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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建筑风水学说

2019年01月04日 07:13:23来源:头条号 作者:周慧彤 浏览数:219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传统中国的建筑,无论是城市、皇家的宫殿,士大夫的居宅、园林,还是一般的民居,除了受到来自宫方礼制和法律的约束以外,还与民间一直流传的风水之说密切相关,并由此而形成一些与建筑相关的习俗。在明代,无论是营建城池,还是宫室,无不与风水学说相关,而将风水应用于建筑物的营建过程中,除了出于福荫后人这种观念之外,其实更是为“生人计耳”,也就是为活着的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居住与生活环境。

住宅风水学说及风俗一般认为,自周以后,才岀现堪舆之说,而且多用之于建造都邑。如《尚书》所谓达观于新邑,营卜瀍涧之东西”,《诗经》也说“考卜维王,宅是镐京”,如此等等,均属其例。

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古代的风水择吉术,完全可能是脱离五行而存在,而通常所使用的是简单的天文学原理与数字幻方。换言之,在中国建筑风水术上,住宅或洛书之数的组合应该早于五行之说。

明代城市位置的选定乃至建设,也非常讲究风水。明初定都金陵,当然有其特殊的考虑。但从风水上来说,在晚明已经不断有人对其提出批评,主要有郑晓、顾璘。他们的依据是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秦淮河又是西注,与风水学上的“砂关琐”不相应,根本不宜作帝王之都。这是一种看法。而顾起元的看法正好相反,他对金陵城的风水有独到的见解。尽管顾起元对金陵城的垣局与他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金陵城的风水,是以逆水而结气力,与中穿而落者,稍觉不同,而金陵城緣江翊卫也终究稍嫌单薄,的确不如北京城的雄壮而厚大。

谢肇淛认为,金陵不宜作为帝都这种看法尽管有些太过,但天下犹如人的一身。帝都之建即使不在元首,也应该在胸如明代这样大一统的帝国,金陵正好在左腋下,何以运转四方。一般认为,天之北极,属于人君之位,必须正中而近北。而北京正好与此说相近。明代自成祖时迁都北京,尽管其原因相当复杂,但确实也有出于风水方面的考志。晚明学者对南北两京从风水上进行论证,无非也是为了说明迁都的正确性。北京城同样有风水的存在,而且终明之世,明朝廷对北京城的风水也进行了刻意的保护。按照一般的说法,北京城的西北,“俱堪舆家当忌”,是朝廷的风水之脉,所以当时对玉泉洑流的上游就下令加以保护,禁止在西山凿石挖窑。

开封城的营建,很多就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开封城的地脉,原自西来,所以只有西门是直通的,其他四门全是屈曲旋绕,其目的就是担心走泄旺气。整座城池,势如卧牛,故称“卧牛城”。城内周王府前有一座兴龙桥,又有左、右龙须。东自锭匠胡同,往南至大店,过鼓楼而东,由鹁鸽市向南,东至第四巷,南抵宋门大街止;又自鼓楼往东至五圣角向南抵宋门大街止,称为“左龙须”。西自武庙,往南,至钟楼。折向西,再向南转弯至半截街南,一由钟楼口往南,过馆驿街西口折向西,过开封府署,西南抵达城墙。一自馆驿街西口,由延庆观西南,抵达雷家桥南,称为“右龙须”。

又南门内大街,有大隅首。西门内大街,有大爪隅头、小爪隅头。又有三山:土街为一山,爪儿隅头为一山,夷山为一山,称为“三山不显”整座开封城,东冂偏北,宋门偏南,南门偏西,西门正直,北门偏东,称为“五门不对”。钟楼、鼓楼,再加上铁塔寺,全是用来镇城中旺气,并起到下压的作用。

独石堡城,为开平卫治所在地。起初由阳武侯薛禄上奏筑城。在筑城之时,僧人庆西堂因精通地理之术,“奉命相地”。这又是修筑一般城池讲究风水之例。一座建筑群有时由于风水的原因甚至与政治发生了重大的关系。明代初年,通建文即位以后撒藩一度相当兴盛而开封城内的周府显然也在被撤之列。当时周府存信殿堂前有一座银安殿,考虑到周藩的王气太重,就将银安殿拆毁,并将唱更楼以及尊义门楼也一同拆去。此外,东华门也被禁止,不再开启四角石上都用钉子钉定,并下令在东华门前推土作台,台所用之土则取自郑州,经火炼熟,可以让其寸草不生。根据风水学的观点,朝廷对周王府建筑的这一番举动,出于以下的考虑:

毁掉银安殿,就是去掉龙心;拆毁唱更楼,则是挖去龙眼;定四角石,则是为了制住龙爪推土作台,是为了克水,使龙不能飞腾。东华门不许开,其意是文官闭口;拆掉尊义门楼,则是武将去头。

明代政府的—些衙门,其建筑的方位显然也与风水之说相关。如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在明代被称为“二法司”。这三个衙门的建筑,必定是在西北边位。如南京建在钟山之阴,北京正好建在国之巽隅,单独自成一区,而不与其他衙门相接,称为“西衙门”。

明代地方学校建筑,由于牵涉到一方士子的仕进之途,尤其讲究风水,所以在明代,经常出现一些重修乃至重建儒学建筑的记载,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改善风水,便于读书人的仕进。如南京应天府学眀德堂后,原先是一高阜,土隆起如坟。嘉靖初年,都御史陈凤梧将高阜铲平,并在上建一座尊经阁。在未建阁之前,府学生员中乡试举人者很多,如景泰四年(1453)开科中式者为200人,其中出自应天府学者达29人。自建阁以后,递年递减,而从隆庆以后,几乎已是寥若晨星。万历十三、十四年(1585—1586)之间,周继出任应天府尹。地撞长玄女宅经之术就从风水学的角度对应天府学的风水作了如下分析:

侨学文庙,坐乾位,向巽位,开巽门而学门居左,属震。庙后明德堂,堂后尊经阁,高大主事庙门与学门,二木都受乾金之剋。阳宅以门为口气,生则福克则祸。他下令,以抽爻换象补泄之法重新修补,在学校的坎位起一座高阁,称“青云楼”高过尊经阁,用来排泄乾之金气。以坎水生震巽二木,以助二门之气,又在庙门前树一座巨坊,与学门前之坊并峙以益震巽之势。再在离位造一座聚星亭,使震巽二木生火,以发文明之秀。又考虑到泮池河水不应蓄于下手,造一座文德桥,以止水之流。学门内原先有屏墙,他又下令拆去此墙,并说:“去此,明年大魁必出此无疑矣。”万历十七年,焦竑中状元,号称其占应验。

我们并不关心这种对学校建筑所进行的风水改造是否应验,因为同是焦竑中状元一事如果说是学校按照风水对建筑进行了改造的结果,那么显然与他家建筑的风水则毫无关系。但事实上另一则记载已经证明,焦竑家的风水也已经决定他必然会中状元。可见建筑按风水进行改造,其是否应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种习俗背后所反映的明朝人崇尚科举的风气以及由此而影响到接受儒家教育的读书士子。

自正统至天顺年间,北京有两座敕建的佛教寺庙,均牵涉到与风水之间的关系。一座是大兴隆寺。此寺初名庆寿寺,金章宗时所创。后因太监王振的上奏,对寺庙进行重新的修缮与改建,于正统十三年(1448)建成,改赐“大兴隆寺”,而且在寺前竖天下第一丛林的牌楼,其壮丽甲于京城数百寺。

到了景泰元年(1450),听从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朱鉴之言深感大兴隆寺的正门,有碍于皇宫的风水,景泰帝下令禁止寺僧开启寺庙的正门,不许鸣钟鼓,并毁去寺前“第一丛林”这座牌楼,以及香炉、幡年。另一座是大隆福寺,始建于景泰三年六月,至景泰四年三月建成,也是“壮丽甲于在京诸寺”。考虑到此寺其地不吉,景泰帝也下令拆去前门牌坊,并禁止寺院鸣钟鼓。至天顺年间,英宗下令毁兴隆永昌诸寺。大隆福寺尽管得以保存,而香火却变得渐渐寂寞,廊庑也很萧条,终究已非昔日香火旺盛之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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