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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旦角孙莉群采访实录

2017年10月10日 08:25:47来源:秦剧学社 作者:陈静 杨瑶 浏览数:718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采访时间:2015年5月22日

采访地点:西安市孙老师家

采访人员:陈静 杨瑶

录音整理:小伍

文字编辑:陇上一痴

名家简介:孙莉群,秦腔旦角演员。1940年生于西安,1951年进西安新民社学艺,1952年底转入易俗社,为该社14期插班生。师承王辅振、凌光民、贺孝民等,又受蒲剧名家王秀兰、戏曲教育家封至模指点,代表剧目有《箭头鸳鸯》《乾元山》《挡马》《白蛇传》《夺锦楼》《双锦衣》《三夫人》等。

以下为采访者(简称“”)孙莉群老师(简称“”)对话实录:

采:孙老师您家是哪里的?小时候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为什么选择学戏?

孙:我于1940年12月22日(阳历)生于西安北关王家巷,但我应该来说半个籍贯属于南方,我父亲是江苏南通市人。在我五岁,我弟弟一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回到了江苏南通,当时可能国家正在解放战争中,他就回老家了。因为战乱也就一直没回来,到解放初我父亲就不在了。这时候我有个姑姑,从江苏捎信给我母亲,让她回去分田地、家产,我母亲说我儿女都在西安,也就没回去。这时候就只剩下我母亲、我和我弟弟三人相依为命,生活各方面很是困惑。当时我母亲就给别人织毛衣、洗衣服来维持生活。她自己在门口用白布挂了个“家庭洗衣局”, 相当于现在的招牌。我把这个保存到文化大革命,结果团里把我们下放到白水县,说其他的东西不要带,我就把重要物品放在一个地方集中保存着,结果从白水生产回来以后,东西全部都不见了。遗憾得很,这是我保留我母亲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她那段苦难生活的见证。

1951年时,北关有一个大操场,搭了个戏台子,易俗社的14期在那里演戏。当时我印象最清就是李箴民演了个《十三妹》,我看了以后很羡慕:这么年轻的演员,还能挣钱。我就回去给我母亲说:“我看别人娃演戏还能挣钱,你一天可怜的给人洗衣服,很辛苦。我能不能去学戏?挣钱来养活你。”当时是个小娃,心理很单纯。我母亲就激动地说:“小小的娃,还能有这个心”。就这样我妈就找人把我送到了西关新民剧社,这时候我上学刚到四年级,就辍学从艺了。

孙莉群青年时留影

采:进新民社是什么时候?在那里演的第一出是什么戏?

孙:进新民剧社是1951年,我的启蒙老师叫王辅振,是个男旦演员,当时在西关很有名,扮相也好。我的启蒙戏是《杨氏婢》,第一次登台演出也是这出剧目。那时候不像现在,彩排熟练了再上去演,师父教会就上了。上台前师父说:“我娃第一次,胆子要大”。化妆的时候围着一群人,给我把头一包,水纱、网子把耳朵一勒,当时我记得最清楚,我说:“王老师,我听不见啥了”。这下心里慌了,脑子整个成了空白,一会上场咋办呢。姑娘一叫:“丫鬟走来”,我搭声了以后就“发瓷”不敢上了,我师父在后面说:“上”,把我推了一下,就出去了。上台了一想,害怕啥都顾不上了,把词也就继续往下说,最后戏也顺顺当当的演完了。这个戏写的是姑娘失去了老伴要另嫁人,丫鬟责备她不应该,就为这事跟姑娘争吵了。最后姑娘还是走了,丫鬟没办法关门,把门一关,戏就结束了。结果那天我把门栓一划,手绢掉地上了。我当时很矛盾,想这手绢拾不拾,我师父没给我教,算了,不拾,直接下去了。

采:《杨氏婢》这个戏学了多久?还演过什么剧目?

孙:这个戏学了几个月就上台演了。接下来学演了《起解》、《捡柴》、《河湾洗衣》。我演《河湾洗衣》的时候,易俗社49级参观民间剧团来学习呢。新民社是私人班社,班主是王正秦,各方面情况和易俗社比真是差的太远了,演出场地属于露天剧场。虽然打的席棚,也很烂。那次易俗社有十几个新生去看戏了,我一听易俗社的人来了,心里害怕得很,正唱着把乱弹都忘了,那时候易俗社在人心目中神圣得很。后来我到易俗社了,这些同学都还记着当时的情况,薛庆华说:“那时候看这个娃扮戏还可以,在台上咋发瓷呢”。我说:“看到你们去,把我吓的词都忘记了”。

采:您在新民社待了多久?

孙:在新民社待了一年。1952年有个全社会民主改革的政策,当时政府派田益荣带了两个人到社里来指导改革。当时民间剧团在管理、生活待遇、教学各方面都不如易俗社正规,至于怎么改革的咱不知道,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就是田益荣对我说:“这娃你不应该在这个团”,我说:“那我去哪里”?“到易俗社去”。他给我点到这里了。我回去给我母亲一说,她也同意我离开新民社。因为在这里一天愁吃、愁穿,在外县下乡演出我妈还得跟着我,条件很艰苦,有时候还要睡草铺。我记得有一次跟地方闹了点矛盾,当地把戏箱压了,人也不准走。我妈说:“必须回,团里没办法回,咱哪怕自己打车回。”回来以后,我母亲就说:“下决心咱不干了,我娃太可怜了,我跟你常年下乡把脚、手都冻烂了。”后来就和社里交涉,社里说你想离开也能行,但是必须用半年时间叫其他人学会了你再走。当时我想这个要求也很合理,我在社里一年演了一、二十部戏,这些戏好多都是本戏,我担任的都是重要角色。比如《十五贯》、《劈山救母》、《金琬钗》等,另外还有几个折子戏。

在《断桥》我演青蛇,我现在回忆起来,这个角色是我戏曲入门时的一个小爆发点。民间社团游走的演员比较多,好多坤伶搭班子不是《起解》就是《断桥》,我记得宁秀云、师凤琴、宏秀云这几个都在我们那里演过《断桥》,不管谁来演,青蛇都是我。当时是老《断桥》,白蛇、青蛇各有两段大乱弹,我这二段肯定能要好。还有一个戏是《卖水》,也就是《表花》,但我这个路子跟刘长瑜演的一样,丫鬟的戏多。当时是老师带去跟山西蒲剧王秀兰学的,王秀兰当时在西安演《卖水》、《杀狗劝妻》这些小花旦戏红得很,我就学回来了。我演的是眉户,当时在西关红火得很。1952年去北京汇演出《游龟山》回来以后,易俗社有一场资助民营社团的义演,那天晚上演出在新民社由刘毓中、杨天易、孟遏云、肖若兰他们演的《游龟山》本戏,前边就加我的《卖水》。那晚上炸堂了,搭的戏棚都被挤塌了。这个戏在“表花”完了以后,小姐上楼了,丫鬟有一段表演,跑三个圆场,这三个圆场就是通堂好。应该这样说,也有我的辛苦,有一些表演的成绩,另外关键是看我人小、机灵,大家对我很爱护。演完以后,把头搭摘了,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把幕帘拉开,看肖若兰的《藏舟》。那时候的《藏舟》有跑圆场呢,正三圈、反三圈,现在都简化了。她跑的稳得很,我当时就觉得神秘得很,就想学这个。

应该说我在新民社也演了一些戏,那时候小娃也不写名字,但是西关有些人也叫我“小灵芝”。经过半年的时间,把我的戏慢慢的教给了别人。最后我就离开了新民社。

孙莉群陈妙华《夺锦楼》剧照

采:进易俗社有什么程序吗?

孙:到易俗社我找的刘毓中先生,这就要牵扯到一点家事了。在我前边,我母亲还生过两个女儿,我这两个姐姐的父亲叫张勇杰,是杨虎城手下的一个军官。他个军人,脾气也暴躁,有些军阀作风,动不动就打骂我母亲。我母亲忍受不了就离开这个家了,这才认识了我父亲。为啥要找刘老呢,因为解放前他在兰州带了一班子戏,结果生存不下去了,班社就散了。这时候我姐的父亲张勇杰给他买了一副箱,帮助过他。我母亲就找了刘老,我来的时候1952年底或1953年初,具体时间记不清,记得来了以后就发棉衣。来了以后要考试,当时杨公愚的社长,说把娃看一下。那晚演的还是《游龟山》,前边加我和贾新国的《虎口缘》,演了以后杨公愚说:“收下,这个娃看着还有灵气,条件也不错”。就把我收下了。这时候易俗社49级这些同学一年半还是两年就毕业了,我跟这些毕业呢还是不毕业,毕业了的话跟所有人都差一大截。虽然在民间班社也苦练,但和易俗社对学生的训练毕竟不能比。

采:当时在新民社是怎么训练的?

孙:也是早晨6点起床,先基本功,然后练唱。像武打演员翻、跌,把架,也都有老师督促。但是不像易俗社那样很正规,再一个老师的水准也跟不上易俗社。到易俗社后,人家这一批演员在社会上已经有名气了,当时《白蛇传》在社会上已经非常红火。在这种压力之下,我练功就比别人更努力。其他同学早上一趟功,下午走身架、打把子,晚上没戏的练功,有戏的演戏。基本每天就这三趟功,我因为刚来,戏也不多,没戏就练功。人家练三趟,我练五趟,人家早上七点到九点,我在六点到七点再加一个小时,晚上人家演戏我继续练功。那个时候我没想要演多少戏,就想着怎么能顺利毕业。

在这段时间中间,贺孝民给我排了《五典坡》前本的王宝钏。这是他从西北艺术学院学习以后,当导演排的第一个戏,尤其给我排“三击掌”下了很大功夫。贺导排戏是启发式的,用了些斯坦尼的表演因素,是很注重内在的。他的一些东西有些人接受不了,我虽然是从外剧团来的,但有灵气,就能够掌握。1954年算是我的一个机遇,易俗社49级重新排演《白蛇传》。这个戏第一轮演出时陈妙华的许仙,张咏华和刘棣华的白蛇,全巧民和李箴民的青蛇。这次杨公愚与贺孝民重新加工执导《白蛇传》,排练到最后把青蛇换成我了,一本戏演到底。排这个戏,我确实下了功夫,当时杨公愚把我圈在房子里,里面有个穿衣镜子,让我对着镜子练习。通过刻苦的训练,前面的表演身段,后面的武戏我全部就把它拿下来了。演出后文艺界反映很好,京剧团杜近芳、叶盛兰来西安,首先就来拜见易俗社,咱的招待节目就是《白蛇传》的“水斗”、“断桥”。当时开座谈会时叶盛兰就说:“这戏应该叫青蛇传”。这也算是对我的鼓励。另外在人民剧院招待朱德、周总理,拿《白蛇传》的“游湖借伞”,演员就是陈妙华、张咏华、辛恒民和我。老师提前只是给我们今晚认真演出,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给谁演出,完了后老师才告诉我们。我和陈妙华、张咏华三个人在一个宿舍,回来叽叽咕咕开心的半夜睡不着,心想咱十几岁能给中央领导演出,还是很荣幸、也很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情。这是我毕业前的演出机会。

孙莉群王芷华《桃花扇》剧照

采:什么时候毕业的?

孙:1955年毕业。54年年底考试,唱做念打每个人都要过,老师坐在那里打分。考试前心里很害怕,最后公布成绩,43位演员,我排在前十名,大概还在前六名,这一块石头才落地了。考完试第二天就放假了,毕业证还没到手。这时候起就开始拿工资了,当时我们毕业定工资,一级62块钱,二级58块钱。第一次给我定的是二级,拿58块钱。第一次发工资非常激动,我妈妈也很高兴:“我娃挣钱养家的愿望实现了”。我之前很少买东西,当时穿戴都是妈妈做的,当时第一次我妈给我说:“我要给你买衣裳,买皮鞋。”当时买了一双蓝色皮鞋,还买了件衣服。第二年就正式毕业了。

采:陕西省第一届戏剧汇演您也参加了?

孙:1956年陕西省第一届戏剧汇演,易俗社就把我们这些娃们推上去了。先给我和张咏华排的《走雪》,张咏华在前,我在后,两人分演,中间不歇场。后来由于演出时间超时,就取消了我,最后是由张咏华一个演的。当时没有武戏,用了不到半个月时间,京剧导演王元喜给我们排了神话剧《乾元山》,闵景华演的哪吒,我演的石矶娘娘。这个戏里有一套双剑,每天要练几十趟,半个月后审查通过了。演出后内部反响还是很大的,有人好多年后见了我还说是当年的小石矶。我那套剑法,快速转身,然后有个卧鱼,就是个通堂好。这一届汇演从上到下都很重视,评奖也很认真严谨。给你的评语很细致,当时都发的文,把你演戏的特点、缺点都写出来了,一目了然。我记得给我的评语是动作灵巧,功底扎实,当时这个戏获得了三等奖,还发了奖牌。

在这以后,封至模又给我和陈妙华排了《箭头鸳鸯》,慢慢演的戏就多了,本戏、折子戏大概能有五十多出。1960年《三滴血》拍电影,才毕业的学生里只选了我、陈妙华和全巧民,我饰演的甄氏。这个角色演舞台剧是其他演员的,之前我没演过。

孙莉群《乾元山》剧照

采:您和贺孝民老师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孙:我们大概在1960或者1961年结的婚。我们学生毕业以前不能谈恋爱,25岁以前不允许结婚。我毕业以后,贺老师先有这个意思,当时他光看我个头高,还不知道我实际年龄。他长我11岁,有这意思后,他一直等了我四五年时间,这种情感也感动了我。另外我俩在为人做事上也比较接近,有共同语言,就走到一起了。

我自从进易俗社后,小组长、女生组长、队长、团支委、团支部、团总支,这些基层大小职务,到最后当社长,没断过,唯一卸掉领导职位就是文化大革命时候。当时贺老师在文革被批成黑五类,我当时算保守派,结果那会我们门帘上贴着很厚的大字报。贺老师是演员出身,后来到西北艺术学院学习导演,回来后就任职导演。导演第一部比较成功的剧目就是现代戏《红梅岭》,这个戏在西安参加汇演,凡是设的奖项几乎囊括了。接着又排演了个杨文颖写的《灯笼红》,以后他排的很多戏,都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排《女魂》时有一场戏,他让灯光打这里,这边暗那边明,同时打是两个不同的场景,两个环境不一样。一台就可以分成几个视觉不同的环境,这都是出自他手里。再一个排《珍妃泪》,王荣华演慈禧,他让王荣华把胳膊上衣服脱掉,全部涂上银光粉,按上很长的指甲套。有一场戏慈禧要陷害珍妃,全部全场灯暗了以后,灯光单打在胳膊上,就只看见慈禧那个手。他实际上采取了有一些话剧的元素,这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孙莉群、贺孝民等合影

采:文革后排《西安事变》的情形您还记得吗?

孙:文革刚结束时,易俗社还跟尚友社合着,恢复练排的舞台剧有《三滴血》、《杨门女将》等戏。78年是周总理逝世两周年,杨克忍就在话剧院找了个底本,拿到易俗社来改成了秦腔《西安事变》。那个时代大家对总理很爱戴的,都说要克服一切困难,不管怎么样都要排出来。导演是陈尚华和贺孝民,当时开会分配角色的时候我不在,后来同事告诉我,给我分的宋美龄。起初我还不相信,当时合团演员很多,而且我觉得自己离这个角色太远了。导演就给我做思想工作:作为一个演员,要能适应各类角色才是真本事。当时跟台湾关系还是相对紧张,后来领导劝我不要太多忧虑,就这样接了这个角色。当时每个角色都配了个B角,我是A角,B角是龚彩莲。

下排练场前先考究一些资料,把博物馆、历史档案馆的文件都看了,还看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回来以后就披着大衣体会角色的感觉。等戏都排好了,为总理唱秦腔这个事情,也费了一番周折。后来想办法把原来十几句唱改到八句,最后改到六句,先安排让蒋介石、宋美龄唱,接下来总理再唱,这样一来就有铺垫了,不会显得那么突然。1979年,30周年国庆,通知我们参加全国各省优秀剧目调演。接到通知后大家都很高兴。为了这次调演,我们又排排练了一段时间,当时大家心很齐,除了主演之外,很多名角像付凤琴、王玉琴,肖若兰都在剧中串群众。

演出后,习仲勋接待了我们。一个是对题材很肯定,再一个对易俗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来文艺界开座谈会都很肯定,认为地方戏歌颂总理,秦腔树立了典型。当时提了一个意见,说宋美龄的鞋子不能穿红色的,最后评了个一等奖。

刘毓中指导《西安事变》剧组

采:在排练这个戏的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事吗?

孙:说到这个排这个戏,我们付出了很多。像郭葆华扮演周总理的造型,都请了很多化妆师。当时我这个发型,是在西安钟楼,那个理发馆有位老师傅,对方一听说是这事情,说没问题,你天天来,我天天给你做。于是我每天开演前一个小时就去做发型,回来后再化妆。再说到我穿的鞋子,因为当时社会风气还是很保守的,这个鞋子还不好找。最后在西门外找了个军工厂,在那订做了两双,一双黑的,一双红的。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也很有意思。本来是打算演一到两场,结果演出了五六场。招待规格也是很高的,在大礼堂演出,完了在人民大会堂会餐,住的宾馆档次也高。那会西安普遍还没有席梦思床、沙发这些家具,因为宾馆的席梦思床太软,晚上暖气又太热。咱们西北人受冷习惯了,很不习惯这种环境,当时心想:这第二天要演出,睡不着咋办呀。后来,大家就把床单铺到地板上睡觉。第二天服务员进来说:“是不是我们接待不周啊?”我们赶忙解释:“我们热的睡不着,床太软了”。在那还有个演出还有个插曲,政协礼堂的舞台地毯太厚,咱们本来演出现代戏都是光板,很不适应。“南京密谋”一场戏,宋美龄一出来杀气腾腾的,一见何应钦,拿起个杯子,在桌子上一掸,结果桌子倒了。当时心想:倒就倒了,接着演。下来以后导演说:“孙莉群,你咋还给咱胡添戏呢?咋还把桌子推到了?咋还气成那个样子了?”。我说:“你叫谁穿着高跟鞋在那个地毯上走一下,我今天没把脚崴了都是好事情。地毯太软了。”导演说:“这样啊,那就算了”。说明出了这个事故,起码表演这还在情绪里头,导演还以为是我加的戏。

那会在西安演出,我一出来,台子底下观众都说:“你看,赶紧,宋美龄出来了”。那会我个子也高,人物造型也美,观众觉得这个形象很好看。刘棣华在“灞桥烽火”有一段唱,很经典,到现在还有人学唱呢。在剧场效果方面,相较于话剧,我们做了些适合于戏曲舞台表演的改动。这中有个细节,张、杨二人等着看临潼到底有没有逮住蒋介石,很着急,在房间里踱步。我们处理成,张、杨的部下和蒋介石的手下在临潼来了个小开打,结果把蒋介石一下推到前台来,披了个香色斗篷,就是这个紧凑性,底下就是个通堂好。这台戏的所有演员表现都是很好的,但那会由于政治关系,把我和伍敏中很少提。《西安事变》可以算是解放后在现代题材里的成功典型。

81年,基本还是《西安事变》那班人马,我们又排演了《白龙口》,写刘少奇在渭北地下工作的经历。我在里面扮演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跟宋百存有对手戏,这个戏也获了奖,但影响不如《西安事变》,没有把刘少奇的形象树立起来。

《西安事变》节目单

采:您是哪年当的易俗社领导?

孙:1984年,当时任的易俗社副社长。老贺在我前边,他任了可能有四年还是三年,他说:“这不行,这个业务团长事太多,把我弄的我连导演这个专职工作都干不成了”。他给上边写辞呈,打报告,写了几次,专心要弄导演,干行政对他的事业影响太大了,他热爱他的事业。最后没办法,社里同意了。后来我从1984年接任,一直到1993年,干八年。在我任职这八年中间,真是又苦又累,好处是大家对我的工作都很支持,特别是我这班同学。而且我为人有几条原则,所以大家也对我工作各方面很信服。但干行政确实对我业务上有影响,我们当时分了两个演出队,年青的就是王科学、戴春荣这一班70级学生,我们这队就惠焜华、郭葆华、惠利华49级这些人。我负责全社业务的同时,还兼任一队的大队长。我带的一队,每年都是超额完成任务。一年演出都在350到360场戏,还要新排本戏,还有半个月假,在系统争取了个先进演出队。我要叫大家干的事情,必须自己先干,要比别人付出更多辛苦。每晚十二点戏完,我和舞美队是最迟回来的,第二天早晨八点又要准备白天的演出。有一次樊新民脑梗,我和他儿子两个人从演出地送回来,到西安都半夜了,跑了三个医院,两个医院不接收,有一个医院最后接收了,等安顿好都凌晨四点了。我回来睡了一个小时,又赶紧往演出地赶去了,第二天还要演出。

采:您当领导这么长时间,有没有跟谁因为工作上的事情闹矛盾?

孙;你说有没有?也有。剧团里面很很复杂,演戏来说,让你演的多了,也问:“为啥我演的多?”让谁演的少了,也会有意见。问题是剧团不是我派戏,我一个人不可能把全队的事情都照顾到,这里面还有队长、副队长呢,队长里边还有分工,管经济的、管演出的、管后勤的、打前战的,但是有意见都会找我。都不跟我直接产生什么矛盾,比如我正化妆的时候:“唉,老孙,把我这个月的演出费登记上。”那时候演出一场三毛钱,你看可怜不,今晚有谁就登记三毛钱。我说:“这会先别说,叫我先演戏,咱下来再说。”经常会碰到这类事情。还比如把谁名字写到中间了,把谁写到边上了,都会有看法。实际上把谁写到边也无所谓,你把人家肖若兰写到边上,别人还从边上看呢。不过整体来说大家对我很信任,因为我家住的近,就连夫妻吵架半夜都敲门呢,知道我能解决好,能把这个事情平息下去。

采:您是哪一年退休的?

孙:正式退休是1995年,1993年我就退居到二线了。这个详细情况就不说了,当时我到新疆去联系演出,回来都说:“孙莉群,你没在给政变了”,我说:“啥政变了?”他们说:“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过了几天,领导班子就有调整,我就给领导谈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

采:跟您合作的老艺术家有哪些印象比较深?

孙:我带一队的时候经常跟樊新民、肖若兰、宁秀云、赵桂兰这些人成天打交道,而且跟肖若兰的配戏很多,像《双锦衣》《夺锦楼》《软玉屏》这几本大戏都是我俩主演的。肖若兰年龄比我大,她扮起来显老一些,但人家演出来就是艺术,舞台上靠演技把艺术体现给了观众,让人忽略了她的年龄。我们虽然是搭档,但我们给她配戏的都很尊敬她,她对待艺术非常严谨,城里城外一个样,天晴下雨一个样,人多人少一个样,从不糊弄观众,从化妆到表演都是一丝不苟。那年文华奖比赛,我还给广雪琴说过:“你是评委,你给这些娃提些意见,上来跟戴了个假脸一样,脸是白的,手和脖子都是黑的”。很不讲究。在这一点上肖若兰给我们做了表率,不管冬天天再冷,手和脖子都搽粉。和这些人一起演戏对我艺术影响很大。

另外这些老人在生活上也对我很照顾。我当队长时定了个制度,晚上演完戏不许打牌,半个小时后必须熄灯睡觉,因为第二天还有演出。结果有一天晚上四个人打牌呢,有人跑来给我说,我把门一敲进房子,这些都知道事不好,哗一下,有的藏在门后边,有的没脱鞋就躺到床上把被子一蒙。其中有个同学端端的坐在桌子那里,我一进去把牌桌子掀了,我同学说:“你为啥掀我桌子?”“为啥,因为你违反纪律”。“你是江青?这么霸道的。”我说:“你说我是江青,我就是江青,我今天就把桌子掀了。”我用布把牌一包,收走了。回头给大衣箱师傅说:“这副牌我寄存在你的箱底,谁要都不许拿,回去了再说”。就搁在哪里,再也没人要,这下安宁了,都睡觉了。我就在院子转呢,想想也生气,也觉得刚才自己太着急了。这时候樊新民起来了,披了个衣裳,问我:“娃呀 ,我娃是不是生气了?”我说:“没有,你咋起来了?”“老师给你说句话,跟这些生啥气呢?没必要,过去就过去了,我娃睡觉去。”这件事让我很感动。其实我跟这些同学有些争争吵吵,过后也和我没有啥仇恨,但老人对我的这种安慰让我感到很温暖。

肖若兰、孙莉群《夺锦楼》剧照

采:您跟刘毓中先生有过合作吗?对他有啥印象?

孙:有。在《卖画劈门》里,我演他女子。他的老家是临潼雨金,我和他最早接触是在新生部。他在新生部给我们练功、排戏,他教学非常投入,他排戏一招一式都在情绪里边。他不但是一个好演员,也是好老师。演戏激情是很重要的,有人演戏一道汤,你看刘毓老演《烙碗计》,激情的时候爆发力很强烈,给人影响就很深。所以他给教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带的学生也不少,王保易、刘伟民、惠焜华、郭葆华、桑梓、王君秋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给他录《祭灵》,大概是在他去世前一年,几个演员把他就糊里糊涂的搀上去了,可怜的很,颤颤巍巍这个印象老在我脑子里。一想起他,我就觉得很遗憾,为啥不给这些老艺人早一点录资料,偏要到这会才行动呢。

采:您对刘毓老的艺术是怎么评价的?

孙:刘毓老的艺术,在京剧界都对他有评价,应该是衰派须生里边的一个旗帜。他的代表作《祭灵》、《烙碗计》,特别是《烙碗计》非常感人,这个戏就是拿他的情和他的表演人物征服了观众。再比如《三滴血》的里边的一句:“年迈苍苍到老境”,唱的人很多,但谁都唱不到他的程度,他的水准在这,好多人就差那么一点不得到。

采:您演了这么多戏,觉得哪些剧目算代表作?有没有往下传?

孙:我自己喜欢的戏,最早来说就是《白蛇传》的青蛇,这个角色表演上有自己的个性,接下来就是折子戏《箭头缘》,当年演的时候也是很红火的。现代剧里有《西安事变》、《大木匠》,还和长安剧团合作演过《小二黑结婚》,反响都不错。历史剧《无底洞》我也常演,它的表演风格和我平时演《夺锦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就爱演性格反差大的角色,我觉得一个演员就应该能塑造各种性格不同的舞台形象。

贺孝民老师给陈妙华说过一句话,我记到心里了:“一个好演员要拿角色征服观众,你不能迎合观众,迎合观众的人都不在角色里”。我拿他这句话对应了好多人演戏, 有些人你看着在前台嚎叫,观众不断叫好,但不在人物角色里。肖若兰演《藏舟》,“他那里提婚姻我心情愿”,就这一句,把观众心理就征服了,就要叫你承认她好。这才是演员的本事,因此我也是遵照这个去创造各类角色的。后期《夺锦楼》我演的最多,易俗社和尚友社刚分开时, A角是宁秀云,我是B角。演到第五场宁秀云发高烧演不成了,平时B角都是在下边看戏,最后我上去了,上去一下演了一百场。经过实践锻炼,我在这个戏上也有一些独到的表演,比如劝她妹妹的前头,叫板时有那一笑,这个地方观众经常会有掌声,因为情绪到了、表演分寸也刚好。

现在的青年人对过去有些戏不了解,应该急需传承下去。封至模先生给我和陈妙华排过《箭头缘》,在八十年代时我给段小爱和白存良两个人排了,那时候他俩还是小青年,通过我排这个戏两个人给谈恋爱了,最后通过这个戏还结婚了,现在儿子也成才了,在国外工作。小爱这个戏当时还获得了石榴花奖。前一段时间省厅说要晋京演出,我准备给韩磊和朱曼排这个戏,结果两个人时间错不开,就没有排成。有几个我看上的演员,我说:“咱这团里没有靠戏,我想给你们把这戏排了。”“老师,是不是武打?是不是动作戏?”我说:“就是。唱念做打,这个戏全部包括了。”娃说:“我不了这功夫。”我一看你还是这态度,那就算了。还有《无底洞》,这个戏是个文武戏,李箴民演的后边武的,我演前边文的玉鼠精。我想这个戏在表演上还能扩展一下,给他们一说,结果都说:“哎呀,这个戏是不是妖精?丑的很?”,我说:“不是的,你把我的剧照看看。”你一心想给他们排戏,但娃们家挑挑拣拣的,我心里一下就没信心了。

孙莉群《三夫人》剧照

采:这次复排《双锦衣》,您也是传承小组之一?

孙:是的,这个戏必须传承下来。因为我喜欢这个戏,再一个它很有名,鲁迅先生也看过。谁来易俗社都说,鲁迅先生看过的戏,你易俗社现在没有这戏,我说这不行,就要排出来。这次好处是组织了个传承小组,各负其责。给我分的都是旦角,任务很重,有八场戏。我想办法要扩展它的表演,过去好的我保留,有些不足咱还要弥补,按照现在观众的欣赏我也加了好多东西。排导我是尽心尽力,至于你表演出来是咋样就要看演员的努力了。1982年排的时候我就是演大小姐,这次是易俗社第八次复排《双锦衣》,也是间隔时间最长的,时隔23年。这也是解放后第四次加工, 此前62年一次,82年一次,92年一次。要说改动最大的是62年和82年,就像《三滴血》一样,原来线索很多,到拍电影的时候形成了定版。这个戏也是这样,一次一次的加工到现在这个样子了。这次传承小组也付出了很多,我们过去都没有学过导演,只是凭着自己的实践经验和个人的体会去把指导他们。1992年演出时,一开场大小姐、二小姐的舞剑,二小姐穿的裤子,舞剑踢腿我感觉不美,这次在开场把这个改了。就为了出场的抽剑,我就想了近乎十天,从服装、动作各方面都重新设计了。我给惠敏丽说:“穿长裙,不抬脚,不踢腿。因为你是一个很有知识,知书达理的官宦小姐。在音乐中转身”。我还给她设计了斗篷,这样有利于表演,原来是丑角跟在后边走,现在丑角是矮子身架跟着跑,有了斗篷转身翻转,在舞台上的呈现也就出来了。这都是这一次我想到的,至于出来效果咋样,咱让观众评价去。

孙莉群《水淹泗州》(饰观音)

采:您在艺术方面还有什么心愿?

孙:我现在就是根据形势,看现在演员的思想状态。如果他们谁愿意学,找上门来了,我可以说是没有代价的,在任何时候去给他们排。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这想法,首先是个拒绝的态度,那你说咋办?却实话,我的心情很复杂。有时候也想,咱找几个人把这个戏教一下,但实际情况是:老师很热情的给弄呢,学生却不愿意。前两年省上举办文华奖比赛,把老人搀上搀下,争夺排练场,整天排练都是满的。等汇演一过,鸦雀无声了,排练场也没人了,见了老师也就那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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