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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卫军:关于倡导关公文化的浅析

2019年07月14日 09:21:44来源:本站来稿 作者:呼卫军 浏览数:1291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人类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英雄辈出,也需要精明和文明的核心领导团体,更需要奉献于大众的贤士。可是,对大多数的人的领导和管理,除了僵硬的法律准绳、泛泛的教化、利剑斩恶等,需要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导,需要用信仰和榜样标杆来良性引导,更需要契合思想的处事原则、价值观共鸣和行为认可来弘扬优良作风。

在当今,扎实学习一些法规、章程深有必要,必须明白幸福从何而来,谁给吃饭,为谁工作与服务。倡导关公文化,贴近民心的高扬民间自觉信服“高人”,对于建立和谐社会也是很有积极意义,能安民、利国就是很有必要的。思想这块神秘阵地,从来不可空虚,但是也不是硬塞就能填实的,群体需要核心人物与核心力量的带领,需要振臂一呼的正能量呼喊,需要模仿的榜样力量。

笔者认为,从夏商朝开始到1949年,几千年文化中中华大地人杰地灵,精英们如繁星一样灿烂较多,在浩瀚民间以个人气质令后人敬佩,做事原则简单而实的人,历史传颂中关公就是不可忽视的高大名人,也可为各行各业优秀工作者明星式的典范,以至于关公的经历变成了“关帝”风格,被视为个性榜样,传承着一种精神文化。

关公精神文化博大精深,民间传说故事较多,但其核心应为:“忠、义、仁、勇”或“忠、孝、仁、义、勇”,也有人扩张说是:“忠、义、仁、勇、孝、礼、智、信”,不论怎么标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有着高度的契合点。“忠、勇”就是不忘初心、持之以恒和敢于担当、善于开拓。忠于自己的选择,是公关一生的高尚情操。能爱国、敬业,即忠于国家、忠于职守,有家庭责任心、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仁、义”就是知大体、有真心,绝不虚应假作,也不见风使舵。遵循正义和同志间的义气,关于承担风险是关公一生的道德追求。“孝、礼”是对亲人有浓情,对亲朋有深情,亲密和睦。“智、信”就是具有做事的巧妙和灵活,为人做事恒定有诚信、讲信用,奉行友善。关公一生,重承诺,守信用,决不失信于人。当今,宣传关公精神文化,能够更好地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入人心,并与广大民众耳熟能详的中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普及,让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根植大众人心中。

南怀瑾先生曾巧妙说: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佛家是百货店。让我看来,关公精神文化,就如同这一条街道中间高耸起的旗杆和旗帜,令工人、农民、商家、学生等在祥和氛围中交易、交际、交往,关公精神价值体系,不仅仅是一种互认的文化,也像标准的一杆秤,能称出每个人在社会的份量,也是市场经济中公平、正义、勤劳、善良的神化之身。

通过翻阅大量资料,才知晓关公文化已随着华人的脚印移植到世界各地,成为海外华人及所在国民众凝聚情感的重要载体与纽带。在东南亚、日本、美国,凡是有华人地区,关庙随处可见,祭祀关公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习俗和文化现象,也充实与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关公精神的文化传承,迎合个人价值追求方向,具有现实榜样的意义。关公文化已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一种真实存在过,有具体历史考证,具有积极影响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公关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关公生平简述:

关公祖居河东郡解(今山西省运城市解州),属中原地域,是汉蜀名将,初为汉民族所崇尚的忠义英雄,后其忠义精神为历代管理所推崇,诚信精神被商界奉为经商信条,礼、仁、智为儒家尊为人伦典范,勇武为平民所敬仰。历经顶礼膜拜,由候而王而帝而君而圣,终演变为威震华夏的中华武圣。对关公共同的信仰增强了整个华夏民族的认同感,在一定意义上强化并凝聚了民族精神,这是任何外来宗教信仰民俗无法替代的。

关公文化前景:

关公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公一生所体现出来的“忠、义、仁、勇、孝、礼、智、信”,是关公文化的精髓,也是关公精神的核心。山西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从1990年起,已举办二十多届,集文化、旅游、民俗、经贸等为一体大型国际性商旅活动,关公文化品牌也越做越强,解洲关帝祖庙已发展成闻名中外的文化旅游品牌,是海内外游客、华人团拜祭奠、凝聚精神之胜地。关公为几千年来海内外炎黄子孙所推崇敬仰。关公文化将会成为凝聚海内外华人的精神元素。另外,通过建立关公文化学,进一步挖掘关公文化的历史遗迹,在此基础上发展关公文化旅游业,开发关公文化的相关产品,推进关公文化与文艺产业的相结合,促进关公精神传承和关公文化事业的长期繁荣。

关公文化意义:

关公信俗在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流行、并一脉传承,其最重要的支撑便是人们对关公文化和关公精神的认同与传播。人们敬关公,拜关公,实质上推崇和信仰的是一种精神寄托,一种所有华人的美好愿景,这种精神和愿景由抽象而逐步完善,因关公而具体而完美而凝聚积淀为一种信仰文化: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仁、勇、礼、智、信,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人伦精义,并为佛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华夏民族的道德灵魂。

关公文化内涵:

“忠”是关公文化的首要内容。所谓忠,现在就是对上级领导的绝对忠诚。能力和忠诚犹如人的左右手,但是不忠诚的人能力越强越让人不放心。忠诚,对关公来说,就是对汉末皇帝汉献帝、蜀汉皇帝刘备的忠,对刘汉皇权的绝对服从,用当代流行语言说,是扎实的团队力量,也就是“铁腿子”。关羽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誓愿“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是关公忠的内容,也是其终生的行动纲领。关公一辈子,认老哥,认兄弟,忠义为脾性。为实现这一目标,关公一生忠心耿耿跟随刘备,“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无论顺境逆境,从未动摇过对刘备和汉王朝的忠诚。最能体现关公忠诚的是降汉不降曹,最终又辞曹归刘一事。当下邳失陷,关公被困上山,张辽以“三罪说”劝降时,关羽则以“三约”作为投降条件。“三罪”“三约”都围绕一个“忠”字。“三罪”是说不降而死是不忠,“三约”则说只有“忠刘”才能投降,投降是为了“忠刘”而非求生。这样,看似“背刘”的投降就成了“忠刘”的不得已之举。投降之后的种种表现也充分体现了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刘”精神。辞曹归刘则更是“忠刘”之壮举。面对曹操百般拉拢利诱,关羽“忠刘”之心坚如铁石。曹让张辽去探问:“玄德待兄,未必过于丞相,兄何故只怀去志?”关公回答道:“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此。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辽曰:“倘玄德已弃世,公何所归乎?”公曰:“愿从于地下。”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充分表现了关公“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决心。当关公得知刘备下落后,毅然挂印封金,不避千难万险,过关斩将,千里寻兄去了。关羽与刘备,除了君臣关系之外,还有兄弟与朋友的关系。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关公的忠,除了忠君之外,还有忠友的含义。此议不无道理。但即便如此,忠友对于忠君来说,也只是从属的意义,因忠君是高于一切的,而且刘备这个“兄友”本身就是“大汉皇叔”,而非一般的兄弟朋友。所以,忠友的本质还是忠君。

“勇”,是关公精神的开拓担当。勇即勇敢、勇武、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精神。从来“说得好”的人,处处太多太多,而“做得好”的人是少而极少。关公之所以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敬仰和传颂,勇武神威是一个基本原因。勇是关公文化最表层,也是最明显直观的内容,最容易被人认识和接受。对关公勇武的认识,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和细心的研究。无论是满腹经伦的文人,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只要看到关公手提青龙刀,跨下赤兔马的雄姿,就可感到其有万夫不挡之勇。经过历代文人雅士的极力宣扬,特别是《三国演义》这一“天下第一才子书”的精心描绘,关公作为“武圣人”“古今名将第一奇人”勇冠三军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温酒斩华雄”,关公初露锋芒就不同凡响,令各路诸侯震惊。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充分显示了关公的神威。在颜良连杀曹操二将,耀武扬威之时,曹操请关公出马。面对颜良严整有序的阵势,曹操说:“河北人马,如此雄壮!”关公却说:“以吾观之,如土鸡瓦犬耳!”颜良则“如插标卖首耳!”然后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风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河北军阵,只“手起一刀”便将颜良“刺于马下”,又下马割了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曹操赞曰:“将军真神人也!”非神人何能如此勇武绝伦呢!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以及刮骨疗毒等事迹,淋漓尽致地刻画丁关公的神威勇武。史籍所载,说明关公确实是一位勇武超群的名将。需要指出的是,勇,如果不受德智统辖,便是莽夫之勇。关公的勇武并非武夫之勇,而是一种在忠义之德统帅下的智勇,是一种有胆有识的智者之勇。《关帝全书•圣迹图•单刀赴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图的释文曰,东吴的鲁肃、吕蒙欲索还荆州,定计邀请关公相会,“帝谓其将佐曰,吾不去,即去而以兵,是示怯也。乃驾舟以往。肃言荆州事,帝曰,乌林之役,吾主亲在行间,戮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抔土,而足下欲收地邪?肃辩之,帝曰,此非吾所能与也。吴人方欲以兵劫帝,周将军仓大目曰,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荆州岂必为吴有耶?帝变色夺刀,目仓曰,此国家事,汝何敢多言!遂携肃手,至江边,登舟别肃曰,吾醉也,幸更会”。“单刀赴肃”这一争夺荆州的斗争,真是斗智又斗勇,充分体现了关公亦文亦武、智勇双全的品格特点,这正是其胜出一般武将的地方。关公非同寻常的勇武,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称颂。中国传统美德中自古就有“勇”的德目。孔子把“知、仁、勇”称为三达德,仁是核心,知即知仁,勇以行仁,三者形成知、情、意一体的德行。

“仁”是关公精神的宅心仁厚。《论语•颜渊》中写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有仁爱、仁慈、仁厚、仁道、仁义等含义。其基本含义是指爱心、爱人之心。关公不仅勇武绝伦,而且宽厚仁慈。 正如曹操的谋臣程昱所言:“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正是这番话,促使曹操在华容道以旧情打动了关公,从而脱险。华容释曹最突出地表现了关公的仁义之心。《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大败于蜀吴联军,战船被烧,“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仓皇逃窜至华容道时,“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伤者甚众”。真是狼狈不堪。曹操动之以情,关公已产生恻隐之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便放走了曹操。“云长回身时……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于是“长叹一声,并皆放去”。关公这种仁具有超乎常人的意义,因这已不是对主、对兄、对友的仁,而是在以刀枪相见、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对敌的仁!而要做到这种仁,则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冒杀头之危险;这是关公心里很清楚的事。这种为了拯救他人,而且是敌人,而宁愿牺牲自己的舍己为人之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看来,无疑是一种十分高尚的“杀身成仁”的“忘我”境界。因此,华容释曹一事被人们看做是表现关公大仁大义的壮举,千百年来受到称颂。尽管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不分敌我的行为,是愚蠢的“宋襄之仁”。关公对敌人都能做到仁,对友、对下级、对一般人的仁,当然不在话下了。《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记述和描绘了关公平生无数的仁义之举,如他善待卒伍,接近普通人,义释貂蝉,在曹营因“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而落泪,等等。也正是由于关公平常对自己人的仁,才有在对敌对己都生命攸关之时对敌之仁。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关公不仅生前是位仁爱之人,而且死后更成为仁爱之神。你看,关帝爷抗敌护国,救灾保民,扶贫济困,惩恶扬善,祛病疗疾,辟瘟禳灾,还可以科场促考,佑人发财,甚至还有给人“送子”的神通,真是一位做尽了善事的菩萨!总之,在人们的眼中,关老爷是什么好事都办的仁义之神。当然,这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期盼。但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仁是关公文化中具有丰富内涵的一部分。“仁”是中国伦理学说中最重要的范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可以说是中国道德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仁”不仅是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道德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也是世俗道德生活中最普遍的道德标准。在中国文化看来,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仁”与“人”“道”是同一的。“仁也者,人也。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又把仁、义、礼、智作为人之“四端”,而仁为“四端”之首。由此可见,仁是儒家精神的精髓,是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关公熟读《春秋》,深谙儒家精义,并身体力行,实践了仁的精神。另一方面,关公之仁,也是儒家文化塑造之功。关公被儒家称为“圣人”,与孔子齐名,在儒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经过世世代代的宣扬,关公就演变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仁义典范。反过来,关公这一仁义典型,又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增添了富有特色的内容。

“义”是关公精神的正气豪情。在关公精神的诸因素中,义的含义最丰富,涵盖面也最广。义,最符合个人品质的元素。关公文化中的义,有两方面含义,第一方面的含义是正义、义气、侠义,这种含义比较接近义的本来意义,是义的一般意义。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义的原义是指合乎一定的道或理,符合某种标准。符合某种标准的行为就称为义,可以引申为正义。它是处理一切人际关系时的道德观念和标准的总概括。这种义又具有先秦时期的侠义精神,关公与刘备、张飞结盟之纽带就是一个“义”字。义伴随了刘、关、张的一生,以结义始,以死义结。这个“义”就是“同心协力,救国扶危”的誓言所表达的堂堂正义。关羽的侠义最明显地体现在两件事上:其一,是在家乡杀豪霸,为民除害。据《关帝全书•圣迹图志•出告庭闱》载:“圣帝二十岁,告父母曰,儿已有后,足奉祖祢,今汉室将尽,宵小盈庭,谁为扶红日照人心者?遂诣郡陈时事。”又据《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全图考•悯冤除豪》释文曰:“圣帝至旅舍,闻邻人哭甚哀,叩之乃韩守义也。遭郡豪吕熊荼毒。吕党连七姓,黠猾事,蔑职纪。圣帝眦裂发竖,命守义至七所,悉斩杀之。”此事即为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记“亡命奔涿郡”的原因。按一般情况,杀人是犯律的,但人们却不这么认为,而把它看成是正义行为,就是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下层民众所推崇的行侠仗义精神。

“智”是关公精神的行事灵活。所谓智,即智慧、智谋、智能,引申为有知识、有文化、有计谋。关羽是一员武将,但并非一介武夫,而具有一般武将所没有的长处,是一位具有儒雅风范的名将。关公的智、文,表现在其平生的活动与人们对其崇拜行为中。水淹七军等征战事迹就是关公智勇双全形象的写照。关公一生喜读《春秋》,最为人们所称道。清代人张鹏翮赞关公“春秋之旨,独得其宗”。此外,相传关公还有少量著述,如书信(致曹操、陆逊等人)、书法(“四好”)、绘画(风、雨竹)与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以及《忠义经十八章》、《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所谓关公的著述书画,有些可能是关羽的,如书信一类。有些很可能是附会,即后人或好事者附加于关公的。但这确实反映了一种意愿,即希望关公具有能文能武的理想的“完人”“圣贤”人格。特别是关于“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的“四好”格言,更体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关公曾谆谆告诫儿子关平:“凡将者,不识文,愚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关公的爱智、重智。关于“夫子”的称谓,也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关公文、智的赞颂和崇敬。“夫子”是旧时对学者的称呼,也是对一般文人的称谓。称关公为“夫子”,既体现了人们对关羽文、智的肯定和赞扬,更反映了人们对关公的某种期盼,反映了人们力求塑造关公完美形象的追求,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的完美人格的向往,人们追求完美的本性最终把关公塑造成为理想的神圣。

“信”是关公精神的为人恒真。所谓信,是指守信用,重然诺。这是关公的重要品质。关公与刘备一日结义,终身恪守,无论环境如何艰险,诱惑多么强大,从未动摇。对关公在曹营虽受厚恩,然“常怀去心”,曹操感到不理解,派张辽去探问。关公明确回答,他曾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对于曹操的恩义,则“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一诺千金,说到做到。在解白马之围后,毅然决然离曹而去,五关六将也难以阻挡。在辞曹书信中,关公曾许下诺言:“尚有余恩未报,俟他日以死答之。”《关帝圣迹图志•圣帝文辞》载:“帝归先主谢曹书”云:“他日幸以旗鼓相当,退君三舍,意亦如重耳之报秦穆者乎。”又云:“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上,普照万方;心在人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羽昔投诚之日,有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归。新受明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臣得会,觅迹求功,斩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之恩,满有所报。其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缄。”关公这些关于信义的表白及郑重许诺,字字真诚,掷地有声。后来,在赤壁之战中,关公果然宁愿违了军令状被杀头,也要在华容道放走曹操。在三国人物中,关公可以说是“信义卓著”的名将,作为关公敌对势力的曹操,对其信义也深信不疑。前述关公降曹时要曹退兵,别人怕其中有诈,曹操却坚信关公“必不失信”。如果说关公的义到了超越敌我的程度,那么关公的信同样超越了敌我。纵观关羽的生平活动。信是其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关公已成为信义的化身。关公的信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对儒家文化来说,信是一个重要范畴,它既是政治上的治国原则,又是伦理上的行为准则。以信为本,取信于民,是重要的治国安邦之道。孔子把信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信”不仅可以熏陶人诚实的品质,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孔子甚至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自己的平生志向。汉朝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传统道德更是把信和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准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经过千百年来的传播和发扬,诚实有信,言而有信,已深深地积淀在人们心底,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信的精神,是关公文化中闪光的思想,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和推崇,有着永恒的生命力。

今日,我们倡导关公文化,是想减少浮躁,化解人与人的薄情,实质是推崇关公的思想和行为,呼吁忠义、孝道、信誉、情感等,仿效其显著的精神内涵,拨显关公人格魅力的“忠、勇、仁、义、智、信”等光亮,在现实中素养高尚情操,使人与人的交往准则升高,远离“钱途”低级的腐朽,努力建设有信念的和谐群体社会。公关精神是我们生活个人价值向往的高度,关公文化是人与人交往的品质认可,是建造清风正气、和谐相处的氛围的一种途径。推行关公文化,对社会和民生以及凝聚华人力量,具有现实和持久的深远意义。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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