),本名王振邦,乳名财娃。乾县乾陵乡人。

幼时生性强悍,脾气暴躁,和小孩子玩耍,稍不顺心,便拳脚相加,常常打得别的小孩鼻青眼肿。如和人对骂起来,则气得瞪眼结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所以人称“王结子”。

王结子家境贫寒,无寸土片瓦,借居别人两口破窑洞,靠父亲打短工维持一家生计。为生活所迫,母亲不得不领着他和年幼的弟弟沿门乞讨,常常遭人辱贱。幼年的王结子在心灵深处埋下了对社会、对富人仇恨的种子,渐渐养成一种报复心理。

15岁时迫于生计,王结子离开父母给人当长工,他不甘于过这出卖劳力的雇工生活,不愿任人驱使,常常顶撞主人,后来索性逃出主家浪迹江湖。

他长得骨瘦如柴,但身手矫健。1927年,23岁时在县公安局做事,习拳练武,练得一手好枪法。在剿匪中,他冲锋在前,屡次立功,得到局长信任。

后来,王结子利欲熏心,与土匪暗中勾结,为其通风报信。不久,公安局发现私通土匪的事,便决定要惩处他。王结子十分狡黠,没等公安局动手,便趁大家不注意偷了公安局的手枪和弹药,投奔张西昆部下。因他慓悍善战,很快被封为卫队营营长。

张西昆当时势力强大,督管乾、礼、永三县,而王结子自恃有功,目中无人,大有与张西昆分庭抗礼之势。张西昆也知道王结子为人,便决定对王结子下毒手。1930年5月,张西昆派兵偷袭驻扎在乾县城内的王结子,但扑了个空。从此,王结子便离开了张西昆,去投奔凤翔土匪刘德财。

在凤翔混迹两年,王结子认为可以独树一帜,便带领亲信杨号魁、卫兵张彦彪、李金良回到乾陵乡,招兵买马,占山为寇。铁佛土匪段老五得知他拉竿子树山头,认为此人不除,必为后患。他派人笼络他,与他拜为弟兄,并封他为副总领,想找时机除掉他。不料王结子生性狐疑,早有戒备。他将计就计,归附段老五之后,未等段老五动手,就杀掉段老五,抢走枪支弹药,收编了手下一部分匪徒,自己做了老大。王结子四处出击,打家劫舍,时值灾荒年月,饥民归附甚众,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国民政府也拿他没办法。

王结子把部队编为30个队,每队30至50人,各队设有队长,他自己为营长,他的部队遍及全县四乡八镇,部下经常拦路抢劫,甚至控制了西兰公路,连国民党政府运输物资也屡屡遭抢,弄得乾县一带风声鹤唳,鸡犬不宁。

1933年2月的一个早上,王结子带着他的匪队来到黄隆村。按往常,王结子每到之处,都要群众开门相迎,且备酒接风,不敢怠慢。但黄隆村却不然,这儿三面环沟,一面筑有城墙,村民素知王结子部队无恶不作,因而拒绝他们入城。王结子派手下一个队长让农民开门“迎客”,话音未了便被农民打死在城下。这下可气恼了王结子。王结子火冒三丈,命令手下:“不……捣捣捣平……黄……隆村……誓誓誓……不……罢……休!”

王结子匪兵与村民的激战一直延续到深夜。二更时分,王结子命匪兵火烧城门。霎时火光熊熊,浓烟滚滚,城门被大火烧毁。匪兵冲进村子,青壮年越沟而逃,老弱病残磕头求饶。王结子指着跪在地上的老人孩子,瞪大眼睛,恶狠狠地吼道:“鸡……鸡犬不留!”枪声连成一片,不一会街道上横七竖八地摆满了尸体,黄隆村被匪徒洗劫一空。

王结子盘踞乾州,声震关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33年3月,瑞士外交官乘小车途经乾县后邀头,被王结子部下拦截。王结子命匪徒抢走车上财物,并掠走外交官的太太,强行奸污。这件事披露之后,瑞士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蒋介石大为恼火,立即电示杨虎城,捉拿巨匪王结子并严惩不贷。于是,杨虎城派陆军第十七师四十九旅九十八团团长王劲哉率部剿匪。王部立即出击,在洞子沟西活捉王结子,押解西安。不久便被处决,死年29岁。

苟福堂(1904~1945),乳名哲片,乾县注泔乡贺家坳村人。小时仅读过两年小学。辛亥革命后,世事动荡,军阀割据,盗匪蜂起。苟福堂不甘过贫困生活,便习拳练武,想做一条绿林汉子。当时张西昆起事后,被西路民军总司令甄寿山任命为第5师师长,统辖乾县、礼泉、永寿三县,势力颇大。于是苟福堂投奔张西昆,在任争娃连长手下做排长。

苟福堂胆大心狠,勇猛异常,且练得一手好枪法。每有战事,他冲锋在前,毫无畏惧,因之深得任争娃器重,后被国民党封为保安大队队长、民团团长。苟福堂兵权在手,称霸一方,压榨乡里,搜刮民财。很快便成为乾县北乡有名的富户。

苟富堂发家之后,也做了一些于地方有益的事。在本村创建了国民中心完小,并在龙王山创办甘泉学校,便利农家孩子读书。他还组建了戏班子“玉民社”,除供自己享乐外,还四出演出。

他作为一方之霸,拥有较大的武装力量,共产党组织曾派两名地下工作者打进民团,想分化这股力量,不料被苟福堂发现后竟遭枪杀。

苟福堂为了保护自己,选了八九名强悍骁勇的护兵。其中有一名护兵叫鸟儿,年轻力壮,枪法很准,而且机警过人,心狠手辣,很受苟福堂赏识。

鸟儿在苟福堂家中享有特权,内宅寝室他都出入无阻。因苟福堂有两房妻室,大老婆渐渐失宠,鸟儿对内情了如指掌,便与她勾搭成奸,两人相爱,如胶似漆。但他们深知苟福 堂的为人,一旦奸情败露,其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二人商议,决定干掉苟福堂。

1945年农历中秋节,苟福堂家庭院中熟透了的洋桃红艳得招人喜爱。这天,苟福堂特别高兴,他要亲手摘下洋桃欢庆中秋节,便叫鸟儿为他安好凳子,自己上了架子。鸟儿早有预谋,他故意推倒凳子,将苟福堂摔在地上。然后掏出手枪,只一枪,苟福堂便被打死。

鸟儿见苟福堂已死,正迟疑间,一名叫东海的护兵听到枪声,冲进院子。鸟儿又一枪,东海便应声倒地。接着听到有人喊:“快!鸟儿把老爷打死了,快捉拿凶手!”鸟儿听到喊声,仓皇而逃。回到注泔半天村老家,把事情向弟弟说了。弟弟王平听罢说:“你惹下杀身大祸了,苟福堂手下那么多兵,哪肯善罢甘休,咱不如过泾河远走高飞。”说话间,远处传来枪声。“事不宜迟,快走!”在王平的催促下,鸟儿才下了决心,二人连夜逃走。

苟福堂被鸟儿打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注泔,传遍了全县,当地群众拍手称快。乾县保安队得知消息赶到贺家坳,他们听说鸟儿与苟福堂大老婆通奸,便登上大老婆居住的楼房。大老婆见来人荷枪实弹,竟毫无惧色。保安队要把她带走,她坚持不去。士兵强行去拉,她竟与士兵扭打在一起,一位士兵一怒之下,将她推到楼下,摔折了腿。保安队只好撤回。

保安队走后,大老婆被送回注泔南羊牧村娘家养伤。这时苟福堂的外甥王尊娃从外地回来,他得知舅父被杀,群龙无首,心中暗自得意。他决定除掉鸟儿和大妗子,继承舅父家业,独掌大权。

王尊娃带兵来到半天村,冲进鸟儿家,把鸟儿的父亲用细麻绳活活勒死。鸟儿的哥哥逃跑,王尊娃派人穷追不舍,其兄不慎从崖上掉下摔得半死,后也被王尊娃杀害。

王尊姓又赶到南羊牧村,将大老婆抓来,用残酷的刑罚折磨她,最后挖坑活埋了。鸟儿在外地听说父亲和哥哥都被王尊娃杀害,大老婆也惨遭活埋,怒火中烧。他决心为父亲、哥哥和大老婆报仇,便偷偷跑到河东礼泉县二郎沟李三家,准备招兵买枪,攻打王尊娃。没料到李三借故外出,星夜赶到南注泔,向王尊娃报告了鸟儿的下落。王尊娃立即带兵包围了李三家,要捉拿鸟儿,替舅父报仇。

李三家是一院地窖,鸟儿躲进门洞中。王尊娃所带兵士想要沿门洞冲进去,鸟儿弹不虚发,一连打死了十多人。王尊娃见伤亡惨重,知道强攻不成,便让人挖掘窑洞。他在窑背上向鸟儿喊话:“鸟儿,快出来投降,不然老子逮住你千刀万剐!”

鸟儿打死了十多人,只剩下一颗子弹了。他知道无法逃脱,与其落入王尊娃之手,倒不如自杀。他向王尊娃喊道:“王尊娃,不是李三这狗日的告密,你娃就休想逃命。今日杀死你十几个,老子也够本了。老子能让你娃捉一只死鸟,也不让你捉一只活鸟。20年后又是一条汉子,那时再找你狗日的算账。”说罢,用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的脑袋。随着“砰!”一声枪响,栽倒在李三家院子。

王尊娃把鸟儿的尸体拉回南注泔,挂在南注泔街道的一棵大树上。

为害一方的苟福堂和狗腿子鸟儿都死了,但王尊娃又成了注泔一带骑在人民头上的新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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