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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社50级学员刘新民采访实录

2016年05月02日 21:52:53来源:秦剧学社 作者:陇上一痴 梦回秦情 浏览数:620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采访时间:2015年8月3日

采访地点:西安市书院门刘老师住所

采访人员:陇上一痴、梦回秦情

录音整理:长大须生、追风

文字编辑:豆豆龙

刘新民,秦腔须生,三意社50级学员。1935年生于蓝田,1949年进三意社学艺,师承徐元民、李天堂、张权易、姚鼎铭、乔新贤、苏育民等先生。主演剧目有《黄天荡》《四进士》《游龟山》《张羽煮海》《拆书》《杀庙》《苏武牧羊》《烙碗计》《释放》等。

以下为刘新民老师(简称“刘”)和采访者(简称“采”)对话实录。

采:您是蓝田哪里人?什么情况下学艺的?

刘:我生于1935年农历五月初五,家在蓝田县普化镇军刘村,现在叫杨斜十一组。1949年时我在普化乡上小学五年级,由于我住校,要给学校交粮。当时是麦子快熟的时候,也就是阴历5月份,在一个礼拜六,我回家取粮。我母亲就用铁锅给我淘洗粮食,我父亲过去有个抽大烟的老毛病,这天瘾发了,和我母亲打架,把锅摔了。我回去看到那个阵势之后哭了,我父亲发了脾气,给了我一个现银圆,叫我给他买大烟去。当时买大烟是在县城,离我家将近十五里地,我去买过,知道地方,这十五里地是走着去的。当时我的思想斗争很厉害,说个笑话就是“革命”了,没有买,我装着这块银圆跑了。这块银圆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我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穿的短袖、短裤,就这一块银圆在口袋装着,拄了个树杆,从蓝田一直要饭到西安。头一天晚上歇在灞桥,我村里一个人那里,我叫他哥。第二天又往西安走,走了两天,就到了西安。西安有我一个老亲戚旁舅,我以前听说过,就找到了他。在我舅家歇了几天以后,我就去三意社找李辅英。李辅英是我父亲的朋友,去过我家,我也见过他。我知道他在三意社,就去找他,正好人家不在,随三意社出外到三原去演出了。当时三意社的剧场还在药材公会,有一个陕南的二黄剧团在这块演出。门口有一个老汉在收票,我就问:“人呢?”老汉问我:“找谁呢?”我就说:“找李辅英。”老汉问:“你找他干啥?”我说:“我想学戏。”老汉说:“那你先进来。”把我就叫进去,到后边操场上,让我喊几声,就看我有声没有。我家在南山跟前,天天喊嗓子,我的声很好。老汉就说行了,正好当天晚上没有跑龙套的,就叫我给人家跑个龙套。那个时候龙套才临时叫人呢,就这样,我算进三意社了。

这个老汉是教练,叫李天堂,是三意社的老人手,他也教过李辅英。过了几天,正好三意社有人要到三原去,李老师就说:“这是李辅英朋友的娃,要学戏,把娃带去算了。”然后就把我带到了三原参加了三意社的演出。这时候我家里到处找我,因为我没回去,也没有给家里打招呼。三原有我一个老姑,我叔父、我哥就寻到这了。突然间,我叔父发现舞台上的娃看着像我,就到后面去问,这样家里才知道我参加了剧团。进三意社之后,就开始跟着练功、学戏,上台打旗旗、跑龙套。那时候学戏的大部分都没念过书,我念过四五年书,多少还有点文化,所以学戏还比较快。后来三意社在河北(渭河以北)演出回到西安以后,这才开始大批招学生。

刘新民练功照

采:这一班等于您去得最早?这一班共招了多少学生?

刘:对,我是最早的。招得非常多,来一批收一批,消化一批。招了好几百,但是也淘汰了好几百,最后留下了五六十个精华,就培养了我们这一班。

采:负责培养你们的老师都有哪些?

刘:给我们练功主要是李天堂老师,还有京剧教练李阔泉老师。排本戏的主要是徐元民老师,他是易俗社出来的。还有一个张权易老师,也易俗社学员,是徐元民老师叫过来的,瘦瘦的,功夫非常好,负责给我们教武戏,我的几个戏都是他给我教的。当时排武戏还有京剧李阔泉老师、李庆增老师,秦腔的杜永泉老师。胡辅胜和王新华当时还参加演出,空闲时间也过来为我们排戏。胡辅胜我叫师哥,王新华主要是靠把武生,胡的《盘肠战》和王的《马超哭头》都非常好。姚鼎铭、姚裕国,我们叫“大姚”老师、“二姚”老师,他们有时也会来排戏。

当时焦晓春也在三意社,她和我私人关系挺好的,经常早早地就把我叫起来,我们在一块练功。我俩把功练完了,集体才起来练呢。我那个时候在三意社学生里功夫不算很好,但是还差不多,我嗓子也好,文武戏都能来。当时就是由于嗓子好,一天最多演过三场戏,两场是常事情。我在三意社从来不出外,除了吃饭就是练功、学戏,因此当时老师也都很爱我。

刘新民(后左)、王秀英与李天堂(前左)、苏育民(前中)、徐元民(前右)三位老师合影

采:给您排过戏的老师具体都有哪些?都排演过什么剧目?

刘:我的开蒙老师是徐元民,从动作指导到顺唱都是他。我的第一个本戏是《黄天荡》,第二个《四进士》,下来是《游龟山》《峨眉二蛇》《张羽煮海》《木兰从军》《梁山伯与祝英台》。徐元民对三意社的贡献是很大的,之前已经培养了好几班学生,后来受人排挤,去了玉门,当时政治斗争比较复杂。他又给玉门培养了一班,还给五一剧团培养了一班。我当时既演老生,也演小生。老生戏里,《四进士》曾经很红火,也把我累扎了,下来以后我坐那都不想动,后来嗓子出问题也跟疲劳过度有关。小生戏里,《张羽煮海》的张羽,不敢说红极一时,但很多人都爱听我的几句唱。有些人买了票,不进去看戏,在外面转,问收票的:“刘新民出来了没?”“快了,快了。”这才进去,就听那几句“问海”,就有过这种状况。

姚鼎铭先生也给我排过戏,他不负责新生,但他把我叫过去和肖玉玲排《五典坡》前后本,《三击掌》《赶三关》《赶坡》都是他给我俩排的。姚裕国老师给我排过《争印》,当时我和一个同学一块儿学呢,我词都背会了,他还没会,老师让我下去给他教。在学戏过程中,有些词我不懂,就问老师这啥意思,老师打我个耳光子,老师说:“我学的就是这样,我咋教你就咋来。”咱问不成老师,过去一些老艺人不识字,自己也讲不清楚。我的老师还有乔新贤,他给我排过《释放》《烙碗计》。我那时脑子聪明,有些地方我做了改动,老师也认可我演出效果比他好。像《烙碗计》《释放》,那会儿在三意社还没有人能演过我,拿现在话说,戏窍开了。

采:苏育民先生给您排过哪些戏?

刘:苏社长是艺术指导,有两个本戏是他亲自负责排导的,一个是《游西湖》,还有《吕布戏貂蝉》,是他和封至模先生两个排的。

《游西湖》里我演了个配角,我感觉演得还很成功。这个角色叫江良成,现在已经去掉了,他是救裴生的一个老汉。我演那个角色虽然戏份不多,但神气很好,看了的人都说演神了。就跟苏育民演的那个土地爷一样,虽然戏不多,但叫他一演,戏就不一样了。到了南方演出之后,听别人说,最好的就是苏育民演的土地爷,这是马蓝鱼亲口给我说的。《吕布戏貂蝉》我演的是王允,这个戏确实排得比较细。当时我出来亮一下相,扇子一打,亮一下眼窝,或者向上翻,或者往前看,一看老师在那,把我吓一跳。老师说:“停,重来。”重来了三五次。老师说:“你看谁呢,你家里谁来了?进戏,进入角色。”对我要求确实比较严格,这样才能出戏,现在我就感觉排戏没有我们原来那样细腻了。

后来苏社长给我排过两个折子戏,一个是《苏武牧羊》,另一个是《杀庙》。《苏武牧羊》是我继承的第一个苏派戏,是社长手把手给我教的。苏社长教戏不打娃,不骂娃,非常有耐心。教戏时,他坐沙发上,我坐凳子上,先顺唱腔,再教动作,最后讲戏情。有人说苏育民没理论,我认为是对他的不尊重。他总说:“演戏就是演情呢,你没有情,人拿啥看你呢?!”苏社长演戏特别好,就注重情,在教《苏武牧羊》时他就给我讲过很多理论的东西,当时我年纪很小,但到现在记忆犹新。虽然说我改行比较早,但当时我学习的东西还是比较扎实的。

刘新民(左)演出照

采:您改行是什么时候?主要是什么原因?

刘:我是1958年离开三意社的。为啥改行呢?这中间比较复杂。我那时在三意社背的戏多,尤其都是些大本戏,1955年嗓子就出问题了,主要是疲劳过度。我出三意社,很多人不能理解,按理我改不了行,我演不了还可以排,排不了也不至于出社,我给三意社还出了立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大家都是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我出三意社也和苏社长有很大的关系,1957年反右中,苏老师被诬陷,差点被划为极右。这时候三意社他已经说不上话了,而是书记说了算。1955—1956年间,三意社、易俗社、尚友社筹建了一个青年秦腔实验剧团,那时候我因为嗓子问题已经不演出了,去之后主要搞共青团的宣干工作。最后由于各方面原因,1957年这个团又解散了,各人回了各人剧团。关于这些人的工资,尚友社演员回去后提了一级,易俗社不变,三意社的回去降了一级。当时我是文艺十五级,拿51元,但只给我发了40块钱。那时的钱比较值钱,这差别可不小。当时以我为代表的人员和三意社书记谈判,我们要求把原来国家评的工资发放就行,该拿多少就拿多少,但没有通过。因此我和书记吵了一架,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离开了三意社。

在苏老师被诬陷之后,我找他谈过一次话,问他这件事的经过,苏老师滴着泪说不好说,不好给我说。我说:“社长,我不想在三意社待了,想改行。”苏老师说:“改行弄啥呀?”我说:“我反正不想待了,我思想斗争很厉害,你能不能给我寻个事情。”正好西影有一个同志叫奥树勋,他俩是挚友。苏老师就问他那需要人不,当时西影正在筹建,刚好需要人。就这样子,我到了西影。

采:在电影《三滴血》中您演过陈妙华的替身?

刘:1958年我到西影后,开始在人事处,审查干部时由于我父亲背景不好,就让我当了剧务。我们拍的第一部戏是《草原上的风暴》,拍完以后我正在休假,易俗社到西影拍《三滴血》,要给陈妙华找个替身,导演郭阳庭把易俗社的人试完了都不行。据郭阳庭给我讲,是陈妙华推荐的我,然后郭阳庭就找我说:“小刘,你把陈妙华的那两个动作做一下。”然后陈妙华和我都画的妆,陈妙华怎么走,我就怎么走,这一下就拍成了。后来郭阳庭和我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三滴血》拍完以后,张德生书记、李和刚(管文化的)、马健翎,还有负责的人在审查这个样片。看完后马健翎就问:“这是陈妙华,那个是谁?”“三意社的刘新民。” “把这搁这干啥呢。钟厂长(钟纪明,西安电影院厂长),把刘新民调到戏曲剧院去。能演了演,演不成当个教练都成,把娃搁这干什么!”马健翎是看过我演戏的,对我印象比较深,就两句话把我调到了戏曲剧院。我一听,就跑了。第二天钟厂长把我叫去说:“小刘,昨天晚上样片看了吗?领导讲话你听见了吗?”我说:“看了,说什么?”“叫你到剧院去。”我说:“我不去,我要是愿意到剧院,我就不改行了。”钟厂长说:“你不去?都不由我,还由了你?”

1960年我到了戏曲剧院,当时剧院也比较重视这件事,拿车把我接过去。我当时在西影工资是40,到剧院我要求恢复我文艺十五级工资,剧院也给我恢复了。为看我的嗓子,公家也费了劲,省委书记张德生批的字按照特殊人员对待,到陕西省高干医院(对外不开放,现黄雁村医院)治了半年。虽然有所好转,能唱,但是恢复不到原来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也没有演什么戏,就参加演出了《谢瑶环》的一个角色,在研究院小剧场演了个《苏武牧羊》,是内部演出,大家对我印象比较好。我去时剧院已经吸收了贠宗翰、王义民等人,人员比较多,全院大概有七八百人。后来到了国家困难的时候,说研究院大概要下三分之一。当时五一剧团在招人,我认识五一剧团的书记任致远,原来我在青年实验团时他给我当过辅导员。我和他谈过一次话,他答应让我去做导演工作。但是当时要政审,让李景华(导演)跑到蓝田县进行政审,由于我父亲背景不好,五一剧团又是部队剧团,对这方面很严格,就没有去成。后来决定把我下放到乾县,乾县有我个同学王碧云当团长,他对我底子也比较清楚,去了之后也是当导演。我脾气不好,和当时那的书记弄得不太好,他们又从歌舞剧院调了个导演,我一看这情况就改行往回调。我当初到乾县去,文化厅说是革命的需要,让我以后有困难找他们,等到我说要求调回来的时候文化厅不管了。我是干部身份调出去,最后是职工身份调回来的。我在商业局认识一个同志,我问他:“我想回来,能调回来吗?”他就发商调函,发了三次没有调回来,就是由于干部身份不好往回调。最后在档案上写“由于身体和家庭原因,自身水平有限,自愿放弃干部身份”,一个礼拜就调回来了。1964年我又回了西安,就在现在的劳保公司,安排在那里当营业员,但是我一天柜台都没有站过,一直在办公室坐着,就这样一直到退休,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刘新民《游龟山》剧照

采:以后就彻底从文艺界退出了?

刘:是的。陆陆续续也给排戏。其中有一段时间,饮食公司有个业余剧团,号称“秦腔四团”,都是剧团改了行在饮食公司上班的,他们的经理特别爱戏。领导爱戏,这就好办,也愿意投资,因此这个团就比较好。我后来在棉布批发部门,上班在菊花园口的大楼里,和他们一个大门进出。他们的经理是我的乡党,就让我给他们的剧团排戏,有时候也演出。到最后我基本就跟饮食公司的人一样,我本来有单位出差的工作,饮食公司给我们这边一说就不去了,“你要干什么,我们派一个人,你给我们教戏、演出”,就弄到这个程度。

采:苏派《苏武牧羊》和别的有什么区别?

刘:排戏时,老师就对我说:“苏武牧羊在啥地方?在草原上,他不是在咱会议室,也不是在别的地方上。”因此这个戏的第一句箭板“汉苏武在北海将身哭坏”,就要给观众交代清环境。接下来配合身段表演,有一段这个戏专用的打击乐,别的戏没有。再一个就是苏武和李陵见面后的喝场,苏家在这里的处理是一高一低,一抑一扬,抑扬顿挫,和别人不一样。李陵那四句唱,有人唱花音,给我们教的是苦音,“奉君命劝苏武来至北海,今日里见故人有口难开。我降番又劝他良心何在,我悲悲切切下马来”。然后下马,翻袖子,两个人推磨子搂抱,这样才合理。苦音能使演员心理复杂化,花音情感就不一样了。最后的处理方法也不一样,唱完了 “两眼花望不见路途高低,年迈人身无力我倒卧雪地”,滑步起吊毛,抢背也可以,但手里面的节杆不能扔掉。现在有些人把节杆放到一边倒僵尸,这个地方不能用僵尸。戏要演情,但不能胡来。比如《杀庙》,我就敢肯定地说,我演《杀庙》多一下都没有,简单地很,把人物交代清楚就行了,但是非常俏皮。苏育民家演这个戏动作也简单,但是人物大气得很,把人物的身份能演出来,韩琦是个高级保镖,不是耍猴卖唱的。

刘新民《四进士》剧照

采:您对目前的秦腔有什么看法?

刘:我在舞台上时间不长,改行也比较早,但爱戏爱了一辈子。我们那时候常说一台无二戏,进了排练场,就得把你所有的东西放下,决不能一心二用。执事者要各执其事,乐队和演员一样,演员演唱的时候乐队就得把感情往出拉,不唱的时候也得跟着游。戏曲是综合的艺术,唱念做打文武乐队都能齐心协力,这个戏就感觉不一样了。过去人都爱看戏、听戏,现在人把唱秦腔叫噪音,我听着都难受。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现在对艺术的要求太低了,谁有点嗓子,能喊两声就红了,我对此是不赞同的。尤其是现在流行一句话“吼秦腔”,听到这个“吼”字我头就大了。有些演员凭着嗓子好,成了“大师”“专家”,我看了以后心里很不舒服。人我都认识,而且关系很不错,我说你到底懂得有多少,就敢叫大师,哪一点够上大师?大师可不是随便说的,得有相当的造诣。演戏就是功,功到了,人物一下就出来了。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舞台上行就行,不行靠吹也是不行的。

采:您作为苏派弟子,觉着现在苏派传承是个什么情况?

刘:苏派的戏比较难传,首先苏家的二音子一般人没有,因此学苏派的人很少,能唱到位的更少。我学的须生戏《苏武牧羊》《杀庙》,现在给学生教也没有问题。苏派最具有代表性的剧目《苏秦激友》《打柴劝弟》《游园逼宫》《扑池送亲》能排的人比较少了,其中《扑池送亲》难度最大,没有人继承下来。前几天王军武招集了几个人给苏社长的《将相和》《义责王魁》《扑池送亲》三出录音配像,让我和卫赞成负责导演,《将相和》和《义责王魁》配出来了,《扑池送亲》演的人不敢上,排的人也不敢上,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

刘新民《拆书》剧照

采:如果有机会让您去传授苏派戏,您愿意吗?

刘:只要有人愿意学,我肯定会全力以赴。我当初学的是须生方面,像《苏武牧羊》《杀庙》我就可以排,示范唱腔、动作方面都还可以。当初我的嗓子没有恢复,现在年龄大了,嗓子反而很好,高八度都能唱上去。前段时间贠宗翰过75岁生日,我也去了,前面丁良生唱,下来我唱了四句《赵氏孤儿》的“忠义人”,我能赶上丁良生的调。贠宗翰说了一句“我师哥还是我师哥”,大家一下都笑了。贠宗翰是我师弟,和我关系一直很好,“文革”后他恢复《打镇台》,有些地方忘记了,到这里来找我,我俩共同商量排练的。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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