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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戏导演张鸣仲采访实录

2017年12月01日 22:02:10来源:秦剧学社 作者:陇上一痴 梦回秦情 浏览数:771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采访时间:201年7月17日

采访地点:西安易俗社

采访人员:陇上一痴  梦回秦情

录音整理:东秦正生

文字编辑:陇上一痴

名家简介:张鸣仲,秦腔武生、武花脸演员,兼职导演、教练。生于1946年,其父为易俗社第三期学员,著名须生、红生张镇中。1959年入甘肃省戏曲学校学艺,师承黄元中、葛燕亭等先生,工武生,倒仓后改武花脸,出科后留校演戏。1979年调入西安易俗社,演出的同时兼任导演、教练工作。排演剧目有《红桃山》《女使臣》《刺蚌》《扈家庄》《火烧裴元庆》《挑滑车》《武松打虎》等,培养学生有郭军、薛学慧等。

以下是采访者(简称“采”)和张鸣仲先生(简称“张”)的对话实录:

采:请您讲讲您父亲的情况。

张:我父亲叫张镇中,字汉屏,1900年生人,属鼠的,1984年的6月12日去世的。我们家在蓝田前卫,前卫这个名字是汉代起的,这里原来是一个屯兵的地方。通过这个地方可以直接看到函谷关,如果外敌侵略时,把上边的烽火台一点,在前卫塬上就看见了。过了函谷关就到湖北了。

我父亲刚开始不是演员,是在易俗社给老先生磨墨的,当时就在盐店街住着。我父亲研完墨以后,老先生写一会儿剧本就下楼了,他就趴在楼上看人家下边的学生下腰、压腿、练功,听人家老师指点、说方法。回到房子以后,就扳腿、劈叉,自己偷着练呢。这样有一两年,老先生都没有发现。有一天老先生下去忘了带东西,又回来了,结果一看我父亲在练功,就说:“汉屏,我没有想到你的功练得这么好,你爱学戏不?”我父亲说:“爱”。老先生就直接把他领到楼下,找到教练老师,说让汉屏跟你练会儿功。我父亲就把老师给学生教的东西走了一遍,走得非常漂亮,教练非常高兴的说:“咱这行当有句话,有心的学不完,没心的学不了”,夸我父亲是有心人。就这样正式坐科了,属于易俗社第三期学员,因为他个子大,就排在前边第一个练功。

这是他开始学艺的过程,到以后演须生、红脸戏都能拿动。

采:您看过他演的哪些戏?

张:我看过他的《刮骨疗毒》《出五关》《华容道》《曾国藩》《刘胡兰》《写白信》等,尤其是《写白信》,他穿的长袍短褂,这戏就是教大家要学文化,起了很大的启发民智的作用。后来王霭民回忆说,我父亲经常和汤涤俗演这一类戏,台下哄堂大笑,演得真好。

采:老爷子的红生戏很拿手,您对哪些剧目印象比较深?

张:他和李可易的《华容道》、《挑袍》,我给他配的马童。《出五关》他演前边的出关,王秉中接演后边的《古城会》,这是易俗社的拿手戏。每逢礼拜天的时候,一个是明星荟萃的《大回荆州》,一个是全武行的《三打祝家庄》,另一个就是两个关羽的《出五关》。前一个是秦腔的关羽,后边就是王秉中先生演的,而他的风格则靠近京剧。易俗社有个老教练叫唐虎臣,他是京剧演员,原来因为失手打死人以后,落脚到这儿了。他一生只有一个女儿,嫁给了王秉中,所以王秉中的好多戏 都是唐虎臣先生教的。

张镇中先生青年时留影

采:您的回忆文章中说,易俗社第一次到北平演出您父亲是打前站的?

张:有这回事。当时他对北京很陌生,下了火车刚好是晚上,害怕得很。他手里提了个皮箱子,里边装着书,还有些钱,没有办法找到军营,就去找富连成。他就找了个拉三轮的,让把他送到富连成。对方听他是外地人,给拉到背巷去了,准备抢他的钱。走了一段时间,我父亲感觉不对劲,提着箱子就从车上跳下来了,刚好碰到两个警察,找了个人把他送去了。到富连成的时候,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采:他解放前一直在易俗社演出吗?

采:从他进社之后,一直呆到1958年都在易俗社。这期间易俗社曾经三次到宁夏演出,马鸿逵很喜欢易俗社的戏,他看我父亲和王秉中、李可易戏演得好。给他们一人一套公馆,让他们留下来培养觉民社的学生。结果不长时间,他们两个就先离开了。马鸿逵为了笼络我父亲,就把他府下的丫鬟介绍给我父亲,我父母就是这种情况下结合的。我父亲呆了一年多,也要回去,马鸿逵说:“你这个人让关羽戏把你演痴了,老是想着忠于易俗社。”后来我父母就回来了,当时西安有个南长巷,我家就在那住着。我上边还有一个哥,刚解放的时候得了脑膜炎死了。我父亲很伤心,所以一直把我带在身边,害怕出啥事情。

采:对您父亲还有什么印象?

张:我父亲这个人处事公正,在社里这些学员中威望比较高,过去在演戏之余还兼着管理工作。易俗社之所以能办到现在,就是因为社里的老先生有一套科学管理方法,非常严格,我父亲当时被社里的老先生提议选为负责人。我叔父张镇华是易俗社第七期学员,唱胡子生的,当时也很出名。但他爱打麻将,这是易俗社不允许的。人家就问我父亲:“你兄弟的问题应该怎样处理?”他说:“按社规办”,就把我叔父开除了。我叔父出社后流落在江湖班演戏,以后回去当了农民。因为他为人正派,所以和康顿易、王天民这些人的私交很好。王天民这个人除了演出,和别人一句多余话都不说,所以他的戏一般人派不下去,就我父亲能给他派戏,而且怎样派他怎样演。

采:您父亲文化水平也很高,还编过本子,可以自编自导自演。

张:他因为从小受老先生熏陶,读的书也多。易俗社当时有两个人写日记,一个是高培支高先生,一个就是我父亲。高先生的文化很深。当时有些老师建议把易俗社改成学府,师大的教授不同意。说就是演戏、背剧本的,还能叫“学府”。高先生说:“这一次由你们命题,易俗社的学生和师大的同学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出来再看。”结果易俗社的学生比师大的考得好。高先生给我父亲说:写日记能提高自己的文化修识。我父亲就一直坚持写。53年文艺改革的时候,高先生对我父亲说:“易俗社老了,把你也给老了。你为易俗社干了一辈子事情,就在社里养老,想干啥就干啥”。

1921年张镇中自编自导自演《郭义侠》戏报

采:后来怎么又离开了易俗社?

张:有高先生的那句话,他在社里还是比较自由的,但当时只要有重要演出他都积极参加。尤其在演现代戏《刘胡兰》的时候,我父亲演了个地主,确实很好。58年的时候,以王秉中为代表的一些人被打成右派了。有一帮子业务上不求上进、整天不务正业的人,光商量整人呢,被整的当然是王秉中等这些好演员。其实这事与我父亲无关,但他看不惯这些,非常气愤,就在食堂当着大家的面把那些人斥责了一番。

我父亲当时和薛增禄、杨公愚、谢迈千、冯杰三这几个人在一个小院住着。当天下午,骂完以后他就离开易俗社去找康顿易。康顿易说:“你闯下大祸了。”我父亲说:“我为了易俗社在所不惜。”他吃饭的时候碰见了杨公愚社长。杨公愚说:“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再不敢胡说了,再这样我就保不住你了。”当天下午就在食堂贴了针对我父亲的八张大字报,结果晚上一场大雨,把大字报都冲在地下了。第二天我父亲一看哈哈大笑,说:“老天爷都帮我,不帮你们” 。杨公愚社长当时很为难,对方的压力很大,就去找高培支先生商量,高先生说:“坚决不能把这个人打倒,他是易俗社的功臣,如果把他弄倒了,以后谁还敢多说话?”

当时沈和中在兰州也被打成了右派,甘肃省人大代表都撤下来了。高希中担任甘肃省秦剧团的团长,到易俗社来找人,说他那里缺教练、缺导演。杨公愚就推荐我父亲去,说:“现在易俗社环境不好,你出去可以避一避”。高希中亲自来接我父亲。当时他很难受,说:“我在易俗社一辈子,临了逼得我‘伍员逃国’。”这时候他已经58岁了,从这他就去了甘肃省秦剧团了,我母亲回了蓝田老家。

王秉中、张镇中、李可易合演《出五关》戏报

采:他去兰州还演戏不?

张:到那以后就不演戏了,搞导演。给他们排了一个《广寒图》,这是易俗社常演的戏。但是由于演员的整体素质太差,演出以后效果不佳,所以我父亲以后就再也没有排戏。后来甘肃戏校成立以后,就到戏校教学去了。

采:甘肃的戏校是哪一年成立的?

张:戏校是59年成立的。成立之初有两个班:一个眉户班,一个京剧班。我父亲和北京富连成的崔连庆在一块住。崔连庆是连字科的,和马连良是同学。我父亲一直在戏校待到66年,这时候就更乱了,戏校也办不下去了。当时戏校有个女校长,这个人非常知人情懂世故,她对我父亲说:“你年纪大了,我给你把啥手续都办好了,你就在公社领工资,哪里都不要去。”我父亲想回来,由这退休以后就回来了。

采:退休回来以后住在哪里?

张:回到蓝田前卫了,因为我母亲就在老家。文化大革命时,我父亲两次被拉到西安挨批斗。第一次是67年,用摩托车拉到半路上,车坏了。当时那些人说:“你可不能跑?”我父亲说:“我就不跑,我跑了谁给易俗社那些被冤枉的人去澄清问题?”我父亲一直走到易俗社,刚到就被控制了。第二天就开始批斗了,易俗社有一批好演员都安排和他站一排,造反派问他:“和你站在一起的是不是国民党?”他说:“不是。”又问:“易俗社谁是国民党?”他说:“易俗社没有国民党。”造反派就要动手打他,我父亲说:“你们怎么能打一个说实话的人,我不能欺骗党、欺骗政府啊。”随后把他关在湘子庙街评剧团了。

快到过年的时候,我从兰州回来。到易俗社碰见了任慧中,他告诉我说我父亲被关在湘子庙街了,我问他什么问题,他说:“说你父亲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但是没有承认。”我当天晚上就到那去看我父亲。当时一进房子很冷,他在晦暗的灯光下写东西。父亲看到我很惊讶,问:“你咋跑到这来了?”我问他:“你是不是国民党?”他说:“我对别人可能会说假话,但是对自己的儿子不说假话,易俗社没有一个国民党。”当时给他定了两个罪:一个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一个是陕西省戏剧公会主席,王霭民是主任,说这是个反革命组织。我父亲就反问对方:“戏剧公会干了什么坏事?”他们让我父亲自己交代。我父亲说:“让我说,就是好事了”。

抗战时期,有年冬天黄河结冰了,日本鬼子想从风陵渡打过来,当时想过去拿手榴弹把冰面炸开。因为天太冷了,枪栓冻在一块拉不开,战士身上还很单薄。这件事传到了西安以后,我父亲就以戏剧公会主席的身份,号召文艺界有名的演员开始义演,得来的钱全部交到戏剧公会。由戏剧公会出面,联系了我们村一个人,叫王明萱(音译,《白鹿原》中白嘉轩的原型)。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饮食公司经理,戏剧公会从他那里买了不少布,全部染成黑的,又从宁夏买了棉花,连夜用缝纫机赶制了几千件棉衣,用各种车辆运往潼关,送到了前线。这就是造反派指责的戏剧公会反革命罪状。

采:那啥时候放出来的?

张:快到过年的时候,工宣队放假了,没有人管他了,他就到易俗社请了假回来了。因为当时有个慰问演出,积极分子都走了,剩下的都是些牛鬼蛇神,这些人中除了刘毓中,他的年龄最大。

第二次是68年,11月把他抓去,一直到第二年5月1日才放出来。进去时还还是冬天,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夏天,街上到处贴的庆祝劳动节的标语。穿的皮袄上边的虱子一抓一把,出来以后身体就不行了,当时已经尿血了。我妹子在西安北郊住着,那边有一个天津黄埔分校出来的军医,说这病他能看。看了一个月时间,吃了他开的药后不尿血了。最后又拿了十几副中药,这病就算根治了。虽然回了家,但在家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我70年回过一次家,当时房子都让人拆了,老人就在院子废墟上坐着。大房子让人家占了当饲养室,一到下雨,人就在饲养室和牲口一块睡着,非常可怜。

采:那文革后平反了没有?

张:以后就平反了。我找过易俗社好几次。先找到杨公愚,他说自己现在还是反革命,没有办法给我父亲平反。78年以后,我接到文件通知,说我父亲的问题属于冤案,市文化局发的通知平反了。

张镇中先生《华容道》剧照(饰关羽)

采:老爷子去世是什么原因?

张:84年我父亲去世,当时84岁高龄了,得的是肾脏衰弱和心脏衰弱。但他的精神很好,思路很清晰。那个时候有《中国文化艺术报》,我订着呢,一个礼拜两张,就带回去让我父亲看。当时医院的大夫和护士跟易俗社的感情很深,就问我父亲关于易俗社的事情。我父亲就在病房讲了关于“卢沟桥事变”前后这段事情。有时候晚上聊到十一点多,医生劝他好好休息,说明天给他好好治病,到晚上接着聊易俗社。

我父亲在艺术上能有那么高的成就,与他的文化程度是分不开的。比如他坚持写日记,他记的范围很广,西安市的天气,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情、民众的舆论、政府的处理,易俗社当天的戏码,主要演员是谁,都囊括在内。相当于一部民国活字典。

采:这些资料现在在哪?

张:文化大革命中把我父亲关押以后,很多有知识、有思想的人都在抢我父亲的日记,后来不知去向了。鱼闻诗看过,所以他在易俗社70周年的时候写过很多东西,基本都是引用了我父亲的资料。我父亲留下唯一来的资料,就是给王仲华排《三闯辕门》的本子。我兄弟在收拾房子的时候,从上边掉下来个东西,我让薛庆华一看,他说:“这是张老师的手迹呀。”我把它交给易俗社了。

我父亲还在的时候,米钟华说:“社里这么多的房子,腾出一间来,把汉屏哥接到这来,让他说,娃们记录当初都发生过什么事。这以后就是一部社史呀。”可惜薛增禄没有走这一步。

我父亲当时给我讲得多,另外我自己也喜欢看书。最近正在写一篇文章,主要讲的是易俗社第二次赴北平演出的情况。当时西北军的将领宋哲元镇守着北京,两军对阵,西北军的大部分当兵的晚上唱秦腔,回忆着陕西家乡。这种情况对打仗非常不利,所以就决定请易俗社去慰问演出。当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各位老先生就讨论,说这是个大事情,此番进京有两个目的:一是抚慰军心,二要鼓舞士气。易俗社在北平演出时,战事已经相当吃紧,飞机满天飞。尤其在最后一晚上,后台有些人思想有些动摇,不愿意化妆演出。我父亲就问大家:“在西安的时候,大家是怎样说的?”正在这个时候,尚小云先生来了,他下午知道易俗社要回去,晚上专门过来观摩。大家尚先生都来了,还有什么说的。赶紧化妆,顺利的完成了演出。同时安排了善后工作,把行李衣服,打成软包,背在身上。戏完以后,部队上说:“让易俗社先走,到战争结束以后,回去先看易俗社。”连夜乘车离开北平,中途才得知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

这就是易俗社第二次去北平演出的前后过程,前辈们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演出的,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了。

采:您是哪一年生人?什么时候学的戏?

张:我生于46年农历8月29日,入甘肃戏校学戏是58年8月26日。我当时在眉户班,但我是跟着京剧先生学的,给我启蒙的是京剧老师黄元中,这也是富连成出来的先生。他给我教身架、把子、技巧,这方面我学的是京剧套路。戏剧最大的区别是语言和唱腔,表演法则是一致的。后来我又拜了著名武生葛燕亭先生为师。

葛燕亭先生,号称“中原第一武生”,唱红生也非常有名。他演戏很讲究,比如演关公戏,关羽一生总共有两次脱袖。一次是被曹仁的毒箭射中,在《刮骨疗毒》中脱袖,外边穿着道袍。还有一次就是《走麦城》,金疮复发的时候脱袖。解放前西安有两个红生,一个是葛先生,还演猴戏;还有一个是刘奎官,兼演架子花,后来到云南京剧院了。这两个人对西安文艺界唱武生的影响很大。当时葛先生已经到了兰州,任甘肃省艺委会主任。

我在兰州演戏的时候,葛先生去看戏了。那天演的武生戏,唱完以后,他认为很不错,就打听我的情况。有人就说:“他父亲是张镇中”。他说:“张镇中是我的老朋友,他孩子戏演得这么好,咋没有说?”跟我父亲一说,当时很困难,买了两瓶白兰地,一瓶一百多块钱,拿到葛先生那去,就拜了师。

采:他给您传过啥戏?

张:我1962年拜的葛先生,他给我传了《艳阳楼》。这是一个很难演的戏,按说我不应该学这戏。因为葛先生和我父亲一般大,一般不教学生,只是给成年演员指导点拨一下,体力跟不上了。但老师比较喜欢我,就经常让我到他那里去。有时候他给别人说戏,也会叫我:“我晚上说《艳阳楼》,你就坐在旁边给我添茶水。”

我的功是黄元中练的,拜葛先生的时候年龄大了,葛先生说:“腿功不行,就唱不了武生。”因此每天早上6点开始压腿、扳腿,练两个小时,坚持了很久等达到条件后,他给我排了这个戏。其他的老师还给我排过《白水滩》、《两将军》,都是武戏。那个时候我正倒仓,没有嗓子,但擅长武功,所以老师是根据我的情况去排的。

我对老师也很尊敬,在兰州我五年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每年发一套绒衣绒裤,两年发一套棉衣,逢年过节的时候,把衣服拿到自由市场一卖,卖的钱买点东西,都孝敬了老师。

葛燕亭先生演出剧照

采:您的武功基础很扎实,就跟那时候苦练有关吧?

张:我学戏以来,练了整整六年,很少休息。当时学校九百多名同学,我成绩排在第五名。因为过于突出,64年的时候,我就挨批斗了。那个时候一到晚上就没有人练功了,我在舞台上穿着靴子、扎着靠在上边练,摔倒了爬起来接着练。底下的老师和同学看我一个人折腾两、三个小时,当时我同学党小平说:“哥,你练功都不要命了!”当时虽然挨批斗,但是在五四青年节上,校领导说:“全校在业务上向张鸣仲看齐。”

后来不让演传统戏了,没有人管业务了。我用锨把院子把地翻了,把墙铲平,上边放着桌子,一天不停地从上边往下翻。想着这些东西总有一天能用上。

69年甘肃文艺界下放农村,我到了庆阳。庆阳当地都是梯田,我就从山上翻到山下,一阶一阶往下翻。我当时和兰州艺术科的科长范克峻在一起住着,他说:“人家都说你的业务水平好,你能不能给我做一下?”我就在月光底下把《挑滑车》里的东西走了一遍,他看完以后说真好,这都是偷偷进行的,因为老戏已经被打倒了。我父亲当初带学生,我有时也给他们排戏,大家很尊重我。后来派我们到北京学习,我和他们在一个剧组,人家学《红灯记》,我学《沙家浜》。到中国京剧院看戏,每人记一个角色,回来以后对戏排练。二三十个人都对不到一块,我就给他们说应该咋走,就把戏对下来了。当时有个马力,是《红灯记》、《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的主演,晚上拿了半条过滤嘴香烟,说:“兄弟,你要给咱动脑子哩,争取把这戏学回去。”大家对我都很宠爱。

我的成长一个是自己下了功夫,再一个就是遇上了好老师,老师喜爱我,觉得我身上好,脚底下好。当时兰州有个景乐民,他想认我当干儿子。我当时认为我父亲还在呢,没有认他做干爸。他到西安演出的时候,专门找我和张新华去吃饭,说要给我排戏。我的经验就是要勤奋、要努力。要多看多练多学,不断的充实自己。不看、不练、不学、不懂就不行。

采:您毕业以后在哪个单位?

张:我学完戏以后就留校了,原来准备到上海戏剧学校去进修一年,还没有去,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就在甘肃省戏校陇剧团当导演,68年给陇剧院排了《智取威虎山》,当时我23岁。70年,去北京学习京剧重排的《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当时学习和练功就在北京京剧团,京剧花脸张韵斌是我的老师,还有王元信也教过我。后来我的业务上大幅度提高,主要跟这次张老师给我练功有关系。

去的时候还见到了马长礼,当时他抽的是红双喜烟,对我很客气,问我是谁。张韵斌说:“是元中的学生。”人家那么大的角儿,直接提了个电壶,拿了两个茶杯,给我打水去了。过了一会儿,谭元寿进来了,端了个茶杯,梳了个背头,也问我是谁,张老师说:“元中师哥的学生,拿着他的信到京剧团来学戏呢”。他听了以后鼓励我们说:“好好学”。

前后在北京学习有半年多,回去后我就给戏校排了《沙家浜》。

张鸣仲练功图片

采:什么时候回陕西的?

张:70年从北京学完以后,回了一次家。到家以后,家里的情况就是前面说的那样,房子被人拆了,我父亲在院子里坐着。当时兰州这边情况也不乐观,我就不打算干这行了,我把这个想法给葛先生一说,他当时也被打成反革命了,也很无奈。从这就回来了,先到兴平化肥厂,在那里一直呆到77年。77年成立了一个陕西省艺术学校,当时有个主任碰见了我的老师陈光,他把我介绍到艺术学校当教师。当时的条件是只要你来,工资给提一级,户口给我重新办,粮食关系重新办,档案重建。所以我就到艺术学校了。

在艺校呆了两年,到了79年,艺术学校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学生没有办法上课,不能上课也就不能给我涨工资了。这时候易俗社和尚友社刚分开,到处招演员。易俗社49级有个杨育民,是杨三瑜他哥,他经常把我请去教东西,就给社里写了一封推荐信,我就拿着信去了。贺孝民负责这事,他问我:“多大了”?我说:“33岁”。他说:“娃呀,我们要23岁的,你都33了,这能行不?”我说:“社里能用我,我就留下;社里不用我,我就回原单位。”

当时有十五、六个人考试翻跟头,只有我一个年龄最大,大家都笑了。当时王霭民是主考,还有杨令俗、宋上华、薛庆华、李箴民、刘幼民、张宁中。王老师问我:“你带乐来个起霸,可以不?”我说行。走完以后,反映强烈得很。接着问我能唱不,我说有几年没有唱了。老师非常高兴,说:“这再能唱了,简直不得了。”就把我定下来了。宋上华说:“你下午到社里把饭票一领,找个地方睡一晚,人家明天演《水淹泗州》,你就直接上。”

当时社里对我的底细拿不住,还派了王根才和李亚光去兰州把我调查了一下。李亚光回来以后,悄悄的给我说,社里派他去兰州调查了我,那边反映强烈得很,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说我的坏话。

采:那你在社里演了哪些戏?

张:我嗓子不好,主要是演武戏。像《水淹泗州》中的迦蓝,《挑滑车》、《双锦衣》的兀术,《失扬州》的多铎,《回荆州》的陈武,类似这些角色。尤其《回荆州》这个戏,前边是伍敏中的潘璋,他一上台,紧接着我再一上去,底下观众掌声雷动,反映很强烈。还有《古城会》的蔡阳,易俗社有个传统,蔡阳这个角色一直是唱武生的演。王秉中演的时候王霭民、徐抚民都配过蔡阳,到了郭葆华的时候,是我给配演的蔡阳。

王霭民老师当时对我非常宠爱,他爱人说:“你要把鸣仲收徒弟呢,要不然你的东西谁往下传承呀?”我每次排了戏,也先让他看。他对我要求也很严格,说话很不客气,语言重得很。

张鸣仲《挑滑车》(饰演金兀术)

采:现在大家都认为您是导演或者教练身份?

张:我到易俗社以后,由于受嗓音条件限制,演正戏的机会不多,主要以排戏为主。我当一队队长是易俗社比较兴盛的一段时间,曾经有三次中央电视台录像的机会,都是我负责排导的节目。

第一次是中央三台开始要拍《镇台念书》,但审批没有成功。第二次他们又来了,要拍《醉打山门》。只给了五分钟时间,你要把唱腔、表演都要融入进去,难度是很大的,而道具只有两把椅子。社里当时都说:“这次到中央台可不是开玩笑的。”我说都想好了。我排完了以后,人家感觉特别满意。在音乐声中,两个小和尚把椅子和在一起,就像把门关上了一样。到打门的时候,人站在椅子上边跟着摇晃,就像门扇晃一样。到最后门打开的时候,椅子一拿开,就像门打开一样,非常成功。排这个戏的时候,遇见了尚长荣,他对这个节目也给予了肯定。

第二次是要拍一个《戏说三国》的节目,咱秦腔的《司马拜台》,时间只有7分钟。当时我排了一套,央视的导演排了一套。审查时先用的他那一套,执行导演一看说:“这把戏都排成啥了。”就换了我的另一套方案,执行导演说:“这一套就很好,为啥不用这一套东西?”这就成功了。

第三次是庆祝宁夏自治州成立40周年,这个节目是对全世界播放的。当时中央一台接到甘肃省民族剧院的《吼秦腔》,上边写的是舞蹈式,中央三台就说:“西安易俗社有个创作班子,把他们请过来”。中央一台的白导演和总政的林导演就来了西安,易俗社把曲子一改,拿回去排练。当时我和侯耀文、董文华是一组,排了一个礼拜之后,白导演说:“全国各地送来的节目大样都看了,最好的是西安易俗社的大套舞”。听到这个评价,我高兴坏了,激动地手都颤抖了。平时大家把我都叫“张老师”,到最后都改叫“张导”了。

那时候薛学慧、任炳汉这一组人刚从韩国回来,他们都是靠技巧出国的,我就利用了他们这个优势。大套舞共24个人,出台的时候都把翎子往出一掏,丑角拿着火把就在人群当中藏着,等到人群散开以后,丑角翻了个跟头,紧接着薛学慧一个蹦子站在丑角腿上。大家都没有想到,在人群中突然窜出来火,吹了一分钟,越吹越大,底下叫好声不断。紧接着就是任炳汉的稍子,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完了在一块儿吃饭,两个导演说:“太感谢了,节目太精彩了。”

采:您在易俗社排过什么戏?

张:我先排的《红桃山》,后来又排了《女使臣》。薛学慧、白存良、段小爱、史纺绸、郭军这些跟着练了一年左右,《红桃山》突然一演出,把易俗社给震住了。宋上华老师说他激动得回去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都为易俗社后继有人感到高兴。排《女使臣》用了十三天,获得了省市一等奖。这个戏是由白存良、薛学慧、段小爱主演的,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当时他们跟着老一辈演出多年,有一些舞台经验,又正是演戏的年龄,演出效果很好。李淑芳、史纺绸、王荣华,尤其是史纺绸,扮相漂亮、身上也好,而且一张口就是肖若兰的东西。不过后来很可惜,他们不到年龄就不让演戏了。

薛学慧《女使臣》剧照

采:您认为做戏曲导演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张:首先得是内行,懂戏曲程式,我是演员出身,这些都没有问题。但不是所有的演员都能排戏,我就需要有一点的理论知识和文化文化素养。然后要多学多看多想,不断丰富自己的排戏手段。

我看的书很多,自己买了不少,还经常到省图书馆去借书。我看书的时候把重点都会摘录下来,这样才能不断的鞭策自己进步,给演员讲的时候才能引之有据。我还给蒲剧院写了个剧本,给他们的学生排了三个关羽戏,得了一个金奖,两个银奖。后来他们院长见了我以后,就让我给他写个剧本。我说他个子低,问他除了唱有功夫没有?他说有,我就根据他的条件给他排了个《刮骨疗毒》。这戏是我父亲原来演的。华佗的台词里有一句说“擅岐黄”,我不知道是啥意思,就翻了一下资料。五千年前,有个人叫“岐伯”,专门给黄帝看病。他把看病的过程和黄帝的对话记录起来,就是中国第一本医书《黄帝内经》。所以随时随地都要不断的学习。

采:您在教练学生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

张:苏育生曾经说我是易俗社的宝贝。他搞了五届石榴花大赛,两年一届,我的学生得了四届石榴花的一等奖,还有一届没有参加。紧接着王军武又举办了“振兴杯”秦腔大赛,我排了个《武松打虎》,又得了个一等奖。

我给郭军排了《火烧裴元庆》、《挑滑车》、《武松打虎》,获了三个一等奖。有次中央有个戏剧研究员看了郭军的裴元庆以后,第二天就开了个座谈会,他没有想到地方戏还有这么精彩的武戏。因为我给郭军排戏总是得一等奖,薛庆华夫妇给薛学慧排戏总是二等奖。有天晚上就把我请过去,让我教薛学慧,她的基本功是我给练的。薛庆华说我父亲对他很好,现在他女儿又跟我学戏,这都是缘分。我给她排的第一个戏是《刺蚌》,就得了个一等奖。后来排了《扈家庄》和《女使臣》也是一等奖。后来他俩的戏基本都是我排的。

当时我给薛学慧排《刺蚌》的时候,就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放开打呢。”我说:“她和个蚌壳在那打,尤其是在海里,怎么能打激烈?”我给里边多加了一些嬉闹的东西。这个戏是梅兰芳先生的,很多年没有人演。我把这戏排出来以后,薛学慧拿到西北五省去汇演,尤其是在青海京剧团的人民剧场演出,反响大得很,给了高度的评价。因为我倒仓的时候啥都演,京剧也演过。

郭军《火烧裴元庆》剧照

采:您是什么时候退休的?

张:我是和59 级这一期一起退的。

采:对于目前的秦腔发展您有什么看法?

张:现在秦腔的发展很不乐观。文戏演员不练唱、武戏演员不练功,真正静下心搞艺术的人太少了。而且秦腔现在不讲究尊师重道,没有京剧对待艺术的那种严谨态度,演员文化底子普遍低下,对于前辈艺术的传承方面做得相当欠缺。

我现在一直想趁我的身体精力还行,给易俗社再培养一班学生。要不然的话,等现在这一班人一退,易俗社就无人能接了,这是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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