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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陕西易俗社

2018年04月27日 09:59:32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佚名 浏览数:552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易俗社诞生后,以杨西堂、李桐轩为首的领导班子开始各方面的奠基工作。评议员薛卜五一心扑在创业上,他着铺盖卷住在社内主持一切。1912年11月,薛卜五来回奔忙,经过认真选择测试,招考了杨启华、赵振华、工安民、马平民等第一期学生50名,并按“中、华、民、国、秦,易、俗”排名,每个学生须按自己实际情况,将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改为上述七字中的一字。经社内研究,每期招收学生,保持甲、乙、丙三班,甲班为早期毕业之优秀学员,乙班为近期毕业能演戏的演员,丙班则为正在训练的演员。随着时间的推移,甲班淘汰一些,由乙班中的优秀演员递补,而丙班则又与原乙班合并,另招新的丙班。如此不断延续,保证了青黄接替和“尖子”培育,延续有人。

为了保持良好的社风,发起人之一的高培支为入社学生立了四字社训、八条守则,以春联形式写于教室墙壁,督促履行。具体内容是:

“勤”恪守时间,努力服务。

“俭”爱惜公物,拒绝嗜好。

“洁”注意卫生,讲求美育。

“整”遵守纪律,提高人格。

与此同时,当时的督军兼名誉社长的张风翙,力了使新招学生有别于旧戏班的学徒,不仅注意从规章和严格要求学生,而且也注意学生的衣着仪表,他一次拨银200两,作为补贴,各县也以襄助教育事业理由,纷纷捐赠,筹备了一笔款子。这些资金,一部分用于购置乐器、戏箱,一部分为学生制做校服,佩挂三角校徽。那时候,在台上唱戏的艺人和吹鼓手一样被视作“下九流”,不准上祖坟,娶不下媳妇,更谈不上划入教育界,进孔庙祭柏。而易俗社学生则公然穿学生制服,佩易俗社校徽,列队演出,并有军乐前导,这一切在当时都是空前的,影响所及,使秦腔艺人地位大大提高一步。

上述工作就绪后,薛卜五又四处招聘教练,前后接受聘请的教练有:咸阳县生员屈瑞堂,他被任命为教练长。西安市人陈雨农,也欣然受聘而来。陈的艺名“德儿”,辛亥革命前就已是临潼华清斑台柱,名嗓关中。他演戏善于研究角色,分析剧情,表演细赋。在《送女》《走雪》《珍珠衫》《广寒图》《周仁回府》《皇姑打朝》等剧中,塑造了不同性格的妇女形象。民间流传有“快跑快跑,去看德娃的《皇始打朝》”的俗语。京剧界同仁赞誉他为“秦腔王瑶卿”。当时,他已成立玉庆班社,听说易俗社成立,立即携带全部戏箱,无代价捐赠易俗社。另外,原籍富平庄里的著名青衣赵杰民、原籍长安,艺名“麻子红”与陈雨农经常合作演戏的著名须生李云亭、原籍长安,属龙德子领导的第一武生呼延鑫(又名“甲子”)等,也应聘入社。上述秦腔名流以易俗社聘请他们当教练为荣,深感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誉都有很大提高,因而精神振奋,教授认真,成绩极为显著。他们在短暂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给第一期甲班学生左省民排导出《英雄泪》和《拆书》,为杨生华排导出《大婚姻谈》和《癸江》,为杨启华排导出《逃国》,为赵振华排导出《三娘教子》和《重别》。

1913年1月5日,第一期甲班学生在西大街城隍庙进行首场演出。当易俗社学生穿制服,佩校徽,在军乐队伴奏下列队入场时,群众呜炮夹道欢迎,人山人海,挤满全庙。由于易俗社学生坚持学文化与学戏曲并重,训练与演出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因而,每出戏的唱腔、道白,音乐和程式表演,都别开生面,不同凡响,一下子轰动古城西安,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重要艺闻。

然而,刚刚成立的易俗社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首场演出不久,都督府派两个马弁要挟教练长陈雨农和李云亭为官长演“堂会”遭到拒绝后大骂而去,旋即来了许多持枪的马弁,不容答辩,将陈雨农,李云亭捆绑而去。后经杨西堂乞求混成第三旅旅长陈伯生、二师师长张伯英去都督府说情,才将陈、李二人保释出来。

从1913年首场演出到1921年近八年时间里,是易俗社的起步奠基阶段。由于办社同仁齐心协力,患难与共,坚持“寓戏曲于教育”,因而,尽管道路坎坷,却在各方面部取得了显著成绩。现将这一时期的基本概况分述如下:

(一)人事组织的变更。

易俗社的管理是民意评议制,各机构的领导成员必须按规章制度定期改选,因而人事组织的变动较大。如前所述,首任社长为杨西堂、李桐轩,张风翙为名誉社长,薛卜五、王伯明,孙仁玉为评议。到1913年又增选张伯英、陈伯生为名誉社长。1915年,易俗社由财政厅购得盐店街官房36间,扩大了地盘。1916年1月,第二届选举,改选王伯明为社长,公选前清贡生、又曾任旅长的耿占澄和李毓斋为社监,调整孙仁玉为评议长,李桐轩、薛卜五为名誉社长。同年6月,买到关岳庙街房产两院。这个院落有上年陆建章为汉调二簧修建的“宜春院”剧场,易俗社买进后,设计了西安最早的转台,并由督军陈伯生题:“易俗社”三字,砖刻于门额匾上。1919年孙仁玉辞去社长职务,公举高培支为社长,胡文卿、李保庭为杜监,范紫东为评议长,孙仁玉为名誉社长。1920年因修理舞台,经费超支,社员不满,高培支辞职,公举李约祉为社长。

在师资队伍方面,亦有增加。1913年,聘请三原人党甘亭为教练。党甘亭自幼拜关中著名花旦隆德子为师,11岁登台演出,颇受赞誉,光绪中叶名震关中,赠名曰“胎里红”。又调阮遐龄和赵杰民、李云亭训练乙班学生。1915年聘请京剧武功效练唐学寅(虎臣)、蔡俊德(原籍开封,工武生)、王小道(原籍河北,工武旦)、刘美贤(原籍开封,工文武花脸)、肖魁元(原籍河北,工文武花旦)等京剧二簧演员为武功教练。1915年一期学生苏牖民、沈和中、刘硫中、马平民等50人毕业,19lB年第二期学生刘边民、刘箴俗等48人毕业,第三期学生张秀民、种玉华崭露头角。形成了继承发展新剧叠出生旦净丑行当齐全的鼎沸时期。

(二)繁荣创作。

易俗社从一开始就以主要演出自己编写的剧本为特点。这个文艺团体的创作队伍相当庞大,他们知识丰富,才思敏捷,这在从建社到赴武汉演出的初期阶段就有突出成绩。1913年,《易俗社杂志》创刊,本期刊登了李桐轩所著的《甄别旧戏》(草)。这部著作对当时的流行剧目进行研究探讨,从思想理论上指导易俗社剧目创作。它首先指出创作方针是“推其陈,出其新,病乃不存,陈之不推,新格焉出。”它又指出陈与新的标准“当以影响人心为断”。李桐轩招当时的流行剧目分为“可去、可改、可取”三大类。“不可去”的是“诲淫”、“无理”、“怪异”’“无意识”、“可为训”、“历史不实”六种。可改的戏有“善本流传失真者”,“落常套者”、“总本可取而抽象犯有可去六条者”三种。可取的戏分四类:“一曰激发天良,二曰灌输知识,三曰武打之可取者,四曰回写之可取者。”按照李桐轩的观点,当时可去的戏有200百多本,如《纺棉花》《滑油山》《九更天》《梅花镇》等。可改的戏有40多久如:《三娘教子》《折桂斧》《四贤册》《吕蒙正赶斋》《清风亭》《摘缨会》《云乡观》等、可取的剧目100多本,如《周仁回府》。《打鱼杀家》《十五贯》《陈三害》《杀狗劝妻》《四进士》等。李先生还把根据《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儒林外文》《官场现形记》编写的戏均列入“可取”,并在《水浒传》下还注明“为最善”。1914年,《易俗社杂志》三四期陆续出刊,除刊登本社新编剧本《戴宝珉》,《人伦鉴》等36种剧本的发售启事和其它戏剧知识外,还发了李桐轩的《影剧改良说》,文中主张“唱戏不是专为几个有学问的人取乐的,搞‘阳春白雪’不如摘‘下里巴人’。”还发表了李桐轩的《说民为邦本》一文,文章指出“百姓是国家的根子,没有百姓,皇帝也能饿死。因为国家种种样样都从百姓身上而来。”

其他作家按照办社宗旨和李桐轩提出的创作原则,编写了39本剧目。其中有1914年创作之《鸳鸯剑》《鸳鸯壶》;1915年编写之《儿女英雄传》,《端阳苦乐记》《中秋团圆记》;1916年创作之《元月奇缘》;《千金亭》《紫洞艇》;1917年编写之《夺锦楼》,1918年编写之《二郎庙》《纨袴镜》《双诗帕》;1919年编写之《新诗媒》等。属孙仁玉创作的有1914年编写之《青梅传》《三回头》《平安春》《小姑贤》,1915年编写之《新拜年》《柜中缘》《看女》;1916年创作之《秋莲传》《双明珠》;1918年编写之《节孝图》;1919年编写之《复汉团》上下本等。属李桐轩创作的有1915年编写之《庚娘传》;1916年编写之《仇大娘》;1917年编写之《千字鞭》;1919年编写之《韩宝英》等。属李干臣创作的有1915年编写之《鱼水缴》:1916年编写之《重圆镜》;1917年编写之《五色棒》;1919年编写之《桃花泪》等。属胡文卿创作的有1917年编写的《千香阁》。届范紫东创作的有1915年编写之《春闺考试》;1916年编写之《玉镜台》《燕子笺》;1917年编写之《软玉屏》11919年编写的《三淌血》《飞虹桥》等。

上述剧目,虽属易俗社的早期作品,但取材新颖,内容健康,情节曲折,一经排练上演,就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当时,西安各界的知名人士都曾赞叹“名为易俗,今观之名不虚传也。”在佳作优稿中,尤以范紫东创作的《三滴血》和孙仁玉创作的《三回头》,高培支的《夺锦楼》《人月园》,最富有教育意义,不但常演不衰,成为秦腔剧种的优秀保留剧目,而且被全国各剧种移植搬上舞台。《三滴血》是-部优秀的秦腔讽刺喜剧。写一位糊涂县官晋信书不搞实际调查,只靠古书上的荒唐记载,三次滴血断案,结果拆散百姓父子兄弟姐妹夫妻不得团圆的故事。田汉、曹愚等文艺界名流写诗题词,把这个戏和誉满全国昆曲的《十五贯》相提并论,并评价"可以和莎土比亚的作品媲美。"1942年党中央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时,由杨公愚排演此剧,习仲勋就曾提倡大家观看此剧,以教育党内外干部重视教条主义的错误。解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毅、贺龙、彭真、李先念等都看过这了剧目的演出,并给予较好的评价。1960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又将这个剧目拍摄成戏曲影片,受到国内外群众欢迎。《三回头》一剧,通过女主人公召容儿和她丈夫许升之间离而复合的故事,探刻揭示了广大群众对旧中国道德沦丧、吸毒、赌博、娼妓盛行的深恶痛绝。因而,这个剧也就成为陕西以至外省好多地方家喻户晓的名剧。其它剧目也大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爱围主义思想倾向,如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提倡兴办实业,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反对迷信、缠脚、蓄辩、赌博、吸食鸦片,以及其它方面揭露旧社会的黑暗等。《三回头》一剧1983年由陕西电视台拍成电视片播映省内外,很受观众欢迎。

(三)辛勤培育新秀。

从1912年到1920年,易俗社共招收和毕业了三期学生。1915年5月,第一期甲班学生苏牖民、沈和中、刘毓中、马平民、贾明易、杨生华、赵振华等50入毕业。1916年9月,第二期甲班学生刘迪民、刘箴俗等48人毕业。1916年10月,第三期甲班张秀民等30人毕业。

易俗社的文化教员与艺术教练都从办社宗旨出发,对教课一丝不苟,对学生严格要求。孙仁玉先生是易俗社的创始人,在社内担任重要职务,同时还在几个中学任教。尽管如此,他仍给易俗社学生教国语、算术等文化课,而且从教课到批改作业,都把易俗社学生同各中学生一样对待。武功教练唐虎臣先生除平时一招一式认真教练学生外,还在学生登台演出时,亲临舞台指教。开戏前学生化装,他从头到脚亲自经管;开戏后,他在二帘子后面叮着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见学生靴子大了,就用自己的脚布给包上,见靠旗松了,就给勒紧,见头发乱了,就给理好,听学生嗓子哑了,就端来"饮场"水。日常生活中,他对学生也体贴入微。冬季,有的学生没有被子,他留在身边和自己同床过夜。学生尿湿被子,他也从不见怪。学生病了,他瑞汤煎药,而且还坚持夜间查铺,给蹬掉被子的学生及时盖严,真是"师徒如父子",难怪学生都叫他“唐爸”。还有高培支为学生治疥疮;董瑞生为学生头疮刮痂敷药等。

在老师的辛勤培育和热心指点下,易俗社学生成长进步很快,一批新人在秦腔舞台上崭露头角。一期学生赵振华1914年就誉满关中,他在《三回头》《重台别》等剧目的演出中,闺阁精神色色俱备,评沦家甚至以“雨农不如”称之。在众多的优秀学生中,以二期毕业生刘箴俗表现尤为突出。刘箴俗是户县人,生于1903年,乳名平儿。他9岁丧母,跟随父亲到西安依靠卖羊血维持生活。虽只父子二人,但生活仍然窘迫,11岁时父亲就叫他投考易俗社。因平素生活艰苦,他衣衫褴褛,面色菜黄,社长薛卜五以“不堪入目”而拒收。他出门之际,适逢易俗社发起人孙仁玉先生伯乐识马,慧眼选材,见了刘箴俗,认为是大可造就之材,并说这是"小翠喜一流也"(小翠喜系光绪年间京梆子著名演员),遂收之(二旦角)。入社后,孙先生吩咐陈雨农、党甘亭两位教练认真指教。刘箴俗天资聪慧,善于领会教练所教的一切,且能悉心钻研并很好体现出来。因此经过为时不久的训练,即能粉墨登场。陈、党两位教练首先为他排演传统剧《慈云庵》《忠孝图》演出后观众一致惊叹,许为神童,并以“虼蚤红”称之(关中称跳蚤为虼蚤)。孙先生于1914年持取《聊斋》中“青梅”一段故事,为之编写《青梅传》本戏。这出戏经刘馈俗上演后,誉满西安。山西景梅九先生看后,赠诗一首,刊于自己主编的《国风日报》上:

生小十三上舞搂,

窈窕身似女儿柔,

只因一曲青梅传,

到处逢人说嚖刘。

(四)管理体制的变更。

易俗社在赴武汉演出前的这段时间里,曾经历了1914年3月的白朗农军从河南入陕和1918年靖国军攻城两次战乱。在靖国军起事三原,护法反袁后,社监李敏斋回家,耿古澄出省避难,全社事务集于社长一人,改社监制为社长制,社长直接处理事务由此开始。

易俗社成立八年之后,于1921年2月到武汉演出,历时一年半之久。这在秦腔和易俗社的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个时期。京剧名家欧阳予倩先生在《自我演剧以来》一书中叙述到“本社汉口之行,收入优于陕社,通盘筹算,仍有亏累。但躅禙西安,寂寞无闻,远行使之千里之外,素知文化落后之陕酉,尚有此著剧宏富,技艺雄厚之易俗社,自是姑焉。而古老秦腔,自魏长生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入都,以后南下杨州,传播梆子艺术,距今已一百四十余年矣。此次本社东越关山,涉足江夏,献艺汉上,时间年半有余,历时之久,收获之丰,享誉之高,实为继魏三之后,陕西秦腔史上远涉大江南北又一新页。”现将这一时期的社内情况和演出活动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如下:

(一)赴汉的原因和经过。

1920年1月,因修舞台和宿舍经费超支,引起社员不满,社长高培支被迫辞职。同年11月,李约祉的妻兄张季鸾以上海《大公报》记者的身份,提议易俗社赴沪演出。评议会立即开会讨论。孙仁玉提议赴沪不如去汉口。社员中遂分“外出”与“不外出”两派。李桐轩、孙仁玉主张外出最力。认为“易俗宗旨,不分区域,将来发展,不特易本国之俗,且拟去东西各国,去易其俗,方过最初命名之目的。”胡文卿、范紫东亦赞同。理由企“本省局面窄小,收入有限,艺术上亦少进步。而历年新编剧本不能就正于京、津、沪、汉,实为一大憾事。汉口水陆交通发达,市场繁荣,有利业务,积年亏空,不难弥补。”但高培支、师子敬、韩绾青、吕南仲等人则认为本省人情较厚,有多数社员帮助,尚亏累不堪,出外人地两生,恐劳而无益,况且出外容易使学生沾染恶习,不能易俗,反为俗易。孙仁玉见高培支极力反对,就在甲班学生中大力宣传外出之好。学生接受孙的宣传鼓动,联名上书请求外出,高培支等人只好同意赴汉。评议会决定由社长李约祉和教练长陈雨农去武汉实际考察,摸清当地情况。

1921年3月,李约祉和陈雨农由武汉考察返回西安。他们向评议会详细介绍了武汉的乡土人情和文化艺术发展情况,并说明当地人土特别是陕西同乡,极力欢迎易俗仕去汉口。为了使留在西安的丙班学生和赴汉去的甲、乙班学生都能在文化素养和舞台艺术上有所提高,评议会再次开会,决定成立易俗社汉口分社,由李约祉任分社社长,胡文卿为西安本社社,师子敬为评议长。

1921年3月25日,教练唐虎臣、赵杰民与甲、乙两班学生起程赴汉,4月初到达。这时,陕、晋、甘同仁从各方面予以关照。同乡商界人士更表现出异常热切的欢迎态度,武汉百川隆经理行育斋出于同乡之谊一次捐款3000元,为易俗社购置新箱。这不仅是从经济上对易俗社的大力支持,而且从精神上为全体师生鼓了气。

(二)重视宣传,扩大影响。

1921年4月中旬,易俗社甲、乙两班学生在武汉长乐园剧场开始正式演出。初上演,因不明湖北习惯,加上语音、爱好等方面的差别,效果不佳,观众寥寥无几,支大于收,给初来武汉的易俗社带来困难。但李约祉头脑冷静,毫不灰心,决心扩大宣传,从申明易俗社宗旨上闯出新路。他和赴汉同仁首先办起了《易俗社日报》并兼任社长,报务主任为刘云集,总编辑姜文辅,编辑韩升平。报纸内容主要宣传办社宗旨,发表编辑部创作的各种剧本介绍出色演员的舞台技艺。其次是印刷了本社第一次报告书,使各界人士对易俗社创办的时代背景、管理制度、各种章程,有全面系统的了解。一时间,武汉各报也相继介绍易俗社的有关情况。其中以武汉《消闲社》社长刘云集,该社编辑姜文辅,青年会会长胡厚斋,该会干事杨锋,瑞昌行号徐菊堂,武汉政治学校教员袁达三,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和该校职员黄里千、沈次州,商通伶工学社社长欧阳予情等最为有力。通过宣传活动,使武汉各界人士明确易俗社宗旨非一般梨园可比。在全面了解易俗社的过程中,人们对剧本创作的评价尤高。欧阳予倩先生曾撰文写道“易俗社的戏以孙仁玉编的为最多,至今他还在编着。他们的戏完全是宣传性质,思想多偏于反对旧伦理方面,每逢发表一个戏,下面注明这个戏的用意。例如:孙仁玉编写之《青梅传》,其宗旨注明为:'教孝戒贪尚武崇让'”。由此看来,他们的戏的性质可以明白,他们的趋向也能一目了然。"

(三)博采众长,提高演出质量。

在扩大宣传的同时,易俗社的教练和学生区能面对现实,认真思考如何吸收地方剧种的特长,丰富和改良秦腔剧种的音乐与唱腔。他们博采南方剧种演唱细腻缠绵的特长使秦腔音调与前大不相同。在迂回舒缓之际,不一味高亢,逐渐从柔的一方面着力,对唱词的创作也打破了七字、十字的陈旧格式,增加叠句衬字,务求翻新通俗。这对在武汉获得较高的声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大力宣传和下苦功改良秦腔的音乐、唱腔和表演程式后,易俗社陆续上演了《蝴蝶杯》《三滴血》《一字狱》《韩宝英》《青梅传》《夺锦楼》《血手印》《双明珠》《吕四娘》《庚娘传》《秋莲传》《鸦片战争》《重阳佳话》《春闺考试》《黛玉葬花》《软玉屏》《节孝图》《复汉图》《皇姑打朝》《宦海潮》《独木关》《三回头》《小姑贤》《天足会》《柜中缘》《将相和》《赵云闯官》《搜杯》《挂画》等剧目。

上述剧目的演员,唱腔优美,功底扎实,风格各异,都以不同的表演技巧细致入微地刻化了剧中人物的性格。加上演员们均系科班出身,有一定文化素养,接受新鲜事物敏感,他们把剧中人物的身份和自己的演唱条件结合起来,巧妙地处理自己的唱腔道白,不仅保持了秦腔的优良传统,而且使高昂有余、细腻不足的秦腔变得悠扬婉转,缠绵动听,很快被当地群众所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座率骤增,场场满座,给观众留下好印象的演员也日渐增多。

当时,最受群众欢迎的演员是刘箴俗和刘迪民。这两个演员各有特长,其中以刘箴俗震动最大,影响最深,是易俗社早期优秀演员的杰出代表。他先后饰演《蝴蝶杯》之卢凤英,《复汉图》之阴丽花,《玉镜台》之何玉英,《夺锦楼》之钱瑶英,《芳耶溪》之西施,《惜花记》之林黛玉等。这些角色各有不同的特定环境和性格,但刘箴俗却能在陈雨农和党甘亭两导演的精心指教下,刻化入微,各具风姿。他演《玉镜台》“哭路”一场,想起新婚丈夫温峤在结婚当晚,即因军务紧急,仓卒绝裾而去,再无音信,不由一阵猜想:“莫不(他)战死!莫不(他)病亡!”说至此,乐声人声嘎然而止。由于脑子骤然这么一转,心绪范然,于是双目立地一呆,真像听见了这个不幸的消息,立刻不能支持。接着滚白“哎、哎、哎”三字,令观众也不禁落下同情之泪。这真是入神入妙地安排,入神入妙地表演。总之,他演的每出戏,都令武汉观众折服。署名“浮萍”的观众在《易俗社日报》撰文赞扬刘箴俗说:“余观该社所演之秦腔,唯刘箴俗能变其他声音,迥然出众员之外,诚百炼成钢化为绕指柔也。故观者无不赞赏。至于容貌身体均恰到好处,而做工更不寻常。刘箴俗有此回绝,易俗社之声誉所以日见隆隆也。”署名“鄂痴”的观众在报纸上更加撰文赞扬刘箴俗说:“子初闻人言,箴俗有过人之才,欧梅之风(指欧阳予情和梅兰芳)是日一见,实心许之。将来梅菊争辉,梨园杰出,令欧阳予情、梅兰芳鼎足而三,有厚望焉。”刘迪民在《春闺考试》饰徐小姐,也能拨动观众心弦。署名“云山集”的作者赞誉刘迪民“余之心契迪民,较之心契箴俗尤为真切。因迪民一串珠喉出于丹田,故能耐久,而一种温柔敦厚之气溢于眉宇,却不染半点狎亵之习。予以为迪民即汉班之翟翠霞,而箴俗即汉班之小翠喜也。合之两美,离之两伤。”(按:汉上有所谓二霞二翠者,除小云霞外,即翟翠霞、小翠喜。)刘毓中是须生行当中的优秀学员,他饰《蝴蝶杯》中之江夏县今,《定雪》之老曹福,《韩宗英》之石达开等,都有绝妙之处。黄弼先生曾给刘毓中题词“山川灵秀毓中华,尽在长安百万家,不见楼台歌舞处,须眉尚有若人耶。”武生沈和中也很受观众欢迎,他演以薛仁贵征东为题材的《独木关》一折戏,震惊四座。署名胡品三、杨韵琴的作者赞扬说:“此次沈和中之《独木关》,将秦腔改唱京剧二簧,嗓音嘹亮,响遏行云。病挑安殿宝一幕,做工出众,刀马超群,英雄气概,令人拜倒。”两个丑角苏牖民和马平民也是出类拨萃的演员。他俩与刘箴俗合演《庚娘传》之后,陈远超先生曾撰文赞扬“苏牖民扮演王十八,一种贪色杀人之情景,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满脸都是戏。马平民扮演盗墓贼,神形毕肖。”除以上演员之外,王安民、秦辅华、路习易、张新国、李迪民、傅省民、樊增华、刘佑民、阎振国等人的演技,都是享有盛名的。

随着演员水平的日渐提高,演出效果越来越好,出现了好些剧场罕见的趣闻。李桐轩先生编写的《一字狱》剧本大意是:四川沪州县杏花村系产盐区,盐民生产食盐贩运。光绪年间,四川总督贾正学增收盐税,遭到盐民极力反抗。总督即差镇台宋兴“征剿”盐民。杏花村盐民几乎全部被杀,只有郑全真和郑若兰父女俩,因当时出外而幸免。这父女俩满怀仇恨上京告状,路遇生员(举子)万人杰。郑家父女将宋兴的残暴罪行详告于万。万气愤至极,联合其他生员拒考,而群起写诗揭发宋的罪状。学台周作人将此事呈报光绪皇帝,皇帝勃然大怒,下圣旨差巡案彭玉磷查处总督贾正学和镇台宋兴。宋兴以自己存有总督下令“征剿”的札文(命令书)全然不慌。总督闻知此事如坐针毡,忙差自己的谋士、宋兴的好友刁迈朋另写一“查办”札文装在信封,设法骗取原来下给宋兴的札文。刁去宋处,陈说事关重大,须要小心。宋说:“不怕,我有总督札文,责任不再吾身。”刁说:“拿来待我一观。”宋即将原札文给刁观看。刁乘这一间隙,倒换札文,将改写假文急忙递宋,并说:“务要妥善保存。”等巡案到来,宋取札文呈上以开脱罪责。但巡案见是“查办”札文,即屈斩宋兴,使总督贾正学逃之法外。

这出戏在武汉长乐大戏院演出时,座上一位老者忽然站起,操着四川口音大喊“戏中的万人杰就是我,”顿时全场皆惊,掌声雷动。后经老者将自己姓名和这出戏的历史背景约略说了一遍,并赞扬这戏编的好,合于历史真实。一时台上台下嘻笑声、掌声融为一体。

(四)赴汉时期的剧本创作情况。

易俗社赴汉时期,因全社分居两地,业务繁忙,人员紧张,创作剧本较前有所减少。这一时期创作的剧本主要有范紫东之《台上台》《大孝传》、孙仁玉之《复汉图》上下本,《新年八曲》《传国八曲》;吕南仲之《青天白日》《端阳八种曲》;高培支之《侠风奇缘》等。从1921年l2月l日起,易俗社在武汉开始发售《儿女英雄传》《共和纪念》《重阳佳话》《韩宝英》《三回头》等20多个剧本。

由于易俗社的剧本,无淫词滥调,其舞台形象逼真,对改革当时剧坛风气有很大的影响。欧阳予倩先生将《韩宝英》改名为《是恩是爱》之后移植为京剧,和周信芳合演。像《软玉屏》《三滴血》等剧被移植为楚、汉剧,已成为该剧种久演不衰的传流剧。

(五)赴汉时期的人事变化和返陕经过。

1922年l月,西安本社社长胡文卿辞职,举高培支为社长,吕南仲为评议长。同年3月,李约祉因母病重返陕,公举其父李桐轩先生去汉代理分社事务。李桐轩虽年老,但不辞劳苦,欣然前往,师生均为他的爱社之心感动。

1923年1月,四期和五期学生肖衍易、朱训俗等27人毕业。

赴汉学生离陕后,部分人声誉日高,又受沪、汉、京、津艺人生活待遇的影响,对自己现有待遇和社规限制日益不满。而当时分社领导成员,因管理不善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又无法解决。因此,矛盾日益扩大,个别主要演员发展到不经批淮,自行提取票款,以致影响—般演员生活,分社领导陷入混乱状态。李约祉认为“最不安份之徒,留之则损坏名誉,开之则演剧困难。”这就使领导成员进退维谷,无法处理,常常暗中垂泪,建议速筹路费,早日回陕。经评议会决议,借息2000元,请约祉先生收尾,候款筹到,即行汇去。

1922年7月,孙仁玉和李约祉先后到达武汉,他们经过一番周密的收尾工作后,于同年10月将甲、乙两班学生带回陕西。至此,易俗社结束了历时一年半之久的南下武汉演出活动,为秦腔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易俗社自1922年10月由汉口返回西安,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5年时间里,战乱、灾荒、流行病等客观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易俗社的创作、演出和社交活动。但易俗社同仁仍然坚持办社宗旨,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创作水平、演出质量、学生素养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现将这一时期的重大活动分述如下:

(一)人事组织机构的演变。

1923年高培支辞去社长职务,由吕南仲接替,孙仁玉被选为评议长,李约祉当选教务主任。1924年著名丑角演员苏牖民请长假,到武功江湖班演戏,学生入江湖班演出由此开始。同年12月,最佳演员刘箴俗病故,结本社造成很大损失。1925年,吕南仲辞社长职务,由李约祉接替,高培支当选教务主任,王辅臣当选社监。同年7月,刘毓中、王安民也请长假去武功参加苏牖民组织的“秦中社”演出。1926年是历史上有名的西安围城时期,由于坚持守城的李虎臣、杨虎城二将军与镇嵩军刘镇华战斗八个月,使演出受到影响,师生生活贫困,局面很难维持。李约祉辞去社长职务,孙仁玉召集社员开会,无人愿任社长只好由社监王辅臣代理一切。1927年春节过后,公举李保庭、高培支二人为社长,但均拒绝,最后选王辅臣为代理社长。王辅臣也一再回避,居家不出。迫于无奈,在1927午6月下旬经高培支提议,改社长制为委员长制。公举李约祉为委员长兼编辑主任,高培支为社务主任,李瀚逢为交际主任,樊月亭为营业主任,陈雨农为教练主任,胡文卿为债务主任。1928年2月,李约祉出任省教育厅督察长,由孙仁玉接任编辑主任职务。这年9月,第六班耿善民、李可易等四人毕业。1930年举胡文卿为社长,洪子明、李保庭为社监,孙仁玉为评议长,高培支为名誉社长。1931年1月,长安人封至模先生受聘为易俗社社员。封先生是陕西近代的著名的戏剧活动家、戏曲教育家,他毕业于北京美术学校,在京津就爱好话剧并票演京剧花旦,入社后以给学生上文化课和排导戏为主。他将京剧音乐的许多成份溶铸于秦腔剧种,对秦腔的改良提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32年2月20日,本社创始人李桐轩逝世,终年73岁。1934年l月,选胡文卿为社长,耿古澄为副社长,高培支为评议长,范紫东为编审部长。本年7月14日,另一创始人孙仁玉逝世(终年62岁)。1935年l月底,选胡文卿为社长,耿古澄为副社长,高培支为评议长,范紫东继任编审部长。本年3月,第八班学生陆三民,刘清华等十余人毕业。1937年5月,第九班学生能雒秉华、刘文中、宋上华、王蔼民、杨令俗等20余人毕业。

(二)鲁迅先生对易俗社的热情支助。

1924年7月,鲁迅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南开大学教授陈定谟、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夏元理等十余名学者应西北大学校长傅桐之邀请到西安讲学,同行的还有《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北京《京报》记者王小隐等人。

据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先生回忆,鲁迅先生从临时政府起到1925年的这段时间里,曾在北京教育部担任签事、科长等职,主管社会教育工作。戏曲在当时也属于社会教育范畴。1920年11月,易俗社给教育部呈报自编剧本85册,《易俗社最近办理状况》一册,曾获救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奖励。因此鲁迅先生来陕前,就对易俗社有所了解。他到西安不久,就应邀去易俗社观看演出,并很有风趣地带着初学会的陕西口语对孙伏园说:“张秘夫(即张秘书,长安上语把秘书的‘书’字念作‘夫’音)要陪我们去看易俗社的戏。”

鲁迅先生看易俗社的首场戏是吕南仲先生编写的《双锦衣》上下本,连看两个晚上。《双锦衣》系易俗社优秀保留剧目,属爱国教育类,内容健康,情节曲折,相得鲁迅赏识。加之吕南仲先生也是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先生是同乡,言谈方便。鲁迅先生评价吕南仲先生“绍兴人编写秦腔剧本,并在秦腔中落户,很是难得。”

1924年8月l3日,是易俗社成立12周年,鲁迅先生深有感触地对易俗社领导成员和随行同仁说:“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他还亲笔题词:“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一块赠给易俗社。匾额上除以周树人的名字署名外,还有同行的各位学者。

鲁迅先生在西安期间,除观看《双锦衣》外,还于同年7月先后两次看了易俗社的《大孝传》全本和《人月园》全本。8月3日,鲁迅光生与同行返京前夕,陕西省省长刘镇华邀请他们去易俗社赴宴饯行。鲁迅先生平素是不屑于参加这种繁文俗礼的,但因他对易俗社颇有好感,因此欣然赴宴。宴会别开生面,摆在易俗社的剧场内,舞台上由易俗社主要演员刘箴俗等演出精采节目,台下除宾客外,就只有主人十多人,再无别的观众。宾主一边畅谈、一边就餐。那时候,演员们都很喜欢鲁迅先生的为人,他们都以兴奋的心情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演出,并不因为台下观众寥寥无几而懈怠。鲁迅先生面对此情,格外激动,他和孙伏园先生各将讲学金50元捐赠易俗社,并说“讲学金取之于陕,用之于陕。” 

鲁迅先生以易俗社同仁,能于民元时站在平民的立场,联合艺人,改良旧戏曲,推陈出新,征歌选舞,写世态,彰前贤,借娱乐以陶情,假移风而易俗,唱工精湛,编述宏富,因题曰“古调独弹”于褒扬出新之中,富有规劝之意。可惜,我们的早期学生领会这种精辟含意不够,有负盛谊。更为遗憾的是,鲁迅先生亲笔所题匾额,由于保管不善,被日寇轰炸灭迹,未能保留至今,只剩拓片尚在。

(三)杨虎城将军对易俗社的大力支持。

1930年11月,杨虎城将军入关主持陕政后,在重视水利建设和兴办教育事业的同时,对易俗社这所以“编演各种戏曲,补助杜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宗旨”的新型文艺单队也从各方面予以关怀。他对部下常说:“演员历来被人们视为‘下九流’,但却忘记高台戏曲教化人的重要方面,象易俗社这样的剧团,我们就应当把它列入正规教育部门,象兴办教育事业那样办好易格社。”杨将军与孙仁玉、高培支、范紫东、胡文卿、陈雨农等人经常来往,而且言谈投机。他对教练陈雨农特别赏识,多次称赞陈是“易俗社的顶梁柱和难得的人材”。为了提高艺人的社会地位,他亲自授予陈雨农名誉副官的军职,而且发给军装。陈穿副官军装,不但可以自由出入西安四大城门,而且站岗军人还得立正行礼。杨将军刚一人头就命令西安警备司令马育苑筹资1000元,为易俗社增购戏箱。杨虎城将军对易俗社的支持赞助,不仅表现在重视艺人社会地位和经济资助上,而且还表现在秉公处理易俗社与其它单位发生的矛盾冲突上。

1932年4月13日,设在西安盐店街的《民意报》在当日副刊栏里刊登了一篇署名本报记者写的题为“易俗学生被俗易”的文章。文中称易俗社头名旦角演员王天民、著名生角演员康顿易、著名小旦演员杨实易“在不正当的场合下行赌被警察抓捕”。又称,当警察审问时,“康顿易鞠躬赔罪,王天民妖艳嬉笑,杨实易丑态百出。”易俗社评议部发现此文后,要给上述三生以开除学籍处分。三位学生一再声明“根本没有此事”,并多次去报社要求“消除影响”,但均遭拒绝。在此情况下,全体学生怒不可遏,以高符中、张镇中、李可易为首的30多名武功学生在王、康、杨三人率领下,于4月15日冲进《民意报》,在报社院子内问碰到的一人说:“谁是报社社长薛兰生?”没想列被问之人正是薛。薛兰生极为傲慢地回答:“在下就是,你们要干什么?”学生说明来意后,薛竞蛮横无理指着大伙说:“你们有刁难我们看戏的权利,我们有权揭露你们伤风败俗的自由。”这句话非常露骨地反映出《民意报》记者没有得到易俗社的赠送戏票而创造事端。薛的话音刚落,高符中一个扫堂腿就将他踢倒在地,其他学生上前对薛一顿饱打,随后又将报社的一些设备砸烂。

薛兰生恼羞成怒,自恃与警备司令马青苑私交很好,直接上告到马处。易俗社社长胡文卿一看事态闹大,也很着慌。他在准备据理争辩时,又翻阅那篇文章,无形中从当日报纸的戏剧节日预告栏中看出矛盾。原来文中反映的所谓三名学生是在4月12日中午“在不正当的场合下行赌”,可12日的《民意报》却在戏曲广告栏刊登易俗社当日中午演出全本《大孝传》,王天民在剧中饰虞舜的胞妹裸道。这就很有说服力地证明《民意报》有意败坏易俗社声誉。胡文卿拿着12、13两日的《民意报》直接找杨虎城将军申辩。

这件小事轰动古城西安,不少人以惴惴不安的心情认为学生的行动是“太岁头上动土,骑虎难下。”但杨将军秉公处理,亲自批复马青苑“不宜小题大作”。加之易俗社被聘赴信阳演出,才算平息了那场风波。

(四)易俗社再次外出与省赴北平远播秦音。

1932年5月中旬,驻在河南信阳的国民党第15路军总指挥马鸿逵电邀易俗社赴河南信阳演出。5月20日,由副社长耿古澄、评议长李保庭带领90余名演出人员由西安乘汽车出发,途经郑州改乘火车,于5月25日到达信阳。马鸿逵在盛情接待演出人员的同时,首先捐款2000元为易俗社购置戏箱。随后,马鸿逵适又与其父几乎场场看戏。那时候,戏院设有茶水和瓜子招待观众。马鸿逵常在看戏中一边吃瓜子,一边给邻座人佩侃介园剧情和评论演员演技。马鸿逵之父马福祥观戏之后,常给演出人员讲:“民国十八年,我在陕西看过贵社好多戏。大家这次出来,负有很大的使命。演戏是高尚的事业,在外边开开眼界,各处阅历阅历,做为参考。要精益求精,好好研究,将我们西北的文化艺术向外推广。我们陕甘出的好角色也不少,尔后将贵社给北平、汉口、河南各地剧界介绍介绍。”

易俗社自1932年5月26日到达信阳,直至同年8月5日方才得到马家父子许可离开该地,前后历时2个多月。临行,马鸿逵从军费中拨款一笔,给演出人员每人制作白色斜纹织贡呢制服一身。这在当时也算盛事一桩。

易俗社结束信阳演出之后,本当即时返回西安,怎奈陕西“虎烈拉”(即霍乱)流行,仅潼关一带每日死亡就达二三百人。加之,陕北和关中久旱不雨,灾情严重,土匪横行,道路阻塞,从客观上给演出人员退陕带来困难。正当大家进退维谷之时,驻防河北邯郸的国民党48师师长高桂滋电邀易俗社为当地驻军演出。9月初,全体演出人员到达邯郸演出20多天。随后又在武安演出8天,在磁县演出10天,在顺德演出7天,在平定和昔阳各演1天,在和顺演出6天。从春到冬,外出7月之久,历经河南、河北、山西11个县镇,是易俗社那个时期经历最广、历时最长的一次旅行演出。

高桂滋师长对易俗社在邯郸的演出非常满意,他与梅兰芳先生的秘书、北平国剧协会理事齐如山及国剧传习所主任刘澹云先生、京剧名伶尚小云、杜丽云、高富霞、名武生李万春,红生高北岁等京剧知各人士联系,积极推荐易俗社赴北平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上述人士对易俗社早有所闻,因之便赞同高的主张。

易俗社二次外出的影响也波及到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蒋介石以易俗社移风易俗,改良社会,提倡教育与其它剧社迥然不同,于1932年9月11日给易俗社赠款1000元,加印本社剧本,广播全国。并由当时教育部门颁发褒状,资励戏曲起了普通教育作用。蒋介石的这一行动使易俗社的声誉更加提高,北平剧界邀请易俗社进京献演的心情也更加迫切。

1932年12月2日,高桂滋从北平专电邀请易俗社赴京演出。易俗社主要演员王天民、刘迪民、耿善民、马平民、康顿易、王秉中、汤涤俗、李可易等与其他演出人员在副社长耿古澄,评议长李保庭的带领下,于12月7日到达北平。这是自清末秦腔名演员魏长生进京一声清唱压倒所有剧种之后的第二次秦音远播记录。因此,就在易俗社进京的当日,北平戏剧评论家汪侠公立即在《全民报》上,以“陕西易裕社”为题,介绍易俗社的简史和概况。紧接着,北京知名记者王柱宁在报刊上撰写题为“陕西戏剧团体易俗社访问记”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对易俗让的历史、组织、教学内容、剧本特色、演出经验、演员作风以及不招女生的原因等,都作了详尽报道。几篇有份量的文章见报后,引起人们对秦腔剧种的极大兴趣,在全市刮起“秦腔热”。齐如山、刘澹云先生代表梅兰芳先生宴请易俗社全体演出人员,并邀请京剧名流座陪。齐先生在酒宴上致词说:秦腔在国剧史上颇有其历史之价值,动作规律,严谨合理,与昆黄固无大轩轾也。平中秦腔,衰弱已久,此次能使在京平人士得见真正秦腔,实大幸事。宴会后,齐先生又引导演出人员参观了国剧学会收藏的盛清各朝名剧本手抄本,明代戏曲脸谱,清代升平署档案,升平署扮相谱,名伶身段谱,明版《乐津全书》《陈肠乐书》等等。这些,对开阔易俗社演出人员眼界,增长戏剧基础知识,都很有教益。

易俗社此次在京演出的主要剧目有本社编写的全本戏《美人换马》《官锦袍》《三知己》《大孝传》《玉镜台》《人月园》《段桃娘》《双明珠》等;演出的自编折子戊有《柜中缘》《三回头》《看女》《看病》《可怜虫》《骂殿》《大如意》;演出的传流剧目有折子戏《杀狗劝妻》《宁武关》《杀驿》《折桂斧》《祭关张》《打渔杀家》《走雷》《激友》等;演出的传统全本戏有《忠义侠》《血手印》等。在所有剧目中,观众评价最好,反映最强烈的要数范紫东先生编写的《颐和园》前后本。这出戏又名《赛金花》,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丧权辱国,与外国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赔地赔款,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为题材,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狰狞面目和慈僖太后与李鸿章等人,腐败无能,屈服外国列强的丑恶咀脸。全剧情节曲折,人物众多,剧情跌宕起伏,人物矛盾冲突尖锐,紧扣观众心弦,演出场场满座。“赛金花”是这个剧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她是八国联军武装侵华时京城名妓,与八国联军盟主德国人瓦德西有特殊感情。李鸿章为同列强尽快签定丧权辱国条约,改头换面,私入妓院,乞求“赛金花”向瓦德西说情。特定的历史环境将“赛金花”这个风流一时的全国名妓,推向各种矛盾冲突的交叉点上。演好这一角色确有一定难度。但继刘箴俗之后的易俗社第二代台柱子演员王天民,以自己扮相俊美,唱工缠绵,做工揣摩善颦善笑的独特风格,入木三分地演活了“赛金花”。当时的《全民报》连载署名“大同”的题为《陕西通讯》文章,在评论易俗社的演出中指出“易俗社抵平先声夺人,观者云集,若王天民者,谓之长安城中梅兰芳较为恰当。”随团赴京的封至模先生也撰文赞扬王天民“擅长闺闭旦,扮相得一‘腻’字,身段得一‘娇’字,唱工得一‘柔’字,做工得一‘细’字。脱尽秦腔火气、粗豪之短。”天津《大公报》刊登“北平特讯”,在评论王天民的演技中指出“主角王天民的细腻表演,不独拉住不少戏迷,并且把许多印戏剧素无缘分的人也都吸引住了。一般人都同声赠他一个‘陕西悔兰芳’的美誉。”另外,在这出戏中扮演慈博太后的刘迪民,扮演光绪皇帝的刘清华,扮演瓦德西的王秉中,扮演李鸿章的耿善民,扮演李莲英的汤涤俗等演员,也各有所长,做工扎实,得到观众好评。

易俗社在京演出引起轰动后,当时居住天津、已临晚年的真“赛金花”也感慨万端,专程从天津赶来看《颐和园》前后本的演出。易俗社领队人员盛情接待。她对剧本情节和演员表演从主流上给予肯定,基本表示满意。唯对戏中“赛金花”幼年受骗,陷入娼门、鸨母淫毒、弱女流离的困苦情形来加描写认为美中不足。她临行时,全体演出人员列队欢送。大家在鼓掌送行时,才看待她虽已头发花白,脸上皱纹不少,但衣着不凡,身披黑绒精制斗篷,脚登西洋女式高跟黑皮鞋,一身毕挺合身西式服,行动飘洒大方,仍有:“徐娘虽老,风韵犹存”的风度。她的随行人员有两个夜晚专为她打灯照明引路侍女,还有两名安排生活和料理家务的人。天津《大公报》刊登了题为“不堪回首话当年”的通讯文章,详细报道真“赛金花”观看《颐和园》前后本的经过,并配发真假“赛金花”合影留念的照片。这张报纸付印后,引起观众极大兴趣,被枪购一空。

1932年底易俗社结束首次北平演出,于1933年l月4日乘火车赴山东济南和江苏徐州,又为当地驻军相继演出数十场,直到1月底才返回西安。自此,易俗社自1932年5月21日离开西安直至1933年1月3l日,先至信阳,继至郑州、河北、山西、北平、再转济南,复经徐州、开封、郑州返陕,行程万里,巡回演出五省一市,历时近一年,也是陕西秦腔史上又一新的篇章。.

(五)第二次赴北平演出。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占领我国东北后,又于1937年染指华北,与蒋介石、何应钦先后签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进而占领我冀东,企图进一步控制平津,吞并华北。在全国爱国运动和舆论的压力下,汉奸黄郭、亲日派何应钦被迫离开平津。原西北军冯玉样部29军调驻北平,宋哲元接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为稳定人心,安抚士气,宋哲元于1937年5月初,电邀易俗社赴北平演出。经社评议会研究,抗日救亡为国人意愿,宣传抗战,鼓舞人心是应尽义务,欣然应命。为保证演出成功,合并甲、乙两班学生,由副社长耿古澄、评议长封至模率领,于6月6日到达北平。

这次赴平演出的核心人物是封至模先生。他早年就读北京,1923年毕业于北平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很早就结识了陈大悲等知名话剧活动家,积极参加话剧演出活动。随后又向京剧老教师王寿山,王多芳、李宝琴等学演京剧,参加梅兰芳、余叔岩等组织发起的国剧协会,结识了齐如山、程现秋、荀慧生、尚小云、小翠花、徐碧云、刘仲秋、郭建英等京剧界名流。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进取心强,精通话剧、京剧、秦腔三个剧种的演出艺术。加之,他又是一位爱国心切、致力抗日救国的知识分子,对易俗社分配的任务,踊跃接受,尽力完成。出发前,他以饱满的爱国热情,认真改编了《还我河山》和《山河破碎》两个大型历史剧目。这两出戏,以南宋民族英雄岳飞、韩世忠抗击金国侵略为题材,鞭挞和揭露了秦桧、张邦昌等奸臣卖国投敌的丑恶行经,借此激发国人的抗日爱国热忱。

易俗社在华北风云日紧,中国人民抗日要求日渐强烈的形势下,再次赴平演出,这对文艺界具有深刻影响。因此,易俗社刚一进京,新闻界知名记者和戏剧界名流就争先采访或拜见。面对此情,易俗社不得不于6月8日在中山公园招待北平新闻界人士。教务主任封至模在致词中说明了易俗社二次赴京演出的宗旨。在京的汪侠公、翁偶虹、吴幼苏等戏剧界名流也出席会议。

6月13日,易俗社开始在怀仁堂、哈尔飞、西苑、南苑等剧院正式演出。由于易俗社这次演出,宗旨鲜明,剧本进步,观众极多,一开始上座率就很高。6月17日,《全民报》在报道首场在怀仁堂演出的盛况时写道:“观众极多,足无隙地,无票遭拒于门外者大有人在。观众欢迎之情绪,诚为尽见。”文章同时严肃而沉痛地指出,“当此国难严重之日,实于宋朝无二致。宋时君昏臣懦,畏敌如虎,因循苟且,只图贪生,抗敌之土,不能见容,奸狡当权,卖国误国,卒至论于异族,在民族史上留污痕。”认为“上演两戏写历史的伤痛,促民族之觉悟,震聋发聩,立懦惊玩,实观现时之中国下一针眨。方今举国民众,抗敌殷切,故亦欢迎此抗敌救国主义之民族佳剧也。”《全民报》还于6月30日转录陕西诗人闲云在观看《还我河山》一剧后历写的抒情诗。其中最后一首写道:“兴亡遗恨付清波,寄意弦歌感慨多,错采镂金凭妙笔,起哀振懦费吟哦。”

易俗社二次赴北平演出时,也正是军情紧张,人心慌乱,全面抗战将要爆发之日。现实往往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对于易俗社的演出,也引起那些投敌叛国的汉奸和反动文入的强烈不满。他们把易俗社的演出诬蔑为“蛊感人心,野声刺耳。”封至模先生针锋相对,在《京报》发表文章,介绍自己改编《山河破碎》《还我河山》两本戏的写作意图。他说:“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戏剧是大众意识的表征,在家破国亡的时候,是冲锋破敌的际节。两剧其不得如何的剧本,唯一的希望是,不要把它当作过时的历史看,一个国家或—个民族到了被外族侵略,国将不国的时候,总有几个或大或小的汉奸,媚外卖国,为人权役,或将国上拱手送人。宋时李纲一力主战而被谪,岳飞以恢复自任而被害,韩世忠、梁红玉功勋盖世而至隐退,观此而不扼腕而叹,奋臂而起是无人心也。再回观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华民族,现在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否与南北宋相若?!我们只有大声呐喊着,山河破碎了!还我河山吧!”

易俗社二次赴北平演出20多天后,局势已经相当紧张,不少好心朋友规劝封至模尽快率演出人员归陕。但他始终镇静自若,组织大家认真演好每场戏。直到“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他与耿副社长才率领全体演出人员离平返陕。易俗社二次赴北平演出时间虽短,但却以它特殊的意义,永载易俗社及秦腔东征的史册。

(六)创作情况。

从结束武汉演出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5年时间内,易俗社的剧本创作除“虎烈拉”流行剧烈时期受到影响外,其余时间基本上保持了外界评论的“数量多,质量好”的优良传流。这一时期创作的剧本主要有:1922年11月吕南仲创作之《端阳八种曲》、高培支《侠风奇缘》。1923年孙仁玉之《新年八曲》《传国八曲》,吕南仲之《十二周年念纪八曲》,范紫东之《大孝传》,卢绪青之《青天白日》。1924年春,孙仁玉之《五花门》,卢绪育之《绣囊记》、王辅良之《一线天》,范紫东之《美入换马》。1925电年,吕南仲之《紫碧鱼》,王辅臣之《一磅肉》(外国题材),孙仁玉之《螟蛉案》。1928年,孙仁玉之《卢山奇迂》,《六婚姻谈》。1929年,孙仁玉之《新荒奇策》,员培支之《爱国奇女》,范紫东之《三知已》。1930年,孙仁玉之《五台案》《芙蓉屏》,范紫东之《宫锦袍》。1932年,孙仁玉之《泾惠渠》,范紫东之《萧山秀才》。1933年9月,谢迈千之《温水之战》,封至模之《蝶哭花笑》《水掩下邳》。1934年,范紫东之《关中书院》,樊仰山之《杨贵纪》,郝心用之《烛影斧声》。1935年,封至模之《还我河山》,郝心用之《对玉玺》,封至模之《箭头鸳鸯》。1936年,郝心田之《春秋配》,王绍犹之《新紫霞官》,樊仰山之《李秀成》,郝心田之《万福莲》,赵松崖之《山海关》《左宝贵》。需提一笔的是秦腔剧作家李逸生、李友鹤在此期间曾为马平冗辅导了自己长期要演的《蒋于盗书》。演出时,被肖长华、马福禄赞为“博士”。马博士之艺声得播三秦。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寇入侵轰炸,国民党政权的日趋腐败,给易俗社各方面的工作都带来损失。现将这一时期的基本情况和重大历史事件分述如下:

(一)人事机构的变化。

1927年12月,举高培支为社长,耿古澄为副社长,胡文卿为评议长,范紫东为编审部长之后,到1938年12月社员大会决议:社长、副社长、编审部长及全体评议在非常财期,一律连任。本年11月,第十届戏曲专修科肖润华、米钟华、车裕民、雷震中、贺孝民等lo余人毕业。1939年12月,王绍犹、淡栖山被接收为社员。1941年1月,招收第十二期新生贺孝民、刘幼民、杨天易、贾明华、杨兴华等20余人。1943年,第十二期雷振中,胡新中,刘秉国等60余名学生毕业。

(二)西战团与易俗社。

西安事变后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告成,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酝酿成立战地记者团和战地剧团到前线去宣传演出。1937年7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由著名作家丁玲任主任,成员大都是抗大的学生。1938年3月初,西战团奉命由山西前线来到西安开展工作。西战团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西安抗敌救援会的协助下,住在莲湖公园附近一所中学,演出地点选定在易俗社。

当丁玲首次与易俗社社长高培支联系时,高出于对共产党文艺团体的不甚理解而有戒备之意。高口头答应西战团在易俗社演出,但以“易俗社的经济问题和其它大问题一样,都由社委会和全体成员集体决定”为由,坚持“每场演出必须交100元的剧场租用费。”丁玲迫于无奈,只得答应这个条件。

高培支强调上述条件,一则是对西战团缺乏了解,二则也确为当时困境所迫。那时候,为避空袭,高培支经常率领学生每日黎明前出城,到南乡关音庙巷上课、练功、排戏。夜戏很难维持,收入极为微薄,每月只能发四分之一的薪金,连高培支社长也为了生计不得不去中学兼课。但当高社长看到西战团上街刷抗日标语,贴宣传抗日戏报,演戏时座无虚席,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颇受感动。他又看到,西战团在开场演出时,除演员、乐队外,领导和其他人员都参加服务工作,如检票、对号、打杂全包下来。这一切,使高培支社长对西战团的认识起了根本变化。他在易俗社的社员集会上,多次要求大家以西战团为“梨园楷模”,学习他们的吃苦精神。随后,西战团演员演古典戏困难很多,易俗社允许他们随便选用社内的戏装、道具、布景;西战团要演秦腔,易俗社演员王天民、肖润华、车裕民、杨荫中等帮助他们化装、贴鬓;文武场面由易俗社包下来。西战团演秦腔时演员有了病,易俗社演员肖国华立即顶替上演。高培支先生还决定将西战团应交的场租费由700元减为200元。西战团离开西安时,易俗社还送给西战团全套生、旦、净、丑行头。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套完整的秦腔行头,西战团从此便能够独立演秦腔剧了。据“西战团”演员夏革非谈他在延安演出了王天民教的戏,延安观众说:“延安来了个王天民”,同时,易俗社不少演员受“四战团”的形响,不少人加入“良选队”唱抗日歌曲,肖润华创办了“学生励进会”。

(三)心忧国难,积极创作。

日军入侵,国难当头,激发了易俗社新老知识分子的创作情绪,他们创作了许多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剧本,主要有:1938年,冯杰三之《投笔从戒》,郝心田之《平民革命》,樊仰山之《长江会战》《血战永济》《湘北大捷》《民族魂》《从军行》等所谓抗战五部曲。王绍犹之《双思记》,范紫东之《安眠圣药》,淡栖山之《保卫祖国》,张镇中之《民族之光》和《闵行镇》,新编之《李秀成》。1939年,谢迈千之《红粉青萍》,谈栖山之《民族英雄》,王绍犹改编之《新忠义侠》。1940年,冯杰三之《木兰从军》。1941年下半年,樊仰山之《肖夫人》《凤凰山》,范紫东之《盗虎符》《光复汉业》,王绍犹之《拷红娘》,冯杰三之《豪曹剑》。1942年上半年,范紫东之《金手表》《紫金冠》;同年下半年,樊仰山之《梅花岭》,冯杰三之《新和氏壁》,范紫东之《鸳鸯阵》《一箭缘》。1943年12月,樊仰山之《火牛阵》,谈栖山之《金真记》,范紫东之《燕子笺》前后本。1944年下半年,淡栖山之《雪鸿泪史》《孟丽君》;范紫东之《金川门》《烈女传》;樊仰山之《出师表》《续衣带诏》,薛寿山之《棠棣园》。1945年下半年,肖润华之《怨日行》,樊仰山之《平蛮策》,冯杰三之《范眼相秦》,范紫东之《琴箭飞声》,张守铭之《新乐桥》等。这些剧目都是由高培支把演员带到距城十余里的防空袭的疏散点观音庙防空洞中上课排演出台的。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加紧对广大群众的压迫剥削,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易俗社和各剧团都深感正常演出无法进行,迫于无奈,只好对演出人员按面粉折价发薪。易俗社演员、学生为生活所迟,各自谋生,日间摆摊设点,卖水卖烟,夜间仍然归社演出,分一份口粮,少数沉伦堕落,吸毒贩毒,整个易俗社形成瘫痪状态。到了1949年春的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政府、军警、特务、税务局、所等,视易俗社为一块肉,争相染指,盘剥勒索,诸如“娱乐税”、“印花税”’“义务警察捐”、“训练捐”、“防空捐”、“慰劳鞋袜捐”、“柴炭捐”、“民众教育捐”、“基干国民兵服装捐”、“清洁捐”、“路灯捐”等名目繁多,千奇百怪,纷至沓来,难于应付。全社234人,每晚演出收入尚不够一日三餐蒸馍米汤,生活陷入绝境。

这时期的人事机构变更是:1946年1月20日,易俗社社员年终评议会选理事,高培支、范紫东、马彦翀、樊仰山、谢迈千、师子敬、刘介夫、叶新甫、冯杰三当选为理事。本年12月,第十三班学生贺孝民、杨天易等24名学生毕业。1947年1月3日,社员评议会选举高培支等八人为理事,叶新甫、胡文卿、李保庭为监事。1948年夏,高培支辞社长职务,举徐裕如为社长,马彦翀为常务委员,王绍犹为总务委员兼剧场主任。社务全靠马、王维持。

解放战争时期创作的剧本主要有:1946年下半年樊仰山之《秦良玉》,范紫东之《京兆画眉》,冯杰三之《盗宗卷》。1947年下半年,范紫东之《新华梦》《风雪阁》,王绍犹之《常香玉》亦名《金支玉》,樊仰山之《清官案》。1948年下半年,范紫东之《伉丽会师》,米钟华之《断肠桥》。1949年下半年,淡栖山之《江山美人》,米钟华之《李宸妃》。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才使易俗社否极泰来,开始新的历史篇章。党和人民政府先后为易俗杜派来了文艺干部田益荣、杨公愚、薛增录等进行“改人、改戏、改制”。这些闪光的史篇容后再续。

附录

易俗社发起创办人名单

张风翙 郭希仁 井勿幕 扬西堂 陈树灌 王伯明 高培支 胡文卿 刘介夫 南雪亭 张仲良 王普生 杨淑基 李宝亭 刘风汉 贺真甫 杨松轩 李椿堂 谢彩臣 惠春波 甘聘莘 周小溪 郭晓岚 刘俊生 寇 遐 杨鼎臣 史吉人 石强斋 王兴哉 朱淑芳 张密臣 赵占知 杨子廉 薛卜五 宋向晨 邓敬亭 王盈初 宋芝田 曹印侯 黄锡九 许伯漳 严敬斋 朱叙五 王友卿 朱养秋 井崧生 党松年 邢绍光 张德庵 张风岗 党自新 任伯修 温样亭 王子厚 马青山 张勋臣 郭藩臣 朱联五 郗立丞 李性初 高仲涵 许喻斋 彭仲翔 汤万宇 折象贤 王三省 雷仲南 王润生 刘季村 贠升明 刘允臣 崔叠生 杨斋川 郗少初 杨正固 刘靖清 张生五 杨锦江 刘汝昂 张仰厚 张聚廷 李德新 王雨村 王秀山 王子厚 周清斋 查子益 刘蔼如 马克斋 刘绍文 王麟编 团灵仙 孙润田 陈仲谦 阎英秆 王舜臣 冯道生 蒋受先 师干臣 张明轩 杜荫亭 李百川 韦协度 刘吉六 范卓甫 史周卿 吴功臣 马彦若 于海论 李可亭 赵章甫 阎仲珊 宋锡候 翟耀庭 张西轩 陈伯云 李静庵 李自洲 季坤生 郭林亭 王伟斋 苏民德 邹东山 王伯铭 郭微三 樊少轩 刘兰谐 吕柳桥 阎季三 姚树郂 张义庵

以上共计136人

易俗社创办赞成人员名单

赵和庖 雷绍元 辛景陶 叶俊卿 景俊卿 刘硕儒 武介巨 蔺礼南 李建臣 吴德斋 王虚堂 姚仲玉 常少亭 李友堂 了益围 刘亦笙 李子炳 张子培 韦发源 杨帝臣 施雨田 季明初 李芳生 郭益斋 贾仁甫 王敬之 温冰解 王品山 毛树轻


本文来源于 《陕西文史资料 第21辑》 , 陕西人民出版社 , 1988年8月第1版, 作者: 雷震中、王蔼民

录入错误,可能对会原文有所伤害,请谅解。前几天在电视曾看到王蔼民先生一闪面。雷震中先生的近况不了解。借此机会,向原文作者雷震中、王蔼民先生致敬!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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