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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老根据地的红色歌谣

2017年03月12日 06:05:16来源:陕西秦域文化传播中心 作者:马家骏 浏览数:222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陕南老根据地的红色歌谣是研究党史、研究当时人民生活斗争和心理状态、研究苏区文艺运动与创作、研究民间文学的可贵材料。同时就今天对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来说,就诗歌创作的发展来说,也是有值得吸取的东西的。本文企图以已出版书刊中的有关作品①为基础,对陕南红色歌谣作一初步探索,以引起大家对这方面问题的注意。

陕南老根据地的建立,揭开了陕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新的一页,也揭开了陕南人民口头创作史新的一页。党、红军、苏维埃在广大群众中扎下了根。多少年来深受反动势力压迫和剥削的大巴山区劳苦工农大众,受到了党的革命教育,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斗争,经受了严酷的考验,获得了解放、获得了建立新的生活的可能;因此这种幸福愉快的感受、对党和红军由衷的热爱,对国民党地主豪绅和旧世界的无限的憎恨,就融化在人民的艺术智慧之中。人民说:“红军进巴山,穷人把身翻,光景实好过,山歌遍山喊。”于是流行在陕南大巴山区人民口头上,有无穷无尽的歌曲、民谣和传说。这些崇高而优美的作品,是人民向往自由解放与共产主义的心灵的花朵的迸发。人民中间产生了无数的无名诗人和卓越的歌手。陕南老根据地的红色歌谣,是在无产阶级思想为指导的新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观武装下的工农大众自己的创作,它产生自革命根据地,是革命人民流血牺牲和英勇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它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一部分,呈现出一种迥然不同于旧时代人民口头创作和一般民主主义作家创作的特性。在统治阶级压迫下,陕南的歌谣原本是人民群众歌唱沉重劳动、痛苦生活和自己悲惨命运的手段。人民用它表达自己要解脱繁重负担的愿望、表现幸福的幻想和宣泄自己对剥削压迫的不满;同时,歌谣也是丰富人们劳动生产知识、丰富关于历史、社会和自然界知识、了解阶级关系、传达纯朴的爱情的一种途径。不可讳言,过去陕南的一些歌谣,并不仅仅是“可怜可怜真可怜,可怜长年活人难,初一做到三十夜,裤子破的象罗圈”这样一类悲苦无告的作品。有些作品确实也深刻地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现状和残酷的社会制度如“军阀梳子梳,豪绅篾子篾,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也有些作品表现了人民不屈不 挠的意志和坚贞的情操如“情郎情妹硬要缠,那怕掌柜来作难。杀头不过风吹帽,坐牢好比坐花园”;还有些作品揶揄了剥削阶级和反动派,充满了劳动人民的机智与情趣如“吃了饭来要伸腰,走出门坎绊三跤;掌柜说我饭涨倒,我说掌柜门坎高”;更有些作品透露了某种朦胧的理想和愿望如“二月里,龙抬头,长年眼泪朝下流,有朝一日时运转,再不给人当马牛。”但是,由于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没有展开追求真正民主解放的斗争,因此陕南的歌谣就还不能超越出表现个人命运的圈子,就还不能达到在社会解放中求得个人解放的思想高度,就还没有有着坚实的社会改造为基础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民间文学的特点导源于“人民的优秀品质”。他对民间文学作了这样的评价:“民间文学永远充满了清新、活力和真正诗意的内容。民间文学永远是崇高的、智慧的……它纯洁、渗透了各种的美的因素……民间文学属于全体人民,它与各种各样的琐屑、空虚是格格不入的……民间文学总是充满了生命、活力,它纯朴、真实,总是发散着健康的道德气息。”②鲁迅先生也说过民间文学最大特色之一是“刚健清新”(《鲁迅全集》6卷82页,《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十、不必恐慌》)。但是红色歌谣反映的是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它又是在无产阶级教育下老根据地革命人民的创作,有了这一层质的不同,那么红色歌谣呈现的就不仅是刚健、清新,而更是它充满了战斗的光彩、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

红色歌谣不是旧民歌那样的婉转哀鸣的月夜芦笛,而是迎着革命风暴、号召斗争、讴歌胜利的战斗号角。雄伟的革命内容决定了它的浩大的史诗气魄:“满天红旗随风扬,铁锤镰刀放金光,革命浪潮卷大地,五湖四海乐洋洋”。红色歌谣歌颂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翻天复地的革命力量:“凤凰展翅向太阳,穷人心向共产党。凤凰飞来百花香,穷人革命震天响”;歌唱了人民气势磅礴的土地革命斗争,发出了一个时代的声音,人民集体的声音:“大巴山上红旗飘,通江两岸呵呵笑,穷人翻身闹革命,分田分地打土豪”;反映了人民翻身自由、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喜悦:“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张灯又结彩;光华烂灿,闪出新世界。亲爱的工友们!亲爱的农友们,唱一个国际歌,庆祝苏维埃”;描写了红军战斗的胜利、红军所向披靡的英雄主义精神:“战鼓响咚咚咚,红军跑马一溜风,腾云驾雾过山峰,活捉刘湘害人精”;表现了人民的不可调和的战斗意志和嫉恶如仇的阶级情感:“杀!杀!杀!杀尽反动派!把我们的红旗,打出来,打出来。杀!杀!杀!杀尽反动派!保卫我们的政权,苏维埃,苏维埃。”

人们读优秀的陕南红色歌谣,有一种感觉,这就是一篇一篇都很新颖,而且它的豪迈、爽朗、高昂的声音会牢牢的吸引住你。当然,诞生在熊熊的战火和生活的激流中的红色歌谣,就不可能是纤纤细手长期在绢面上绣出的精细的西子湖全景,也不可能是画师巧匠雕琢的镂阁画廊;而它是最激动人心的斗争生活的焦点的反映,是战士和革命群众心灵的一闪的结晶。这个生活焦点,决定了红色歌谣表现的必定是革命人民英雄业绩中最有意义的事件:歌颂党、迎红军、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和保卫苏维埃、坚持斗争……,这个一闪:或是战斗的激情的凝结、或是生活探索中猛悟真谛的结论、或是苦难中沉重的呼唤、或是胜利的狂喜

,人们可以把这一闪叫做“灵感”。俄罗斯的伟大诗人普希金说:“灵感是一种能够生动地感受外界印象,因而能迅速地了解事物概念的心境”。③而构成红色歌谣的灵感的是人民在生活与战斗中的心境。这心境中正反映着生活中闪光的一瞬、反映着生活的焦点。从每一首红色歌谣,我们看出,对于它所作的艺术的构思,可以说是人民在生活与战斗中情绪最紧张的关头产生的:是在生活的与思想的最剧烈的活动相扭结的那一瞬产生的。正是因为红色歌谣是反映着澎湃的革命生活的焦点的诗,是人民斗争的激情凝结成的诗,所以它永远闪灼着生活的光彩、战斗的光彩,永远新鲜、犀利而意味深长。“三斤毛铁打杆枪,端在手里亮晃晃,一枪打死狗刘湘,剥他狗皮做衣裳。”火辣辣的杀敌欲望、与敌人誓不两立的仇恨、蔑视敌人的劳动阶级的感情,决定了这首歌那么富有战斗气息、口吻是那样斩钉截铁般的刚强。这种战斗的人民的感情完全集中通过生活中对这位抒情主人公说来最有意义的事件表现的。我们似乎见到了这个端详他最心爱的武器的小伙子的心境、笑貌、听到了他钢铁般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和气度、这样的在某一瞬间就展现出宏伟的斗争和英雄性格的,在陕南红色歌谣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骑龙不怕龙下滩,骑虎不怕虎下山,一心一意闹革命,那怕火烧与油煎”是一首,“要我利,要我权,还我地来还我田,下头要到水晶宫,上头要到天边边,东家财主敢瞪眼,摔你碟子砸你碗”也是一首,“天不怕,地不怕,杀头活埋算个啥,一心一意当红军,要把反动头砍下”又是一首。每首尽管有自己独特之处,但却共同表现一种完全不同于旧民歌的革命乐观主义、英雄的气魄、豪迈的激情,共同塑造了一个硕大的战士——巨人的形象。这战士头枕陕南、脚跨四川、腰齐巴山、声震九天,欢呼着革命风暴。他的声音构成的调子就是陕南红色歌谣的基本格调。

所以我们说与革命年代的生活密切联系、表现陕南人民火热的斗争精神,充满鲜明的战斗光彩,给人新鲜的艺术感觉是陕南红色歌谣的特点之一。

我们说充满斗争的激情,充满战斗的光彩是陕南红色歌谣的基本格调,是就它的艺术本质意义而言的,并非说每一首红色歌谣都是“打打打”、“杀杀杀”的单调喊声,而是说这种光彩如五彩缤纷的春霞化落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一样,渗透在每一首歌谣之中。人民的革命精神并不仅仅表现在最尖锐的巨大斗争事变上,更表现在对待革命事业的态度上和生活中的最细微的心理活动上。陕南红色歌谣善于透过生活的侧面描写来揭示出陕南大巴山区人民的精神笑貌、心理气质、生活习性和情绪行为。不正面描写斗争而是从侧面描写与斗争有联系的生活并且从中显现人民的心境,这必然要求着重展示人民对斗争的态度。因此红色歌谣把最深厚的军民关系作为了表现老根据地人民神精面貌、心理性格的一个重要关键。毛主席说:“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④又说:“革命战争是群众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⑤陕南红色歌谣就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党和红军领导开展的革命战争的大力支持。

绣花花,绣云云,送礼送物一群群。

走亲亲,走邻邻,米装盆盆送红军。

这支歌勾画出了一幅熙熙攘攘、欢天喜地慰劳红军的图画,它并没正面描写斗争,似乎也只是在描绘现象,但是却由这画的侧面显现了老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由衷热爱。人民支援红军的热情,才决定了革命歌谣的诗意:“阳雀叫唤李桂阳,手摇船儿下通江,船里谷米黄朗朗,送给红军作军粮”。这里秀丽的山川,金黄的谷子和民间关于李桂阳爱人变成阳雀的优美的传说故事⑥〖ZW)〗如果脱离了支援红军的心情,它还会有什么诗意呢?有什么崇高的革命情感呢?“山沟流水清又清,洗衣妇联⑦汗满身,衣裳洗的白又白,送给恩人红四军”⑧。这里青山绿水、满谷洗衣棒棰乒乓之声夹着妇女的嘻笑,她们溅得满身水、流得通身汗,而情景是那么轻快、人心是何等自由舒畅。这一切如果不与红军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如果是在黑暗世界里,它能算是艺术的真实吗?还会有什么真正的美可言? 我们在革命歌谣中看到的不仅是人民从生活上照顾自己的军队,而且看到人民在军事上,在红军武装斗争过程中所表现的不怕牺牲的支援、掩护与协助。也就是在生死关头,最能表现出人民与红军共患难的亲密友谊。“一行小伙上了坡,打个哨子等等我,背篼里头是啥子?我给红军送弹药。”这首歌刻划了一个有风趣的运输队员的个性;从行为的描写中,显现出了人民的乐观性格。同时它如前面我们举过的例子一样充满了大巴山区特有的生活气息。

“白布帕儿长又宽,你就拿去缠腰杆,顺着石崖溜下去,游击队员在下边。”这是机智地营救战士情景的描写,也是生死关头最真挚的亲人的叮咛,这个叮咛揭示了人民最微妙的心灵活动,这个生死关头,显现了人民的崇高的道德面貌。

人民热爱红军、热爱革命莫过于参加红军、把自己对红军和革命的情感融入红军的铁流中来得更雄健、崇高。成为一个红军战士并非等闲之事,红色歌谣中唱道:“砍松树,搭松桥,身要稳来嘴要牢,身稳才能干革命,嘴牢才能当红军。”的确,只有那“唱歌不离红色歌,吃水不离通江河,当兵就要当红军,革命要就革到老”的巨人,只有那表现出中国民族的坚韧性和彻底性的人,才能成为顽强的战士。红色歌谣在参军一事上,揭示了老根据地人民提得起、放得下的大丈夫的无畏精神。

谈到红色歌谣表现老根据地人民的崇高品质时,不能不指出,红色的情歌几乎百分之百是以爱人是战士、或送爱人参军、或盼参了军的爱人胜利还乡为内容的。总之,红色情歌都是与最尖锐的武装斗争血肉相连的。象“大巴山上红旗多,郎上山来妹爬坡,郎上山去当红军,妹儿跟着送情哥”,“五月里来是端阳,红军哥哥练兵忙,过路同志难为你,几个粽子请捎上”,“郎骑白马过高桥,姐在桥边把手招,看到看到走远了,投奔红军路一条”,“手做鞋子心想哥,他随红军过黄河,三年没来几封信,定是杀敌忙不过”等等都是。

陕南的红色情歌是在斗争中凝结成的纯洁的爱情的露珠,它迎着革命的朝霞,放射出晶莹夺目的光辉,它高洁、纯朴。由于把爱情扩大到了整个斗争范围之中,那么红色情歌表露的情意就更深长,展示青年(特别是妇女)的心灵秘密就更深刻入微。特别在送别情人出征的歌谣中,通过写人们感情受到重大考验的关头,红色情歌显示了红色儿女们深明大义的革命气魄。“一架线,一根针,送给情哥带上身;衣裳烂了自己补,鞋袜烂了打补钉。针连线,线连针,咱俩连的一条心;情哥不要忘了妹,胜利回来过光阴。”——这些娓娓动听的柔语、也是平凡的临别嘱咐,但却是情感健康丰富、有理想、有志气的言词。针线历来是劳动人民之间表示爱情永远不断的象征,而这里却成为把爱情和革命连接起来的媒介物;也是在这媒介物之中含蕴着深刻心意。忠贞于爱情和忠贞于革命在红色情歌中是一个胶合的统一体;对革命胜利的坚信,也决定了对爱情即将胜利的信念。如果拿一首没有理想、希望与欢乐、充满迷信祈祷、留恋旧时光、只有灰色前景的陕南旧情歌“今天陪郎耍一天,明天要过万重山,打开香炉请神仙,要想团圆难上难”对照一下,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在党教育下和斗争锻炼中成长的老区妇女的爱情是崇高的,她们有着自觉的社会意识。这一点就决定了揭示她们心灵秘密的歌谣闪灼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色歌谣揭示人民对党对红军的真情挚意时。不只通过支援红军、参加红军的歌谣来表现,而且也特别通过因红军北上抗日撤离陕南而作的送别诗歌来表现。镇巴县简池坝最著名的老红色歌手朱有志所唱的歌曲,集中反映了红军撤离时人民的深厚情感:

四送红军过高山,山上包谷金灿灿,

包谷种籽红军种,包谷棒棒穷人搬。红军啊!撒下种籽红了天!

九送红军到通江,通江河上船儿忙,

千军万马河畔站,十万百姓泪汪汪。

红军啊!眼望江水断肝肠!

(“十送红军”之四、这九)

七月里七月七,红军人马走得急,

山上留下冷锅灶,崖上尽刻镰刀旗。

哎哟哟,红旗飘在人心里。

(“十唱红军”之七)

见景生情也好,洒泪惜别也好,衷心铭记也好,这里完全是最真挚的革命情感。人民对红军,一来因其“恩情如海永不忘”,二来晓得红军“走远了财东要倒算”,更重要的是共患难的斗争使“穷人红军心连心”了。所以这里江水没有泪水多,海深没有友情深。明明知道将来会“红军走后人惜惶,街上就象冷霜打,关门闭户暗悲伤,眼泪花花望北方”,而临别时还要“桌上摆满送行酒,酒儿里边掺蜜糖”,是甜是辛?一杯共饮融进彼此的嘱托与心意。“双双拉着长茧手,心象黄连脸在笑”,是喜是悲?双双劳动者之手牵紧军民无限深情。红色歌谣表现的这种友情,和情歌表现的爱情一样崇高、感人肺腑。

由描写与斗争相联系的生活侧面,深刻揭示人民忠于革命、热爱红军的心灵奥秘,显现出大巴山区人民的性格气质,可以说是陕南红色歌谣的又一特点。陕南红色歌谣是陕南老根据地广大群众的“心灵的镜子”。

由于陕南红色歌谣产生在战斗的生活的土壤上,它本身首先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生活中最尖锐、最有革命意义、最美丽、最有诗意的一段的反映,是对中国人民最充沛的、最有斗争性的、最有远大革命理想的激情的表达;所以就决定了它在具备艺术的美上有着最有利的前提。但是前提并不是艺术本身,生活的美也还不就等于艺术的美。只有深刻、现实、清醒而又富于理想,富于激情地在艺术中揭示出中国人民这一段生活与心理,才能达到艺术的美。 陕南红色歌谣作为一个艺术总体来看,它达到了这点。我们知道,残酷的战争年月和极度紧张的生活,特别是过去工农劳苦大众曾经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权利而又缺乏更多的书面艺术锻炼的情况,使得人民当时不可能把革命战争中人民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反映在长篇史诗或长篇小说中。但是他们用最简洁的、自己喜闻乐见的、特别是能迅速地发挥战斗作用的歌谣的形式反映了应该反映的一切。如果说长篇史诗可以包罗这一阶段的生活全貌的话,那,红色歌谣则是把一部史诗包罗的内容打碎、拆除了庞大的艺术结构而分别地把碎块通过精小的艺术结构反映在每一首歌曲与民谣之中。假使要合拢来看,除了没有庞大的统一结构之外,就展示生活全貌与人的精神心理而言,红色歌谣作为总汇,它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宏伟的史诗。 那么,红色歌谣如何在精小的艺术结构中反映出打碎的一块史诗内容的呢?它是否仅闪出一个碎块的星火?如果说红色歌谣就只是机械地再现了一下在四五句诗句中所包括的实实落落的生活现象,那末它也称不起什么了不得的歌谣。但是,正如我们前面谈过的,因为红色歌谣是分别反映生活放射华彩的那个焦点,反映着人们对待革命事业的心灵的奥秘和激情冲动的那一霎那,所以它包括的就远远超过了一个生活的碎块。为什么人们读红色歌谣常常有见“一”而想“十”,见“形”如见“神”的感觉,这就因为小小一首歌谣使我们在一粒砂中窥见了世界的缘故,这就因为它有着高度的艺术概括力的缘故。

“青布袋儿绣花花,一颗红星上面扎,有了红星心里亮,等死等活要嫁他。”这里写的是一个少女绣青布袋儿,而我们看到的却又是这个为革命思想武装的少女的精神;我们感受到的是“等死等活要嫁他”的决心,同时却又似乎见到这个少女轩昂、端庄的形象,想象到她绣花的动作与她的沉思。情歌中似乎只说了有个少女在绣花、想爱人,而使人体会到,它实际说的远远超过了一小点生活现象,而是揭示了生活中含有社会意义的众多问题:绣花花做什么?为什么要绣红星而不绣鸳鸯之类?红星和心亮有什么关系?红星和嫁人又有何干?要嫁谁?他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去了?为什么要等死等活、这种劲头是那里来的?少女与袋儿未来的命运将怎么样?……。这虽刻划的是一个少女的个性,但又显示着老区妇女共有的品质。一首好歌激起一连串的想象,这在于它暗示了远比四句要多的内容。一首小小山歌,让人听到了时代的脉搏。

所我们说明朗、单纯地勾画出富有神韵的意境,展示生活中的激情,并且通过它引起人们对生活的理解、想象和对生活的热爱,在精小结构中以高度艺术概括力概括巨大的生活内容,揭示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美,这也是陕南红色歌谣最突出的一特点。

红色歌谣是陕南人民艺术才能的明证。由于它是丰富的革命斗争生活的再现,也由于它浸透着人们的智慧和艺术匠心,所以红色歌谣表现了它的艺术手段的多样性。 作伟大历史画面的概括,这在史诗性的红色歌谣中,是常见的艺术手段之一。它可以展示广阔的人民生活的幅度、显示斗争生活的行动集体性。“满天红旗随风扬,铁锤镰刀放金光,革命浪潮卷大地,五湖四海乐洋洋”、“一声春雷天地动,红军起来闹革命,土豪劣神一扫静,穷人当家腰杆硬”,这样一些诗是以最宏大的形象、全民的声息、最能揭示历史本质的重大现象和最豪迈的革命气魄来概括历史面貌的。

不仅如此,红色歌谣更以细腻入微的笔锋刻划出一个个性,展示一个细节。这本来看来似乎只能构成形象、情节的一个细节,但它却囊括激烈的生活诗意。象“咪咪猫,咱俩好,红军伯伯睡着了,要你莫吵你莫吵,闹醒伯伯我和你恼”就把一个热爱红军的天真儿童的艺术个性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样本来只是生活细节、人物个性片断的东西,在具体某首歌谣中却充满馥郁的艺术情趣,相对地上升为巨大的主题。

表现人民思想情感时,把现实生活浪漫化,表现革命的激情同时也赋予大自然以同样的感受,使大自然也参予人们的斗争,与人民共喜怒哀乐以加重诗歌的气氛:这种种发挥浪漫主义所特有艺术效用的手段,在红色歌谣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巨大的人民生活与思想的威力和这力量波及现实的深广,使红色歌谣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鹿衰号叫,树树梧桐叶落完。

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十送红军”之一)

这里一腔深情、无限恋念,最真挚的革命情感与富有人的情感的景色交溶了起来。另一首“百草扬火气象新,来了亲人红四军,山鸟齐奏迎春曲,河畔杨柳笑吟吟”的气氛与情调完全和上首相异,但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浪漫化,相应揭示人民情感的原则却是相同的。

在红色歌谣中不仅山河林木全被作为表现人的情感与生活的手段(即不仅是背景)、全卷进了斗争、带进了艺术。而且一些人民生活中有意义的事物,也经常成为揭示生活与思想的媒介。出现在红色歌谣中的大量的“物件”,并不就是描写的对象本身。一把马刀、一根木棒、一碗饭、一条线,都是作为斗争生活中人和周围世界的社会关联的因素出现的。而且在红色歌谣中,物件常被夸张到生活中的崇高地位。红色歌谣善于抓住生活中有巨大意义的小物件,并以它作为事件的核心加以表现。如“稻草杆杆黄晶晶,打双草鞋送红军,红军打到通江城,这双草鞋立功勋”中的一双小小草鞋却被提升到了建立革命功勋的高度。这是浪漫主义的,也是现实主义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层深刻的意义,那么人们慰劳红军支援战斗的精神才更为激动人心,它才能更准确而又豪爽的抒人民之情。

抒情,这是民歌的基本因素。红色歌谣经常以简短的独白形式抒发人民的情感、揭示人民自我的个性。它是无拘无束的、没有对象的规模与体积大小对它的限制的。珑玲精微的结构中施展抒情因素的作用,自然表现得就更洗练更深邃。“头上缠个烂帕帕,脚上包个棕袜袜,背上背个饭笆笆,我为穷人打天下,你当我做啥?”一诗,通过战士的抒情和自我描写,他的自豪、形象、向某位询问者解释自己身分时的情势、红军的简朴和革命目的性都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我们在这段抒情独白中,同样看到了自我描写。描写的因素在民歌中也是基本因素,它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就以人民参军为例,既有描写万人空巷的红火场面:“通江河里波浪滚,两岸人民笑盈盈,满面春风唱山歌,欢送子弟当红军”;也有那轻轻涂抹的淡墨画:“早晨起来雾沉沉,隔河过来一船人,原来都是庄稼汉,今天过河投红军”。但是民歌中的描写不是油画式的而是轻灵的素描。不是客观主义的描写,它夹着人民的观感与情绪。

就歌谣的文学类型特征来说,抒情和描写的因素是红色歌谣的基本因素,但并非说这就是歌谣的唯一因素。由于斗争生活的复杂多样和社会矛盾冲突的尖锐化,红色歌谣中出现叙述的、戏剧的因素也不是偶然的。

街着街后,“民团”围得滴水不透。

翻箱倒柜,“有匪没有?”

“才去高头。”

去你妈的!谁把实话给你透露。

这首四言诗里出现了最尖锐的惊险场面,表现了一个机智的百姓的活动。民间诗人使用的戏剧的对话揭露了敌人的嚣张和人民的巧妙多谋,表现了戏剧性的矛盾。同时这首民谣又有机地把戏剧的因素和抒情因素结合了起来:整个场面是由叙述人的角度表现的,最后他两句令人不感粗俗而感到愚弄敌人的痛快的独白,表达了人民对敌人的蔑视、暗嘲的自喜和诅咒。人民的行为和敌人的疯狂在这里得到了对比。

谈到歌谣,我们不能不指出它的起兴句的作用和表现特点。红色歌谣中的起兴句是一种承袭传统艺术手法的标记。在旧民歌中,起兴句是千百年劳动人民对生活、劳动和斗争的结语,或是对自然世界、节令气候、社会现实观察所作的提要。旧民歌中有很多起兴句,多半为的是引起诗兴、提出韵律要求、或比拟诗中所描写主要形象、主要情绪的。而在红色歌谣中,它却有着性质的改变,它经常化为斗争生活、自由解放心情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游离部分。这样就扩大了红色歌谣形象化手段的范围。如“大田栽秧青蓬蓬”、“大田薅秧先薅角”、“大田插秧行对行”、“大田栽秧沟对沟”、“大田栽秧排对排”、“大田栽秧一窝窝”、“大田栽秧水要深”……这样一些起兴句,在旧民歌中多半是为了寻找“蓬”、“角”、“行”、“沟”、“排”、“窝”……等等韵脚的;或者以此譬喻形状、颜色、方式的。至于作为情节背景的却不多。如“大田栽秧沟对沟,捡个螺丝往上丢,螺丝晒得大炸口,贤妹晒得汗长流”。它的内容是逗情,与起兴句的内容没有内在联系。红色歌谣是人民以革命思想在旧山歌、情歌、民谣基础上,应战斗任务、内心愿望的表达要求改造成的。它吸收旧民歌的起兴句(其他艺术手段亦然)是有着选择的。主要目的是使它有效地表现新内容。

“大田薅秧行对行,红军兄弟来帮忙,我当是个‘弯脚杆”,谁知薅秧是‘行当’”。这首诗歌要说明的红军与人民有先天的血缘关系这个主题,是通过红军是劳动者、是薅秧的内行这件事充分表现出来的。而“大田薅秧行对行”这起兴句,成为了事件本身的因素。可见,革命的内容,深刻地改造着旧有的艺术手段和艺术形式。

红色歌谣这些千变万法的手法的使用,归宗于它的基本创作方法。而它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同时,它融合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因素。这个革命浪漫主义不是与现实主义对峙的、平行的一套方法,而是在真实揭示现实基础上产生的。红色歌谣是人民口头创作,但它没有一般民间文学作品如神话、旧民歌中失实的夸张、空幻的想象、超现实的魔法、荒诞、异国情趣、人神共处等等艺术现象。有的是生活的激情、远大的理想、合理的夸张。如果说批判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是旧歌谣的创作方法,那么中国人民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党的思想的深入人心,使民间文学从思想到创作方法都起了质的变化。

所以我们说使用先进的创作方法和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段深刻地、多方面地反映革命斗争和革命激情是陕南红色歌谣的再一个特点。

红色歌谣艺术表现上的多样性是与其形式的多样化相一致的。

由于斗争的紧张和劳动人民曾经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权利,也由于民间文学传统在人民中根深柢固。所以在他们的创作中尚没有来得及充分去创造新形式而却充分利用了旧形式来表达新的革命内容。当时在苏区作文教工作的瞿秋白同志指示:“通俗的歌词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就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⑨这个旧瓶装新酒的原理,实际包含着文艺迅速为现实斗争服务、运用和发扬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以进行普及工作的意义的。陕南老根据地的歌谣是群众自己的创作,它的实践证明了利用旧

形式的可能性与优越性,证明了诗歌形式的民族性是与人民性密切相关的。

陕南红色歌谣的多样形式之中最普遍的是山歌。山歌是劳动中、生活中或战斗间歇中,独自或者隔沟相对抒发情绪的好形式。这种形式多是七言四句,它简短、精粹、易记、易编。群众说:“红军走得远又远,又送包袱又送伞,吼声山歌表心意,小心雨淋和天寒。”可见山歌是要“吼”的,这和山区的地理条件有关系。山歌是为表心意而吼的,不是无病呻吟。山歌之中曲调很多,有“高山跑马”、“打仙桃”、“麻篮调”、“挑水调”、“扬花调”、“月儿往西斜”、“太阳当顶过”、“赶慢牛”等等。有些还有很多套式如“十二月如何如何”,“十把扇儿调”等等。有套式的山歌,都有一些重复性的与主题不一定有内在联系的词语,而每段的这些数字、垫句却构成一个连续的独特套式,它们把四首、五首、十首、十二首山歌连成一个组诗。群众运用自如。盘歌是一种对唱的形式,近乎“小放牛”之类。它通过一问一答来揭示生活真理。这是即兴创作运用的好形式。“歌师唱歌要人盘,红军到地哪一年?什么东西夹尾跑?谁又抬头把身翻?”这样盘问着逐渐开展它的主题。例如有一首盘歌:

女:寒天百花都开败,梅花为何独独开?红军白军都是军,为何单把红军爱?

男:狼虫虎豹人人恨,白军好比豺狼群。梅开寒天斗风雪,红军革命为穷人。

由此可知,盘歌一般前半部分问的有主题本身,也有譬喻成分。回答的,要能最本质最准确而且要形象地答复上来,倒不一定非按照问的语句顺序相应的逐条答对。盘歌既然是即兴创作,在问答之中就考验着歌手的生活经验丰富与否?认识正确与否?和艺术修养深厚与否?而劳动人民经常是“东山盘歌西山应”,对答如流,一盘再盘,一答再答。有的盘歌很长。这种形式可以充分施展才能,可以渐次揭示大规模的生活内容。

民谣(包括童谣)是由铿锵押韵的语言组成的顺口溜。它和山歌(包括儿歌)不同在于它只借助语言或表演而不借助音乐表达自己的内容。陕南的民谣使用了最通俗的口语,而且它的格式是无限的,特别爱使用长短句。如象:“一古兜蒜,两古兜蒜,百姓都把红军盼。红军一来,白军垮台,地主老财卷铺盖,土豪劣绅跳下崖,受苦的百姓把头抬。”等等都是。它们都有传统的谣头,由此出发,尽情抒发。但是“顺口”“尽情”并不是无边际的向下“溜”,也不是说民谣就没有艺术结构。象上面这首民谣由“一古兜蒜”的格式和韵脚开始溜下来,道出人民盼红军的心情,之后,进而就在第二段把红军来到后的现实做了描写。它指出敌人和人民的不同表现,而特别以“百姓把头抬”作为结尾,给人以爽朗胜利的感觉。可见结构是严谨的。

民歌体的歌曲,是红军军队中宣传工作者运用陕南民歌形式写成的革命歌曲。这种歌曲原本不是口头创作,但久而久之它在群众中普遍流传了,于是成为了民间文学的一部分。这种现象不仅说明艺术文学和口头创作的对流关系,而且也说明了军民关系的密切。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了应该把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加以运用,“当作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要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⑩当时很多歌曲是用民歌形式写成的,例如一首用“穷人歌”形式编成的“农民翻身十二月”(“冬月雪花飘,革命正高潮;帝国主义齐打倒。夺取政权来,建立苏维埃,工农专政,无产独裁。// 腊月梅花开,红旗扯起来,一轮红日照天外。不分贵与贱、再没富和贫,共产社会,世界大同。”)就属这类。这类歌曲运用了“孟姜女调”、“牙牌调”、“花鼓调”、“探妹调”、“采莲船”、“八段锦”、“小放牛”、“哭五更”、“绣荷包”……等等形式。

成为了陕南民歌一部分的歌曲,内容上是旧瓶装的新酒,而艺术形式上和过去的民歌一样。陕南民歌不似山歌那样在山野间随编随吼,也不是七言四句,唱中也不打“号子”。而是表演的,有歌有舞有伴奏,句数不一,各有长短。集会、节日、赛唱、宣传时多演唱这种歌曲。

由此我们看到在诗歌中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改造旧形式,在群众已有的普及基础上提高,开辟新诗歌的民族形式的道路是正确的。陕南红色歌谣丰富的形式和利用旧形式的经验,可以作为发展我们新诗歌的参考。

形式的丰富性、形式的群众基础是陕南红色歌谣的不可忽视的特点之一。

构成陕南红色歌谣的独特风格的,不仅是由于它的思想内容的特点、艺术表现的特点,而且也由于它的语言的特点。

语言是心声、是艺术文学的基本要素之一。陕南红色歌谣的语言的思想的、时代的、地方的、艺术传统的色彩、它与生活斗争的密切联系是别具一格的。人民丰富的生活、新时代的斗争实际和新思想,对陕南红色歌谣的语言色彩起了决定性影响;而传统的艺术语言色彩和地方性则只是它旧有的基础。

轰轰烈烈的斗争带给红色歌谣的语汇以无限的新词。如果说旧民歌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和以这些词汇构成的形象是与旧生活相联系的话,那么新词则准确地表达着人民的思想面貌的新的深刻的变化。不说“蛾眉”、“牡丹”、“罗汉”、“发财”、“望乡台”、“洞房”、“杨二郎”、“作揖”、“祝英台”、“金莲”、“城隍庙”、“罗裙”……这样一些词,就是“河”、“鞋”、“唱”、“打”等等组成的基本词汇也不足以表达新的现实、新的思想。而红色歌谣出现了大量新词,它增加了语言的思想的、时代的色彩。这些新词不仅改变着歌谣的色彩,而且也传播着革命思想。农民口中出现这类新词是特别有意义的:“共产党”、“红军”、“红四军”、“苏维埃”、“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莫斯科”、“列宁”、“徐向前”、“国际歌”、“专政”、“政权”、“革命”、“红旗”、“红星”、“翻身”、“解放”、“世界大同”、“赤卫队”、“游击队”、“童子团”、“贫农团”、“斗争”、“俄国革命”、“十月革命”、“参军”、“八角帽”、“延安”、“瑞金”、“井冈”、“黄安”、“北上抗日”、“胜利”、“放哨”、“苏区”、“土改”、“团结”、“消灭”、“资本”、“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日本”、“反动派”、“白军”、“白匪”、“战利品”、“实行”、“使命”、“高潮”……。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来这些词是极普通的,但在当时出现在人民口头上和艺术中是非常重大的现象。

我们强调这些新词的意义和作用,并不是说它代替了过去人民常用的词汇,或者过去人民的常用的词汇不能在表达新内容上起任何作用。而是说它丰富了人民语言,给予了红色歌谣不同于旧歌谣的新的色形。

陕南红色歌谣语言特点之一是新词与旧词联用和旧词得到充分利用。关于社会生活、自然界的一切表示正面意义的词在形容党、红军和革命时,都有超过它原有含意的意义。如“向日葵”、“太阳”、“凤凰”、“英雄”、“春雨”、“光明”等等在艺术效果上,大于它原来最初表示的逻辑概念本身。形容敌人的“白狗”之类也是同样道理。

增添新词、并与扩大应用领域的旧词连用,充分表明了陕南红色歌谣的语言的思想的、时代的特色。甚至就连一些用词不当的,也不能改变而只能增加这种色彩。如“实行苏维埃”、“无产专政”、“消灭反动”、“红军计划大”,也具有这种特色。(这种现象只表明它是新文化、新思想在农民中传播的一个里程标志。这是当作历史现象来看待的,而不是要人们学习如此使用语言)。有时出现一种奇异情况:用词不准反而真切地反映了觉悟成长过程中的农民的本身,反而使艺术形象更别具一格。这样它就显示了朴素的革命的本色;如象“大河涨水小河满,金鱼游来鲤鱼撵,红军要走穷人跟,跟上红军闹共产。”这首山歌里的“闹共产”本是“闹革命”的同义误用语。这里表现人民热爱红军、誓死参加革命时,运用了新词,而且按词的本来意义说是不准确地运用了它。可是抒情主人公的农民语言的朴实、他对新事物的直觉、他政治意识的成长的过程、词汇的扩张、要求革命的性格跃然纸止;这一切却又显得那么合乎历史真实,表现出歌谣语言上思想的、时代的色彩。我们读来并不觉得蹩扭。由此我们看到通过人物语言揭示个性(包括抒情主人公)时并非一定要抹煞特色按“修辞学讲义”要求不可。(这里指的仅仅限于揭示个性)。

陕南人民的语言是丰富多采的。大巴山区的陕南语言在词汇、语音、语法上与川北基本一致。陕南人民的语言能够充分表现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思想面貌。红色歌谣中的陕南语言是简洁而明朗的,很少隐瞒、晦涩的比拟和掌故。不管是有很多描写、比方的如“地爱庄稼天爱霞,凤凰爱的梧桐桠,蝉爱柳枝蜂爱花,红军爱的穷人家”,或是全部以口语说出的“正在田里打谷子,抬头看见红军来,先帮咱们干活路,回家建立苏维埃”,都是非常纯朴、明朗的,毫无夸饰。红色歌谣中的陕南语言表现了它的灵活性和柔韧性,它善于表现出在词义差别之间的微妙含义和艺术情趣。陕南歌谣在风格上不似塞外草原上民歌的粗犷辽阔,也不似江南民歌的婉约细腻。而是轻快、明朗、单纯的,它把豪爽与秀丽结合于一体。

陕南红色歌谣中的方言语汇在表现上并不都十分费解。如“没依靠、没牵挂,咱好比石头弹上刺枯架,前是狼,后是虎,狗群狐党来欺压,爪牙挨户强收粮,绳捆索绑整的辣。正压邪来邪要降,棒子客来要灭亡,鸽子鸽子你飞得快,把咱心愿捎给共产党,你说潘家河的孩子没了娘,离秧的瓜儿难成长”一首和前面的两首中的“梧桐桠”、“活路”、“牵挂”、“刺枯架”、“整的辣”等等,都可以进入全民语范围。它们在反映生活时又显示了地方色彩。至于“棒子客”一词(指土匪、白军)却是狭隘的。这里说明陕南红色歌谣的语言在运用方言以突出其地方色彩时,是注意了它的精炼与通俗的。这些语言全来自生活。由这里我们看到向民间语言学习、保持创作中的地方色彩,是必须考虑规范的全民语言的。语言的地方色彩不在于滥用大量的方言土语,而在于准确反映地方生活,地方人民心理气质和习惯。

陕南红色歌谣的韵律是铿锵的。每一首歌谣的音节都是节奏的组成部分。红色民歌与歌曲的语言的节奏,是与民间音乐密切相关的。作为歌词,每一首诗有鲜明的韵脚、每句有着有规律性音节数目。最普遍的山歌形式之一的,它的韵律近于七言绝句。然而全部歌谣中三言、四言、多言、长短句、每句有不占音节的虚词、超过四句的偶数句等等现象也是普遍的。但是一句超过五个音步、没有垫句的齐数句,却是很少见的现象。至于说没有韵律的事,几乎没有。这说明诗歌的民族形式在红色歌谣中有广阔的天地。我们的新诗的形式的发展,应该在民族的、人民的创作基础上发展,同时不排斥有分别地对待外国、古代。诗歌的散文化不是向前看。红色歌谣在群众口上能活了几十年,人民拼上头颅把它保存下来,固然是因为它反映人民思想感情,同时与它的语言韵律也分不开。创作新诗歌也可以从这点学到应有的东西。

至于红色歌谣中语言的重叠、环连等等修辞表现就不在我们分析之中了。

由于对红色歌谣的语言色彩、语言风格、语言韵律的分析,我们看到语言与生活的联系、语言浓烈的诗意、它的朴实、鲜明、准确、响亮、丰富性、节奏感、时代色彩、地方色彩、民族色彩和吸取新词、运用方言、扩展旧词义上的全民性,是陕南红色歌谣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 * *

红色歌谣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一笔财富。它可以使我们认识革命生活,它表现出的先辈们的革命精神深深教育每个人。它的艺术成就给人美的教育,给今后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榜样。

当然,红色歌谣还不是当代无产阶级文学的最集中的表现,在艺术上也还是群众自己创作的萌芽状态的东西。但是我们应该以人民的情感来历史地、具体地对待这些朴素优美的创作,爱它们、学习它们、超过它们。正如苏联著名的民间文学研究家契切罗夫教授说的:“民间的业余艺术无论如何不能看做是‘第二流’的艺术。”

由我们初步考察陕南红色歌谣的内容的思想性与战斗性、揭示人民心灵的深刻性、谨严的结构及其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形式的人民性和丰富性、语言及韵律的特点,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的话是正确的:

“人民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价值的力量,人民也是精神价值所从出的唯一永不枯竭的源泉,无论就时间、就美和创作天才来说,人民总是第一名的哲学家和诗人:他们创作了一切伟大的诗歌、大地上一切悲剧和悲剧中最宏伟的悲剧——世界文化史。”

陕南红色歌谣是革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伟大斗争史、伟大天才的反映,是美的伟大创造。

[注]

①指《人民文学》、《延河》、萧三编《革命民歌集》、守正等搜集整理;《陕南红色山歌》、解放军歌曲选集编辑部编:《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等等。和西安师范学院中文系57-61年级陕南民间文学工作队收集的歌谣《陕南红色山歌》(二集),东风文艺出版社1960年出版。

②《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39-1953年俄文版)第二卷第297-298页。

③转引自:Л•Д•什维雅柯夫:《怎样作学位论文》,《高等教育》,1956年6月号,北京。

④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01页。

⑤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31页。

⑥相传穷汉李桂阳的爱人被地主掠去,这个可爱的少女坚贞不屈而死,死后变成阳雀,她叫唤李桂阳。山歌中以“阳雀叫换李桂阳”一句起兴的很多,以表示季节景色。相传穷汉李桂阳的爱人被地主掠去,这个可爱的少女坚贞不屈而死,死后变成阳雀,她叫唤李桂阳。山歌中以“阳雀叫换李桂阳”一句起兴的很多,以表示季节景色。

⑦镇巴县把一个妇女也叫一个“妇联”或“妇联会”。

⑧ 陕南人民对红四方面军的简称。

⑨李伯剑:《回忆瞿秋白同志》,1950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⑩傅钟:《关于部队文艺工作》,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99-100页,新华书店发行,1950年版,北京。

至于陕南民歌与陕南山歌在音乐上的重大区别,请参看杨璀《陕南民歌、山歌简介》一文,该文载《陕南民间歌曲选》,陕西群众艺术馆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西安。

B:契切罗夫:《文学和民间口头创作》,见《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第272页,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北京。

高尔基:《个性的毁灭》、《文艺理论译丛》第一辑,第1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北京。

(原载《人文杂志》[西安]195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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