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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社50级学员冯亚民访谈实录

2017年05月12日 17:40:14来源:秦剧学社 作者:陇上一痴 梦回秦情 追风 浏览数:924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采访时间:2016年05月12日

采访地点:兰州市冯宅

采访人员:陇上一痴、梦回秦情、追风

引荐人员:孙伟华

录音整理:追风

文字编辑:陇上一痴

名家简介:冯亚民,1939年生于西安,1950年进三意社学艺,为该社第九期学员。师承姚裕国、张朝鉴、徐元民、姚鼎铭、苏育民等先生,工小生。1959年离开三意社后,前后在张掖山丹剧团、汉中勉县剧团工作,1963年到兰州市秦剧团,直至退休。代表剧目有《苏秦激友》《周仁回府》《芳草碧血》《白玉楼》《火焰驹》等。

以下为采访者(简称“采”)和冯亚民老师(简称“冯”)对话实录:

采:冯老师,您老家在哪里?在什么的情况下学的戏?

冯:解放前我家在西安市解放路东一道巷,刘茹慧家在二道巷,肖玉玲家在八道巷。53年以后,我父亲就把家搬到曲江池寒窑那块了,在那我们住的是窑洞,没有房。我的生日是一九三九年正月二十八,在这以前,我家里也没有唱戏的。我这人命苦,我上面有哥,人家在上学,但是我是家中女孩的老大,我实际在家里是当的保姆使唤,就那么大一点,成天背着娃,给屋里烧炕等什么活都干。文艺界这些演员老了身上都有些毛病,但(病因)都不像我,我父亲脾气不好,一杠子把我腰打折了。我小时候有一次看娃娃,背着出去玩,家里人嫌回来晚了,就把我绑起来,用木头柜子的腿打,我父亲打我,母亲也打我。有一次,半夜我妹妹哭的不行,我妈让我一个人去小差市找我父亲,那时候小,后面好像有鬼灯,把我吓得不行,就跑着去叫他,他可能把钱输了,就把我提着个胳膊扔到砖地下跪着,那时还飘着雪花。我在家里受罪着呢,实在是被逼迫得没有办法,不愿意在家里待了。我院子里有个男的,看我在这个家里可怜,就说把我给他三爸(苏育民)领去。当时我父亲不同意,说那时学戏要挨打,我说不怕打,我在那被打是学戏呢,在家里是白挨打呢。现在提起家里这个事情,我非常伤心,等于那个邻居把我救下了,就这样把我送到三意社学戏了。今天我这个病这么重,就和小时在家里挨打有关系。

采:当时去三意社是什么样的情形?

冯:把我领去后就对苏社长说:“三爸,我给你领了个娃。”他就问我会唱啥,我啥也不会唱,也没有上过学,我就啥都没唱。苏社长就对姚鼎铭老师说:“你把这娃领去,考了的话就考考,不考的话就先留下”。就这么样,我在三意社待下来了。后来三意社收了这一班学生,过了几个月,人家还要考试,考的时候就会刷掉一批。考试的时候正好我奶奶去世了,我回去守丧了,就把这次考试逃过了。

我是1950年11月份进的三意社,参加了新生部,肖玉玲是1952年来的,她来的时候就本身会唱戏,她当时参加的大人班。三意社的姚裕国老师、袁允中先生非常喜欢我,1953年姚裕国老师给我排了《苏秦激友》,接着又排了《周仁回府》,还经常把我叫到他家里吃饭。张朝鉴老师还给了教了《详状》,他的白口确实好,带着二音。(示范:“道姑我处有状,待我看来”),就是同样的几个字,他说的白口就是给人感觉不一样。那时候我在同学中年龄小,演生角的还有刘新民、王敬安,他们当时嗓子好,在学生里面挑着大梁,后来把我调到大人队给肖玉玲配戏去了。我俩合作的第一个戏是《秋江》,第二个戏是《天仙配》。1953年,《秋江》出来就碰上大人“赴朝”慰问演出,十几本戏全部压到我们身上了,我和肖玉玲把《秋江》一次就唱了40场。我在底下就不会说话,没声了。我这嗓子还怪,一到舞台上就出来了。把我一天唱得累的,嗓子都有白喉了,然后就给舌头上打的青霉素,舌头硬的连水都喝不下去,就那样晚上还要唱戏。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和肖玉玲合作演《秋江》,下来电台叫录音,我的嗓子得了白喉,医院让我动手术。我哥是军医,他把我领到陆军医院,他就说再也不能唱了,再唱嗓子就烂掉了。我在陆军医院住院,还没有到出院时间,电台又要叫录音,剧团就把我催着拉回去录音。录完音,我的嗓子又肿了。到现在我的嗓子二音不行,没有二音子。

以后刘新民、王敬安都没嗓子了,又要把我调到新生部。姚鼎铭先生是大人队的导演,新生部的教练是徐元民老师,他们两个为我吵架了。姚老师说:“到新生部和肖玉玲的几本戏谁演?”我当时没有戏,在底下吊嗓子,他们就在舞台上干仗着呢。我在新生部白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晚上演《吕布戏貂蝉》,当时才十几岁个娃,担子就这么重。我这人笨,不管睡觉走路,都在念台词,不管其他闲事,可能也是家里小时候没有营养,一天台词先念不过来,有时候我在前台唱,幕后有人给我抱的本子提词。再一个我这身体不好,尤其是腰在家里遭过罪,我的同学练功时他们腰不疼,我们有个叫李天堂的老师,他给我扳腰,疼得不行,腰坏了。我这身体,一是家庭把我折腾坏了;另外,我当时是十几岁的娃,要挑那么大的大梁,几十本戏都让我一个人唱,不对了的话,徐元民老师就提着杆杆打呢。所以我小时候在家庭和剧团都受的罪大,但我们的老师实际对我很好,有时我肚子饿的不行,老师给上五分钱,在三意社门口买上个肉夹馍吃一个。

冯亚民、任兰英《花亭相会》剧照

采:您进三意社多长时间就开始上台演戏了?

冯:1953年就开始演戏了,第一个折子戏就是姚裕国先生排的《激友》,本戏是《秋江》。从53年开始,一会儿到大人里面,一会儿到学生里面,反正剧团的戏我都演过。

采:您演的这些戏主要是谁排的?

冯:姚鼎铭我们叫大姚老师,姚裕国叫二姚老师。姚裕国老师对我好,大姚老师对肖玉玲好,排戏时把我骂的,嫌我笨。我们剧团还有三个京剧教员,谢蔚霈、李阔泉、李庆增,也给我们排戏,李天堂老师主要训练我们踢腿、下腰。赵振华老师对我也好,也给我们排过不少本戏。那时候不发工资,我没有营养,家里也不会给补贴,社里有一个大师傅,叫马学义,我把他就马哥,他对我好。我和肖玉玲演完戏后,他就给我一盘子红萝卜丝,留上两个馍,因为唱戏前不能吃的太饱,肖玉玲也沾我的光了,我说:“玉玲,赶紧,咱们吃”,天天这样。这些老师对我们学生很重视,他们排戏的排戏,照顾生活的照顾生活,我很感激他们。

我这人爱学习,我有一个老师叫严辅中,他对我也好,中国京剧院杜近芳、袁世海、叶盛兰他们来在西安人民剧院演戏,严老师给我票就说:“娃呀,去看戏去”。赵燕侠在五四剧院演戏,严老师也把我领去看她的《玉堂春》,“会审” 到现在我还记着,她是京剧演员,能把我能吸引住,哎呀,那唱腔、表情、眼神,真的绝了(拍掌叫绝),现在没有。梅兰芳先生在人民大厦演出,苏社长给我的票让我去看,我那时候是个娃娃,欣赏不了梅先生的戏,他的艺术太高了,太深了,我看着就瞌睡了。梅先生来西安之后,还到我们团里拜访苏家,还照了相。那天照相我没有去,后来苏社长还说:“你这娃简直没法说,这么大的艺术家到咱们团来了,照相为啥你不参加?”我这人不图名利,艺术好了我就向你学,其他事不想参与,就这么个观点。

冯亚民《白蛇传》剧照(1954年)

采:西安的秦腔名家您还有哪些印象?

冯:在西安,像王天民、刘毓中、我师父苏育民也是艺术家,我都看过。王天民的戏到现在还在我脑子中装着,绝了!王老师是男的,我是女的,就《洞房》的一点动作、一点表情我的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就好到那个程度,他和梅先生的艺术有一拼。我们社长也说过:“人就不爱和他(王天民)演戏,把人演的身上起鸡皮疙瘩呢”,你就可以想象王天民演戏的程度。刘毓老和我关系也好,经常说:“娃呀,到刘伯这儿来,给刘伯把这啥做一下。”因为去长春(拍电影)的时候,他和社长在一个房子住着,当时计划要拍《打柴劝弟》,要我给社长配娃娃生,经常去他们房子,所以他对我很熟悉。刘老的戏和社长的戏是两码事,他是衰派老生,像《卖画劈门》这类戏别人唱不过他。我师父(苏育民)人好、戏好,过去我在西安当学生时,人们就说:“苏家的艺术算正宗”。他是能文能武、贫生能唱,武生也能唱,胡子生也能唱。他的很多戏都是我给配的,《打柴劝弟》我的二生子,《激友》我也演的二生,尤其他的《大烟魔》,我演的他外甥,这个戏是在尚友社剧场演的,三意社那时正在修舞台。他一出来就拿那个拐拐一甩,我脑子现在还有印象,他就像财主家的少爷一样。《家庭痛史》里他演的不务正业的男人,肖玉玲演他的妻子,我还是演他外甥。《三堂会审》给我派的前本王景龙,演“嫖院”、“关王庙”,他是后本王景龙,演“打更”、“夸官”到“会审”、“监会”、“团圆”。他在探监前没有遇见刘秉义时,戴着毡帽子,把观众这么一看,帽子往底下一拉,他的那表情,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

苏育民先生《打柴劝弟》剧照

社长那时候忙得很,他是政协委员,到北京开会一年就得几次,还要经常出外演出,回来就演上几场戏。他也给我们教,就是比较少,主要是没时间。我的水袖就是社长教的,他说:“娃呀,观众给你鼓掌并不好,你要能把台子底下观众看得不吱声,都看着你,你就把戏演成功了” 。“哪怕台底下有一个观众,你也要对他负责,认真的演。”这是他给我说的原话。他给我说水袖怎么甩,第一次甩什么,第二次甩什么,这都详细的给我说过。再一个,他给我教了个尖团音,比如“小官人“,这个“小”字就是尖音,舌头尖子上把这个字挑出来,他还专门让袁多寿的兄弟袁庄给我锻炼尖团音。他还给我说,发音要从丹田,小肚子这块,积气往出发,要注意共鸣,鼻音、脑音、喉音,五音俱全。和社长交往都是封至模、袁多寿、袁庄、马健翎、黄俊耀这些人,对唱念方面非常讲究。苏家的戏不一样,他的唱腔、道白、表情,就和别人不一样,和叶盛兰在一个层次上。

社长这个人好,不乱发脾气,从不骂人,至多就把你批评一下。他们一家子都是唱戏的,他们的嗓子都好,老大——大社长(苏哲民)唱戏扑到台子底下,很早就不在了;二社长(苏新民)后来在研究院教男生唱腔,社长的《游园逼宫》这些戏都都能唱,也能教;苏蕊娥在研究院教的女生唱腔,五几年让苏蕊娥登台演《三娘教子》,她和我现在一样要拄拐杖,我们把她叫娥姐,团里就把我派去给她演娃娃生,上场把她扶着。那次台子底下坐的都是名人,我上去一紧张还把词给忘了。娥姐有时候到我们剧团来,这些大人们就说;“来,给咱们唱上一段”,她的唱腔非常好。苏乾坤虽然没在戏行,但有次在电视上唱了一板唱腔,一开口,台子底下观众掌声不断。唱戏离不了生活,艺术把生活裹上,这个戏就值钱,他们的艺术氛围在那放着,所以苏家的戏就是正宗。

关于学戏,我这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社长演戏,我就在帘子口看,他下场了我就在后场等,就是一锤一脚都在按他的学。长春拍电影时,带去了本戏《火焰驹》和两个折子戏。社长把我也带去了,让我给他演《打柴劝弟》的二生子。计划先排《火焰驹》,因为用的人多,排完了其他人就可以先回来了。结果《火焰驹》拍了一半,上面有政策,我们折子戏就拍不成了,就光把本戏拍完了,我们就提前回来了。《火焰驹》里的生角的唱腔全部是社长给陈妙华教的,社长虽然演的是大生子,你看人家的撂板唱的多好。那次去的还有谢迈千、荆生彦,他一天和荆生彦都在研究着怎么唱怎么唱。回来以后,社长就给我把这戏排了,光《卖水》一个出场教了多少遍,手把手给我教:“你这娃咋这么笨”,他在院子拿个躺椅在那一趟:“来,过来把这戏走一下”。

1958年8月28日冯亚民在三意社演出戏报

苏家当今没有了。现在也有人找我学戏,我认为排戏不能误人子弟,答应给他排,我得弄清楚:你是要光学这个戏,还是要把苏家的东西融化到你身上?你先把你的观点弄明白。你要光学这个戏,我坐着给你说这戏咋唱就行了。但如果想学苏派,难。社长确实对学生好,我离开西安的时候,还给我买过一双靴子,嘱咐我要常练功。

采:您什么时候离开三意社的?什么原因?

冯:我是1959年离开三意社的。过去三意社有个书记,他让剧团这些人入党,就用这点权利和一些女演员乱搞关系,有次被我无意中发现了,他就想办法造谣整我。我逼得没办法了,就去了甘肃张掖山丹剧团。苏社长也没有办法,当时也被人批斗,走的时候我就在会上说了一句话:“雪里埋不住死人”。后来我怀孕回西安,我同学就告诉我三意社的底子全部被揭开了,那个书记也蹲了监狱。为什么我会到山丹,因为我对象是渭南剧团的学生,他支援到山丹了。山丹的团长又去渭南要演员,正好我们三意社在渭南剧团的剧场演戏着呢,那团长叫个王刚,就看上我了。他回来就到山丹剧团说:“三意社有个小生确实好,如果能到我们的剧团,我们的戏就确实提起来了。”大家就问是谁,然后说这是谁谁谁的对象,由县委出面给我师父拿的东西,让我去山丹。当时我在三意社那样的处境,社长就放了我。

我那时没有出过门,也不知道山丹是什么样子,一下火车我傻眼了,车站里连个灯都没有。可是山丹的县委书记、县长、部长这些领导对我好,就把我这么供着呢。到了山丹后,给我排了个《芳草碧血》,正好十年大庆,就在兰州剧院演了这个戏。讲述聂政刺杀秦王的故事,我扮演刺客的角色,薄底靴子、佩剑,因为我是个文武生角,也能扎靠,所以演出效果很好。当时是十月国庆献礼,演戏的时候我父亲就在领导后面坐着,我们的团长陪着省上的领导看戏,我父亲听见领导说:“这个演员可以调到省秦来”。戏完了,局长跑到房子把我看了一下,准备要把我调到省秦。结果我们的县上一听说把我要调到兰州,就把剧团拉到敦煌,让人民剧团另外一个演武生的女演员代替我了。

61年甘肃饿死人的时候,派了4个剧团到新疆调粮,有人民剧团、张掖剧团、山丹剧团和大众剧团。两个团上北疆,两个团上南疆,我们剧团去了南疆,河那边就是苏联。我那时刚刚在西安生下老大,团长就在我家住着,我还没有出月子就让我上新疆。没办法,今天出月子,明天就跟他上了新疆。那时候是个过年的时候,新疆有个大河沿,为什么叫大河沿,新疆和甘肃两交界。火车只能通到大河沿站,然后就用小车、吉普车、大轿子车把这些人从大河沿往新疆运。

调粮回到兰州后,我到西安生的大女儿,那时宣布小剧团一律解散,我们山丹剧团就没有了。没办法,我就到处搭班子。我那时也找过苏社长,汉中勉县到研究院要人支援,社长就给他二哥说,让我和研究院的三个人一起去了勉县。刚开始的时候勉县的团长不想要我,嫌我是个女的,人家几个男的长的也高,有唱胡子生,还有唱媒旦的。我让我父亲把我送上火车,上了火车也没人和我说话,团长就和其他男的坐着聊天,把我撂在一边。到了勉县后,就把研究院接的把式带着下乡演出去了,意思说我在研究院接了些人。让我和剧团的一个女的在团里先住着,也没有让我下乡。下乡回来后大家都得出戏,人家就问我演啥,我说我演《激友》,随便排了下就上了台。上台一演,团长态度就大转变了,就不管他们了,光招呼我一个了,派的人把我专门招待上。

后来勉县剧团也要解散,我回来了,又没地方了。这时候,甘肃省秦的刘茂森团长、张掖剧团派的人,有的在兰州找我,有的在西安找我,都没有找见。我在家生娃时,我就给刘茂森写了一封信,他给我回信说剧团现在下乡了,让我直接去他们团里。我把娃生完就跑到兰州了,到省秦之后刘团长下乡还没有回来,团里就一个书记,还是外行,他说:“来回车票我给你报了,你先回去,剧团回来了我给你去信”。我就拿着省秦给我买的车票,在街上走着,晚上的车票就准备回家,结果碰见了兰州市秦的王玉梅。我们在兰州剧院演戏时见过,她就把我拉到她家里去了。然后她到市秦通了消息,市秦就让她千万把我留住。这是63年的事情,我就到了兰州市秦。

冯亚民《芳草碧血》剧照

采:当时市秦是什么情况,都有什么演员?

冯:市秦那时候演员很硬,张方平是团长,李寿亭是书记,演员有靖正恭、杨金民、周正俗、刘金荣等,他们都是好演员。周正俗是甘肃人,功架好,但他是甘肃白口,陕西这边人不认。刘金荣是陕西人,他的《金沙滩》可真好,《点将》时在桌子上刀一提,眼一睁,一个一个数娃呢,那一对眼睛大得很,真是一绝。还有庄用中,是陈妙华的叔父,妙华他爸是庄正中,哥俩都是唱小生的,他以后没嗓子了,就画了布景。当时剧团有个别演员给领导说,不让要我,刘金荣和庄用中这两个人给我画押了。他们给市秦的领导说:“要是把这个人放走了,就真没有水平”。他俩以前和我都不认识,人家是剧团老艺人,都帮我说了话,我就在市秦待住了。

采:您在市秦都演过哪些戏?

冯:剧团所有的戏都参与演着呢。文革中间造反派整我整得厉害,我不想在剧团待了,就去商业上当了个服务员,这期间我啥都干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演开老戏又把我提溜回来了。这一阶段我演的最多的是《周仁回府》,当时兰州剧院是我们剧团包的,另外有些小剧团在兰州剧院附近的隍庙演出,人家两毛钱一张站票,我们是座票,所以那些剧团台子底下红火得很,我们剧院每天能卖半池子人,团长的《跑城》这样的戏也上不了座,兰州剧院也有意见,说我们市秦卖不上座。团里的王笃把我塞出去了,他是团委会的委员,在大会上提了个意见,说让我上个《周仁回府》。我就给领导说:“先唱上一个戏,我这个演员能站住脚,你们要我,我就留下,你们不要我,我就还回到商业上去,哪都能吃上一碗饭。”结果他们同意了,就派庄用中给我排戏。庄用中也很高兴,就给我当导演,实际上给我当的啥导演,就是一天把乐队、演员集中起来,具体戏还是我自己排的,因为小时候在三意社就学演过。大家都休息了,我就在舞台上一个人练,有时候就把王笃叫来给我把这段唱腔拉一下,就是个干胡胡给我伴奏着练唱,庄用中有时候就回去了,有时候也在场。结果把牌子挂出去,都没想到,兰州剧院楼上楼下座全满了。大街上别人给我说的:“文化大革命前见你演过戏,以后再没见过,现在怎么冒出来了”。剧团的人都傻眼了,王笃给人家打了包票,王笃也赢了。

《白玉楼-观画》也经常演,我看过靖正恭老师的,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个戏。靖老那嗓子是童音,又甜又亮,他在甘肃演《观画》《吃鱼》是一霸,在群众中是很有名望的。主要是白口好,但身上没功,身架不行。他也是我师父,那一年市秦要组织拜师收徒,靖老自己填的是我师父,他这人也好,给我说:“亚民,你不要介意,我把你写上了”,我说:“没有啥”。实际上我没有拜他,他也没给我教过戏。今天说实话,我后来演的的这些戏都是我自己排的,像《周仁回府-悔路》到这应该怎么动,出场应该怎么出;像《白玉楼》张彦把白玉楼赶出去,后来明白是误解了,这时候人物是啥心情,应该用啥动作,都是我自己设计。当年老师也给我教过,但有些只能排个大体,我自己也在演出中不断琢磨。

冯亚民《周仁回府》剧照

采:到兰州以后和三意社还有来往吗?

冯:我的同学都在三意社,和我关系都好。三意社来兰州演戏,就在文化宫住着,肖玉玲一天缠着我,她上舞台我得跟她上舞台,她化妆要我坐到她跟前。她在这演了一回《三堂会审》,非得找我给她配王景龙。那时候团长是张世军,就给她说:“她有病呢,在家还是在哪,我们也不知道,先给你派个人把这戏先排了”。肖玉玲说:“我要等,你们赶紧找人,要不这戏我不排”。我还把她说了一下:“这戏我都忘得差不多了,谁给你把这生角演上都行,你的事情太多了。”我一去,乐队也让我演。过去我演的前本,后本不太熟,刘养民给我把词一说,就把这戏演了。

贠宗翰也是我同学,他比我小几岁,56年支援白水时,把他支援走了,后来到了研究院。有次到兰州为《赵氏孤儿》录音,让王笃叫我呢,我说老同学来了得支持一下。就“挂画”这一场戏,宗翰一会儿就唱不成了,就把电壶放到跟前,使劲喝。我和他开玩笑说:“宗翰,你干啥来了?这一电壶水喝完了,你一场戏给人家没录完”。我一口水都不喝,顺顺当当把戏录完了。

三意社举办社庆,也给我下过两次请柬,第一次我回去了。第二次我有病,没有上班,收发室把请帖给我迟了,收到时庆典都过了,没有去成。第一次我拿到请柬就去了,去了之后大家都让我演《激友》。过去给我师父打鼓的是卫镐京他爸卫振伯,这时候卫振伯都不在了。我有个师哥叫杨辅禄,也是敲鼓的,他也退休了,社庆时三意社请他去,没请动。我回去这戏让谁敲呀,年轻娃娃们不会敲。李夕岚就把我领上到杨辅禄家里去了,他是李夕岚的大伯哥。我去啥话都没说,戴了个帽子,往沙发上一坐,李夕岚就说:“哥,你看谁回来了?”,我把帽子一拿,他说:“哎呀,妹子,你咋回来了?”就高兴的不得了。我说:“我回来了,人家要让我演《激友》,谁给我敲呢?”他说:“哥给你敲,你来了,哥要去呢么。”就这么着把杨辅录请到了,他把这戏敲了。后来碰见卫镐京,给我说:“姐啊,你咋不让我给你敲呢?”我也是把他忘了,一时没想起来,要是他敲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他的鼓锤和他爸一样硬。以前社长演戏都是卫振伯敲的,杨辅录不敲,打下手呢。演出时康盛富给我配的苏秦,原定的他要和李月娥演呢,我去了以后李月娥和卫水珍演了《藏舟》。康盛富见到我也很高兴,把我放到他家里,给我买的黑米酒,一天就让我吃喝,反正他就是不让我走,把我喝的连嗓子都没有了。西安那时没有暖气,给我跟前架了个炉子,炉子有煤气,把我住的头都疼了。我说:“老哥,在你这儿住的,头也疼,酒喝的嗓子也没有了,我给人家咋演戏呀”。最后一天,牌子挂了,剧团在三意社隔壁给我包了一间房,我得把我的戏词都回忆一下,嗓子也不成,也没有二音了。这戏给人家不演吧,把人家都吃了一个礼拜了,不表现一下也不好。我就在旅社想:我这戏演不好,第一没嗓子,第二有些词都想不来,有些是跺锤子,词要唱快呢,词不记得,唱啥呀?回头又想:把这脸一抹,装到袖子里,把我东西都收拾好了,晚上硬着头皮把这戏演了,丢人了我就连夜坐火车跑了,你们该议论议论,我不管。如果说演的还能站住脚,我还得回趟家去,家里还有老人呢。结果就硬着头皮把这戏演了,但是陕西的观众、文艺界的朋友竟然都说好,这个结果我没想到。文艺界的人就坐了半池子,两边走廊上都站得满满的。王芷华把戏校的学生也带着去了,把头里的凳子占上,问我第几个演,我说我第二个演,我演完大家该回家的就回家了。就这一演,我也不知道好不好,我到现在没有想通。我认为那次没演好,第一没嗓子,第二嘴里的词不清楚,至于表情还凑合。我过去53年就演《激友》,观众那时对我就有好评。我给你说,这戏我只演了七成,没有演到家,我对不住陕西的观众,我也承认。

三意社给冯亚民所发的请柬

采:您和文艺界的人关系都很好。

冯:人家都说同行是冤家,我和同行是亲戚。陈妙华、王芷华、刘茹慧这几个演小生的和我关系都好,他们来兰州,我也热情招待。我以前经常到易俗社看戏,陈妙华演的《夺锦楼》的二生,确实好,这戏我也演的。我今天说良心话,妙华可怜,她有个外号叫洋蜡脸,我那老师就说她脸上老贴洋蜡着呢。可是妙华一见我就亲得很,我们之间不谈艺术,就说家里的事情,她什么都给我说,我很同情妙华。王芷华是王保易妻子,她和我关系也好,后来调到艺校了。兰州市秦的段希文演《周仁回府》,原来他光会个《悔路》,后面都是我给排的,我给剧团说我这戏只演一个礼拜,后来都是让他演。

采:您哪一年退休的?

冯:我这身体不行,后来国家搞了一个“养起来”政策,就把我养起来了。大概是94年的时候,就退休了。

采:您演了这么多戏,最喜欢哪个?

冯:我也没有最喜欢的戏,我本身就不爱演戏,是生活所逼,没办法才干了这个。我一辈子按我师父说的:“要不你就不要演,要演就对观众负责,哪怕台子底下一个人,也要好好演。不要以为观众给你拍手,就觉得戏演好了,要让观众静静的看着你。”我的几个戏里,《芳草碧血》是我原创的剧目,演出是比较成功的。《周仁回府》是按照苏家的路子演的,过去新疆有人让苏家给他排《周仁回府》,苏家让我去给排的。有年我们团上武威演出,去了一帮子好演员,我因为身体不舒服,就在农民家热炕上睡觉。演了几天后,张方平的《跑城》,薛志秀的《大辕门》都上了,结果上座率不行。剧院里面的人就和我们领导谈:“你们还有其他戏吗?你们的名演都出来了,都没有个满座”。人家剧场领导不愿意,意思不行就终止合同。领导没办法了,就把我又推出去。正演戏呢,就把牌子往舞台旁边一放,人们不看戏了,都买票去了。农民的老婆和我睡着,她给我说:“你就是那冯亚民?你的票买不到手”。我问:“啥票买不到手?”她说:“人家写的明天冯亚民《周仁回府》,票买不到手”。到第二天去了以后,还真是满场,有几次都是这情况。到永登去,我演《周仁回府》、《白玉楼-挂画》,走廊人都走不过去。说明这几个戏观众还是比较满意的。

冯亚民与苏乾坤(苏哲民之子)来往信件

采:针对目前秦腔的现状,谈谈您的看法。

冯:我觉得你们搞的这个活动,也让我想了很多。我经常看戏曲频道,很多剧种都上电视了,就是没有秦腔。难道秦剧就不好吗?秦腔是古老的剧种,那些小剧种都可以上中央电视台,为什么我们秦腔却不能?我们丢失的东西太多了,和前辈比差得太多了。昨天他(指孙伟华)给我说这事,你们搜寻秦腔古老资料,这是在复兴秦腔,你们是好人,不然秦腔就没救了。要不抢救这些老资料,后来这些人怎么跟前面的名家学习?很难了。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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