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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陕西文物大案

2018年06月13日 18:45:34来源:搜狐历史 作者:终南山故事 浏览数:1766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陕西是周秦汉唐故都所在,地下地上拥有丰富的文物资源,盗掘古墓事件多发,掘井挖土和农田耕作时候,不时会发现文物。晚清民国时期,由于保护不力,致使大批珍贵古物、古代遗址遭受摧残与破坏。

新闻

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1934年1月27日)

面对此种状况,1934年成立的陕西考古会痛下决心,力图革除旧弊,期望能够尽快抑制陕西古物被肆意盗掘、盗运的势头,先后参与并受理了大量古物案件,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调查、侦破与处理结案工作。

这里选取部分文物大案以飨读者。鉴于文章篇幅以及事涉今人等种种缘故,文章中隐去真名,姓名均使用化名,均用英文字母代替,请勿对号入座。

案例展现时尽量做到吻合案卷,客观公正;一些不利、不尊重涉案人员的语词,也尽可能予以扬弃。

一、凤翔县私掘古物案

1934年6月18日,凤翔县城附近突降暴雨,在县城外,更是水流成河,A某的田地内冲出大缸一个。

凤翔县东城门附近(民国时期)

第二天天晴,家住县城的B某到这个地方挖土,发现大缸,里面发现宋金瓷器数十件以及其他古物,急忙回家告诉自己的母亲。

凤翔县八角开元寺(1933年)

其母欲得此物,又恐地出宝物,私下占有或遭神灵降罪,乃至县城城隍庙求签保佑。谁料,她们求得上上签。

B某母女遂于20日中午伙同房东C某的儿子带着镢头前往挖掘,当时就将大缸砸破,取出全部古物,计用竹笼覆草遮盖,分作四次运回C某家中。

凤翔县东湖喜雨亭(民国时期)

B某母女挖掘古物之事,让路过居民D某等人不经意间发现,告知田地主人A某。

A某立即前往C某家中查问此事,未料C某已与B某母亲商议,秘密将古物分割收藏。在文物出土地点的田主A某质问下,C某妻子及B某母亲都说所挖出的大缸、瓷碗等俱已破碎,无物可寻。

凤翔县东湖公园内苏公祠(民国时期)

A某大怒,诘问年龄尚轻的B某究竟怎么回事?B某语言含混,致A某更心生疑窦。情急之下,A某将C某父子与B某母女告上凤翔县政府。

凤翔县A某控告的状纸(第一页的开头)

在案件审理的日子里,C某备办酒席,邀请A某赴宴,说“所挖出的缸碗,已经挖破,彼伊家小儿弃在伊家井中”,劝A某放弃追究。

A某不答应,仍坚持上诉。C某见状,恼羞成怒,乃“设谋定计,假设圈套”,让B某母亲手持剃头刀寻死,逼A某了事。A某无可奈何,便赴县政府跪地喊冤。

C某又托邻居拿十个大洋给A某。A某坚决不答应,又以出土古物之地与居民E某的田地相连,拉上E某一起,再次将C某等告上县府。

凤翔县政府在A某多次控告之下,遂将被告C某等人先行拘押。但不久该县政府在人情关系撮合下,竟将被告完全开释,判决无事。

凤翔关岳庙牌坊(1936年)

A某闻讯后惊诧不已,偕E某再次催案,迫凤翔县政府开庭受理。案件一拖再拖,毫无结果。这时候,C某的“族人助谋云,若到不得已时,将古董献于公家,总不与民给一件”。

凤翔敬诚会馆之戏楼(1933年)

因此,A某直奔西安告状,控诉于陕西省政府。

陕西省政府接报后,于1935 年4月26日发布第2289号训令,饬令该县李县长依据古物保存法第七条“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之规定,“详查彻究”,追回古物,勿使流失。

陕西省政府第501号训令(1935年5月16日)

陕西省政府又在5月16日下发批第501号训令,重申前令,并饬令凤翔县长“将挖出各件,悉数追缴,具复核夺”。

与此同时,陕西省政府还致函陕西考古会,让考古会委派专员予以配合,同时下发第501号训令命令凤翔县长“将挖出各件,悉数追缴,具复核夺”。

凤翔县城城墙(民国时期)

凤翔县政府不得不召集原告、被告双方,重新审理此案,将所有出土之物追回,收归公有,并对于私挖和藏匿古物的C某、C某儿子以及B某母女责以严词,课以罚金,遂结案。

二、长安县私藏古物案

1935年,长安县南乡某村村民A 某因常年在外,无人耕作,雇请了一个伙计叫B某在家干活。11月28日这一天,B某去田里给东家A某干活,取土打胡墼。由于要干的活比较多,临时请一位村民,名叫C某的人一起干。两人协作愉快,有说有笑。

突然,B某、C某挖土时挖出了文物,发现了“玉炉一座、玉尺两件、玉璧两件、玉刀两件”。

香积寺(1920年)

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距离著名的唐代寺院香积寺并不远。这一片地方是人文鼎盛之地,因此出土这么多玉器,也并不奇怪。问题是,这些文物归谁呢?从而引发了一场轰动的官司。

A某的控诉状第一页(1935年12月4日)

后来据田地主人A某说:“C某等见物起意,隐匿不言,私将等物计(寄)于本村D某家。而D某父子一见,知为珍品,口头答应给B某大洋三十元,使勿外言”。

A某的控诉状第二页(1935年12月4日)

12月初,B某至D某家讨要许诺的大洋,谁知,D某父子与C某均否认有给大洋之事,双方因此大起争执。争执中发生肢体冲突,B某力衰被打,乃将此情告于A某,A某大怒,于12月4日写状向陕西考古会控告,敦请搜缴古物,为民做主。

陕西考古会第一次会议修正通过之办事细则部分章节(1934年2月5日)

陕西考古会接状,派干事一人协同长安县政府职员一人前往南乡某村,秘密调查,查得古物出土地在“村南距约二百米”,“四面均属平坦麦田,出土物距地面仅有尺许,至发生古物就一般舆论与A某案称各节多属实情”。

西安南郊民国地图(1934年绘制)

“D某闻A某报告官府后,于旧历十一月初五日请本村三名见证人,当面将古物交还C某,并未通知B某,且仅交出玉壁、玉尺、玉刀等,较原案所称数目尚短少玉炉一个”,今“C某携古物避匿不面”,村人均言“C某行动由D某父子指示”。

据此,陕西考古会认为,所出之物当为周秦时代,“玉尺两支”在“学术上、度量衡关系上至重”,“故必追出方安”。

因此,陕西考古会在12月7日呈函向陕西省政府汇报,请“派警传A某、B某、C某、D某等到案质讯”。

陕西省政府、长安县政府位置(1934年地图)

12月9日,陕西省政府发布第7884 号训令,命令长安县翁县长“即便密速传提D某等到案质讯,勒令缴出原匿玉尺等件,并将经过详情具覆核办”。

长安县翁县长关于此案的手札(1935年12月25日)

12月26日,长安县政府受命开庭审理此案,原告、被告各执其词,互不相让。在长安县政府和陕西考古会陪审人员的严词批驳下,C某等同意将玉璧、玉尺、玉刀等物缴还公有,余玉炉一个则未缴出。此日开庭,“谕令D某、B某等取保听候”,等待再审。

休庭之后,原告、被告各自寻找关系缓颊,致第二次开庭审讯玉炉案事终未成为现实,案件不了了之。

三、西安“伤兵”扰乱考古发掘案

1936年4月初,西安兴隆巷某民居中动土盖房,无意发现古墓一座。

兴隆巷位置(1934年地图)

兴隆巷地望,当西安城垣南部东西向高阜北侧,南临南城墙,西接端履门大街,东南数百米近和平门一带,即为名闻遐迩的下马陵,俗称“虾蟆陵”。

董仲舒墓(1928年)

下马陵一带,至晚在汉代以降就是长安城南一处重要的墓葬区,葬骨累累,明清以来居民建房取土时有见之。传说的董仲舒墓就在这里。

陕西省政府训令 告知各机关配合陕西考古会工作(1936年)

这次居民盖房发现古墓的事情,让西京筹备委员会调查员夏子欣闻知,立即报告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

4月8日,张继指示该会秘书长龚贤明致函陕西考古会,“请设法办理”。

陕西考古会第三次会议(1936年11月16日)

陕西考古会接函后,立即“派助理干事顾端甫察看后,决定自本月十一日开始发掘,仍由顾助理干事督工以明究竟”。彼时在场者,尚有西京筹备委员会派员夏子欣。”

陕西省会公安局汽车巡查队(1932年)

考古发掘的第一天,就来了好多人围观,妨碍了发掘的进行,因此,陕西考古会专函请陕西省会公安局安排就近公安分局派公安生二名,维持秩序。

谁料当日下午四时许,突有军人教养院军人十余名强进发掘范围地内拥挤,致碍工作。经该员劝其退后,不惟不听,反喊声用砖石瓦块任意乱抛,工人内多负伤,顾干事腰部受伤较重”,迫使发掘工作不得不“半途中辍”。

陕西省政府委员会发布有关国立北平研究所拟与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议决案通知(1933年11月3日)

事件发生后,陕西考古会立即向陕西省政府发函报告,详述事情真相:“似此目无法纪,若不从严惩办,考古前途殊多障碍。”“除本会负伤人员即为医治外,所有军人院军人殴打本会发掘职员等情,相应函达,即希贵府查酌办理”,并希望“贵府转饬公安局即派武装警士前往弹压,俾便继续工作”。

武装警士戴防毒面具训练(1934年)

陕西省政府接到陕西考古会的函报,立即训令省会公安局抽派武装警士前往弹压,并指示广仁医院收治伤员,以期痊愈。同时还训令军政部残废军人教养院,迅即查明肇事军人,训诫约束,严加处理。

陕西省会公安局与广仁医院等单位接到省政府训令,均相继赶赴现场,履行职责。当时的军政部军人教养院院长接函后回函省政府,谓“考古会当在兴隆巷发掘古墓时,军人、民人拥入地内参观者均多”,仅仅根据服装,难以判断闹事者属于本院。

民国时期某伤兵教养院上课情形(1933年)

这样的回函,让陕西考古会大为不满。兴隆巷冲突,盖因军人教养院对属下往日约束不力,军人教养院地址在西安东县门街,其成员往日缺乏约束,屡屡惹是生非,给驻地附近居民造成很大的烦恼。

如果这一次隐忍,必致肇事者更为浮嚣,何益于世?陕西考古会故力主严办。在考古会强烈要求下,陕西省政府不得已再发函件,训令军人教养院严肃查处,不得推诿。

于是军人教养院收回成命,提出道歉。

西安南大街(1935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此一事件,西安某报记者竟无视事实,混淆黑白,妄称起因“当由考古会声明负责,亦必须由考古会公开出面向军人教养院致谦”。

陕西省政府(20世纪30年代初)

更离奇者,获悉事端发生而姗姗来迟的省会公安局于事端平息后,还闪烁其词地报告省政府,谓兴隆巷冲突,已“饬派服务员前往,会同考古会以和平方法处息矣”。

“伤兵”滋扰考古发掘现场事件发生在省垣西安通衢,而承担秩序维持的省会警察竟不能负责挟制,导致发掘者一人重伤,多人轻伤,造成恶劣影响。

董仲舒祠堂(1936年)

这样,迫使此次考古发掘来去匆匆,不得不草草宣布收场,以至于后来发掘资料的保管整理,也不得不搬迁到下马陵东侧的董仲舒祠悄然进行。

陕西考古会第一次会议签名(1934年2月5日)

从1934年2月陕西考古会成立至1941年解体,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陕西考古会之上述举措,不仅使大批珍贵古物免于流失与毁坏,而且还极大地震慑了盗掘、走私古物的不法分子,对于其后陕西一地古物法令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全社会古物保护意识的滋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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